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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是西汉文坛最最璀璨的明星，但他的身世经历其实迷雾重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司马相如早年“以赀为郎”。后世研究者往往认为司马相如既然有钱买官，自当是富家少爷出身。
可是与卓文君私奔之后，卓家人却说司马相如别的都还好，就嫌太穷，家徒四壁。那么，到底司马相如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怎样的，他是个阔少爷还是穷小子呢？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杜甫《琴台》
这是1200多年前杜甫吟咏琴台故迹的篇什。走在今天的琴台路上，野花与蔓草交织的荒凉早已不复可寻。但璀璨的霓虹光影之间，那个琴台曾经的主人依然身影落寞，乏人问津。不知当年走出蜀郡、仗剑远游的司马相如是否就坐着这样一辆简陋的马车？
但是我想，当他离乡别井的时候，大概也只是默默治装，飘然远去，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这似乎是历代蜀地文豪逃不开的宿命。
他们安于桑梓之时总是寂寂无名。一旦走出这片群山环拱的盆地，却在漂泊异乡的岁月里名扬天下，成为时代和历史的宠儿。司马相如是这样，后来的扬雄，李白，苏轼，也概莫能外。
和那几位后来者相比，司马相如走出蜀地的原因和经过更多疑云迷雾。从成都到长安，从蜀郡少年到天子近侍，司马相如是怎样完成这个身份转变的呢？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只有这简短的一句话：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赀，也就是财产。太史公口中的“以赀为郎”究竟是什么意思？围绕着这四个字的破译，后来学者提出了许多的猜测与推论。其中最为现代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是：司马相如的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比如钱玉趾先生所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一文就言之凿凿地说：
《史记》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赀为郎（用出资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职）”，（中略）买得这样的官职花钱不会太少，说明相如家有极强的经济实力。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
但是，司马相如花钱买官的推断——因为《史记》当中提到“以赀为郎”的记载只有两处，缺乏足够的旁证，所以历代学者对“以赀为郎”的解释都不能说是考据，而更像是推理和假说——早在清代就已经遭到了质疑。何焯《义门读书记》说：
以赀为郎。赀郎犹今择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汉初得官皆由赀算。
——《义门读书记·前汉书四》
何焯的意思是，西汉选官任吏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这其中，家财的丰寡是择吏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古人相信“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只有那些积累了一定身家的人才会踏踏实实替朝廷办差，而对亡命犯禁有所顾忌。所以在西汉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朝官吏都只能从有产阶级中间进行选拔。
照何焯看来，家财的数目只不过是认定赀选资格的凭据，卖官鬻爵的交易在司马相如身上是不存在的。
花钱买官和据赀选官虽然不同，但区别只在于钱怎么用。至于这个做官的人必须得有钱，甲乙两派对这件事儿应该都没有异议。可我们要是因为“以赀为郎”四个字就想当然的以为司马相如该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少爷，那司马迁很快就会给我们兜头泼来一盆凉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后续记载提到，司马相如自中原倦游归蜀后，与卓文君私定终身，他们来到成都时是家徒四壁的：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中略）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堂堂蜀郡首富的女儿竟然跟人家违礼私奔，卓文君的所做所为令父亲卓王孙颜面扫地，盛怒难当。卓氏的叔伯兄弟纷纷前来劝解，他们七嘴八舌地宽慰卓王孙说，司马相如还是一表人才，且官场之内又有人脉。要说有什么缺憾的话，那无非就是穷点儿！
“虽贫”——卓家人的这句话已经把司马相如的真实家底给掀了出来，他还就是个穷小子。可穷小子哪儿来的钱买官？又怎会可能赀选为郎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点：司马相如以赀为郎是在他离开蜀郡、出仕中原之前，而卓家人说他贫穷，却在司马相如返回蜀郡之后，这期间有好几年的间隔。会不会是在那些年里发生了某种变故以致司马相如家道中落，由富而贫呢？这样的推测，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给司马相如作传的太史公就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假如这位西汉文宗曾经遭遇家境突变，司马迁没有理由不知道，更不可能在作传时有意省略。
这种可能性如果被排除，要解释穷小子怎么通过赀选，恐怕就要在赀选的内容上做文章了。侯文华《汉代“以赀为郎”辨正》一文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做出了这个新的推论：
汉时征辟选举制极其重视“算学”，“以赀为郎”中的“赀”并非“资财”而是“赀算”，是汉代文人的一种入仕技能。
——《汉代“以赀为郎”辨正》
赀选不以财产而以技能为考校，这样选拔郎官，穷小子当然也能分一杯羹。可问题是侯文华的这个推论，其立论的基础实在太过单薄，它的凭据仅仅是东汉学者胡广在《典故》中对“赀”字做出的一句训释而已，没有任何史实作为旁证，令人很难信服。
赀选究竟是什么，史籍当中其实是有明证的。《汉书·景帝纪》载：
（孝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汉书·景帝纪》
孝景帝在这份诏书中明确说到，公元前142年之前，参加朝廷赀选，至少需要十万钱的身家。景帝认为标准定得有点儿高了，把那些两袖清风、甘于贫贱的贤能之士都挡在了公务员队伍的外面，不能不说是朝廷的损失。因此孝景帝才下诏将赀选的标准降低到了四万钱。
这份诏书其实已经足够否定侯文华的假说——如果赀选纯是考校算术的话，把考试标准从十万钱降低到四万钱，只不过是对算术能力的要求降低了，跟选拔廉士、杜绝贪鄙扯得上什么关系？
家财十万在西汉属于什么样的家庭呢？《汉书·文帝纪》曰：
（孝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汉书·文帝纪》
