从冰箱取出来，用起子把瓶盖打开，“bo”地一声，瓶盖掉落地上。不捡。对着瓶口喝一淡，不由自主地喊一声“哇·……啧啧啧”，之后是难自控的嗝夺喉而出……

你最近还遇见这种饮料吗？玻璃樽可口可乐。你附近的商店估计已经买不到了。

但我的卓坊，它们如约而至。

没错，你卓叔我是个守旧之人。你看，康艺8080收录机，我在卓坊还放着。老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这种“老东西”守老忆青的一种无奈，目的很简单，就是追回逝去的时光。

退而不休的，只剩回忆了。

我是半年前在京东重新发现这种老相好的，我喜欢分享。八九月份，给老朋友谭校长发去几瓶，西安的朋友木南到他公司去谈大部头的设计与出版，他从小冰箱拿出这种“老东西”替代啤酒来接待客人。

谭校长说，当天木南在深圳就待四五小时，一口饭都没吃他的，也就喝了一瓶这玻璃樽可乐，打了三个饱嗝。

木老师“木鸡道”（不知道），近在眼前的这种怀旧玩意儿，是我通过京东从“东西”二字的发祥地、他发光发热的天边西安发来的。现在天涯若比邻，你的采购之手分分钟伸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旮旯。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你可以很轻易地化为己有，这是社会的进步。平台让你的顺手不为偷，维持着公平的交换。

医生说我体寒，不能喝太多冷冻的饮料。为了追求过把瘾就死的感觉，每次喝一两口，就顺势把200毫升中的160毫升，倒进洗碗池，让它付之东流。

其实玻璃瓶樽的可口可乐并没有绝迹。有一次我回家乡泉州，发现我的朋友飞昌的“大泉洲小食堂”，除了有我爱吃的扣肉、带鱼，居然也有这种稀世饮品。而在深圳的卓坊我常常以他当酒，伺应知己。

我的好朋友、吃货冉军说，美味是有时代记忆的。她之所以叫“军”，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军人，从小到大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在东北、在四川、在深圳，每一个时代她适应一种美味，到了后来，每当“重温”这种美味，那些感觉、那些滋味，总能唤起旧时的记忆，一幕幕、一帧帧、一幅幅。

是的，当我今天打着“可乐嗝”，何尝不是这样。

我已经忘了在成都读书那时有没有喝过玻璃樽的可口可乐，但是有强烈印象的是，这种舶来品基本伴随我的职业生涯。1986年开始，我起步于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XOCECO）。那时候中午到湖里老街吃炒饭什么的，总是把玻璃樽可乐当作海带蛋花汤。

我住在海天路之顶——水库旁的海天小区（水库好像叫湖里公园），那时候湖里虽然是老特区，但还很荒凉。记得湖里大道走得最多的是摩托车或单车。

那时在宿舍住的都是单身汉，一套里一人一间，睡的是铁架床。隔壁住的是一个略驼背姓黄的南安籍同事，他是个烟鬼，更是个色鬼。晚上总是不顾一切与普通话说得不错的女友云雨，铁床运动产生的yiyi-waiwai声总是搞得我们邻居几个单身汉荷尔蒙同比增涨好几倍。

平时买东西，就去路边的一个木头搭的小店。而在节假日或者工作日夜晚在店里滞留、与老板话仙的时候，总是叫来一瓶玻璃樽可乐，一边享受气力十足的它，一边听着翻过湖里山而来的台湾广播的靡靡之音，邓丽君的、刘文正的、凤飞飞的。喝完侃足，就把玻璃樽留在店里，省去又押金又换回的折腾。

夏天，风从那边吹来，广播尤其大声。而在店门口叹这种洋饮料，堪称享受。记得当年这种饮料是太古厦门饮料公司出品的。我川大的同学八十年代舌及过这种玻璃樽饮料没有，他们都没有印象，答不上来。

我跟小店老板结缘，是因为我经常把洋酒、洋烟跟他们换钱。当时我是XOCECO海外市场部的业务员，要接待海外或港澳的客人，他们或来谈合作，或来验货，过关总会给我带一瓶酒（通常是马爹利）和两条烟（三个5、万宝路）。我光明正大把它们化作银元了。

1988年新年，我储了烟酒，准备带回泉州过年，孝敬老爸，哪知道它们成了祭品。

在他去世的三个月前，老爸乘着泉州师范的吉普车，到公司总台，让同事说想见我。我说我在接待外商没空，他说一定要见，见完他就走。公司纪律很严，我还是下楼见了他一眼，见他穿着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咖啡色中山装，我递钥匙让他去宿舍等我，或者住一宿。他说不了，没啥事，就回泉州。

我现在还很感恩一个姓郭的前同事，没有他当时的逼迫，那次可能放走老爸，种下未见一面的终身悔恨。

老爸在泉州师范放寒假的次日，因心肌梗死而乘鹤而去。时年他才52。

故事或事故虽都“可口”，然“可乐”隐含的，不全都是可乐的。走过路过都是经过，好事坏事都成往事。人生是一本书，可口但是否可乐，完全取决你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