孝文帝在位时曾有计划造一露台。经过计算，工程造价需要黄金一百斤，而这个数目大体上与当时十户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总和相当。这也就是说，只要家庭总资产达到黄金十斤，便够得上朝廷承认的中产阶级标准。
而据汉时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一斤黄金合铜钱一万。十斤黄金正好是十万钱。所以孝景帝后元二年以前规定的“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可以认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及其以上家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赀选。
十万钱从绝对数量上看似乎不少，但我们要确实知道这样的家庭究竟有多大的经济实力，还必须参考当时的物价和货币购买力来决定。
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且不论他是花钱买官还是以赀入选，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入宫为郎，所需衣裘鞍马，按照朝廷的规定都得自备。司马相如既是去做武骑常侍，购置马匹显然是他这趟入京做官的一笔大花销。
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显示，汉时边郡马匹的日常交易价格大约在四千到九千钱之间。倘若换到内郡，因为马匹稀少，行情只会更高。而且裸马无法骑乘，连《木兰辞》都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一套整齐的鞍马置办下来，花销可能不下万钱。
打个比方，就像今天一个总资产100万的家庭，突然要拿出10万现金去购置一台汽车，这笔开销显然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只花这一笔，还能勉强应付。要多花上一笔，非得带累生活水平跟着下降不可。事实上，当时也不乏这样的前车覆辙：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文帝朝的廷尉张释之，早年也是以赀为郎的，而且在骑郎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0年。10年骑郎，怎么着也得对付准备两匹坐骑吧？那可就是两万钱！当时张释之还没有跟哥哥分家呢。做骑郎的成本这么高，连累哥哥的家产都跟着缩水，张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动了辞官回乡的念头。中产阶级参加赀选的窘迫，在这里可以说是原形毕露。
十万钱的家庭资产不但应付赀选捉襟见肘，在物价波动乃至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根据《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的统计，汉时马匹交易的最高行市一般在十五到二十万钱之间，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匹马值百万钱的天价。这意味着只要行情高涨，中产阶级就算砸锅卖铁，也买不起一匹马。
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如此脆弱，一个不小心，因为天灾人祸而致家徒四壁恐怕也不鲜见。因此，就算司马相如的家庭经济状况在赀选前后有所变化，太史公也没必要在《史记》中为他费这一笔墨。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将参与赀选者统统当作富豪，那不过是现代人望文生义的想象。汉代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真实身价普遍都在千万以上。《史记·货殖列传》载：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中略）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也是这个“富豪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在他无奈地承认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之后，分给女儿仆僮百人，铜钱百万。如果司马相如原先的家境真是刚够得着十万赀选的标准，那他因为结婚而发的这笔财，为数可不算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以赀为郎”究竟是花钱买官，还是以赀入选呢？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更大。赀选之后的司马相如做了武骑常侍，这是一个正式的官职。汉代官、爵分立，买官和鬻爵是两码事儿。而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文、景两朝只出台过卖爵令，至于官职则没有公开买卖的记录：
（孝文时）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史记·平准书》
爵位和官职的区别是：爵位只代表身份地位和做官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有爵位的人都能担任实际的行政职务。
文、景时代的卖爵令虽或在今人眼中也该受到批判，但它实际上对吏治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和可控的。只有突破卖爵，进入到卖官的阶段，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才会急转直下。而这个转折点要迟至孝武帝刘彻执政以后才会出现：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
——《史记·平准书》
武帝执政的那些年里，汉朝频繁发动对外战争，以致国库空虚，赤字高涨。为了填补战争造成的巨额亏空，孝武帝不得不下令卖官。因此我们看到，正史中关于入钱买官的明确记载都出现在孝武帝执政之后，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云陵。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
——《汉书·循吏传》
在孝武帝上台执政以前，汉朝的“郎选”还没有堕坏到见钱眼开的地步。因此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应该就是凭借中产之家的出身而被选入长安，成为皇帝的近身侍从的。这应该才是他入仕长安的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
王先谦《汉书补注》[M]；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M]；
侯文华《汉代“以赀为郎”辨正》[J]；
伏俊琏《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正》[J]；
钱玉趾《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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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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