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莉莲·罗斯（“Picture,”by Lillian Ross）

莉莲·罗斯的《影片》初次出版于1952年，现在令人欣喜地在“纽约书评经典书系”再版。这是一个读起来十分愉悦的故事，讲述一部好莱坞电影拍摄过程中极不愉快的经历。在这本书的五个章节中——最初是在《纽约客》中作为一系列长篇小说刊出——罗斯以极其微妙和幽默的笔触，讲述了约翰·休斯顿根据斯蒂芬·克莱恩的内战小说《红色英勇勋章》改编的电影的制作过程。罗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写作这个故事，故事主要发生在洛杉矶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影片从编剧到主要演员都由非专职人员完成，这种令人嫉妒的方式如今作家们很少能得到。罗斯构建的叙事模式相当完整，令人叹服。故事从休斯顿游说米高梅电影公司精明的领头人路易斯·梅耶来拍这部影片开始，梅耶被戏谑地描述为“巨大的脑袋几乎搁在肩膀上，中间没有脖子”，而他觉得这部自命不凡的电影可能会失败，直到电影在加利福尼亚艰难地开始拍摄。我们也见证了编辑与发行之间繁复的权力之争。一方面休斯顿和电影制片人，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名叫戈特弗里·莱因哈特，他们都想拍一部“伟大的电影”，而另一方面，梅耶和多尔·沙里，电影工作室的乐观主义者，市场导向的制片主管，希望这部电影能娱乐大众。这只是书中的众多讽刺之一，《红色英勇勋章》的制作与克莱恩和在他之后、休斯顿希望描绘的战争并无不同之处：残酷、无情、彻底无意义。另一个原因是，电影工作室试图通过重新剪辑来提高这部电影的票房上座率，结果是，这部电影既不伟大也不成功：用莱因哈特的话说“一次毫无艺术性的失败”。虽然书中虚构的主人公休斯顿有种流氓无赖的魅力，但莱因哈特却赢得了我们最深的同情：起初在他对制片公司高管商业诉求的反对上，后来，在他向他们的妥协中。——娜奥米·弗莱（Naomi Fry）

《犁骨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 by Olga Tokarczuk）

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近被翻译、初版于2009年的小说《犁骨头》开头的句子中，亚尼娜，这本书中从容不迫、独立古怪的六十岁女主角宣称：“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以及这种状态，那就是我睡觉前必须要洗干净脚，以免夜里我被一辆救护车拉走。”亚尼娜住在波兰的一个村庄里，靠近捷克共和国边界，而且她的身体微恙。她一度认为，或许受苦的人更有接近上帝的特殊渠道。她在孤独的日子里日夜翻译威廉·布莱克的作品，绘制复杂的星象图，照看有钱邻居的避暑别墅，像鹰一样警惕那些无声无息在附近土地上出没的动物。亚尼娜将她的生活建立在她这些紧张而细致的观察之上；她的思想关注当下，更专注于永恒，并且排除了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这使她成为一个杰出又令人困惑的叙述者，讲述了构成“犁骨头”情节的一系列神秘村庄死亡事件。她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推测——当地的动物正在起来反抗捕猎和吃掉它们的人。就像布莱克，或者像占星师，或者，也许像一只鹿，通过脚步声凭直觉感知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亚尼娜明白“见微知著”。她写了长长的匿名信给警察局，在信中她描述了遍布地球的残暴体系，这些都体现在人们不假思索的日常行为中。自然，大多数村民认为亚尼娜疯了，但他们低估了她。（居于小说中心的一个隐秘问题奇特地连接着世界：如果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动物，如果我们尊重对它们起作用的人和事，我们还能捕猎、杀害它们吗？）《犁骨头》这部小说以激烈的强度与内心活动让人感到兴奋，几乎难以言喻；它是我很长时间以来读过的最震撼的一部小说。——吉雅·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

《看不见的伤痕》，蕾切尔·露易丝·斯奈德（“No Visible Bruises,”by Rachel Louise Snyder）

我不太明白蕾切尔·露易丝·斯奈德是如何做到她在《看不见的伤痕：关于家暴我们所不知道的将杀死我们》一书中所做的。这本书花了九年时间完成，但这只能部分解释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成就。另一部分是斯奈德的写作背景：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说，她从“世界的隐秘角落”报道了政治腐败、战争罪行、恐怖主义、性交易等重大事件。家庭暴力作为一个话题经常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但它似乎又与每个故事不太相干；在某种程度上，她意识到它正是问题的中心。（斯奈德说她不太愿意使用“家庭暴力”这个词——她更喜欢“亲密伙伴恐怖主义”。）所以她写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一切的书：关于殴打和杀害妻子或女友的男人；关于预测谋杀和致力于治愈施虐者的人；这本书还深入探讨了性别、贫困、抑郁、绝望、特权、执法、监禁、司法、精神健康和政治等。它需要作者有非凡的天才和信心将这一切揭露出来。斯奈德的故事是关于人的，每一个人——包括冷血地杀死妻子和女儿的男人。她的调查是富于才智且极其繁复。书中一些最令人震惊的材料涉及到为那些虐待妇女的男人建立的康复组织。斯奈德严丝合缝地从描述这些行为过渡到研究大规模监禁和美国的犯罪与惩罚经济学对虐待行为的约束。她对她的论题思路清晰，但她无法避免一种无情的痛苦。有时，她甚至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这显然不是一个海滩读物的最佳选择，但是它是如此多、如此好的书的集合，因此它是一本完美的可以带去旅行的书。——玛莎·格森（Masha Gessen）

《名人》，贾斯汀·库利兹克斯（“Famous People,” by Justin Kuritzkes）

两年前的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布鲁克林的一家小剧院看了一出戏，故事讲的是一个医生全神贯注于自己屁眼的构造和排放。我很快意识到，我看的是一部辉煌之作。贾斯汀·库里茨克斯作的长独白剧《屁眼》的低俗外表，通过那名医生将自己在政府资助的野蛮实验中的角色合理化而更明确。有一段时间，我对库里茨克斯循环往复的哲学式幽默颇为熟悉。在我们母校，当我们中的一些人醉醺醺地考虑自拍角度时，库里茨克斯正在成为一名低调的YouTube明星。在他的单人小品中，他用照相亭（Photo Booth）拉伸或挤压自己的面部特征，赋予他的角色古怪的身体特征。最近，他的喜剧借鉴了当代文化，他写作歌词、演奏民谣和跳舞——“所有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新娘”、“和我妻子整夜跳舞”——这些都是如此精妙，以致制片人可以把它们收录到贾斯汀·比伯的专辑中。“女孩，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像被手枪的一颗子弹击中”，他在《爱上一张照片》（“Falling in Love with a Photograph”）这首歌的开头轻声低唱。这首歌令人吃惊的暴力荒诞主义可能为库里茨克斯的处女作《名人》中愚蠢的叙述者所喜爱。《名人》将于今年七月出版。《名人》是一个人的独白，沉浸在声带颤动而发出的气泡音与自我死亡的瓮中，尽管它的叙述者，世界上最著名的流行歌手，认为他在写一部上帝级的回忆录。为什么他不能像他发行的每首歌一样变成黄金、白金或钻石呢？库里茨克斯的星运正在用他名气的金手指与他前经纪人以及他父亲的自杀谈判。悲剧与流行，以及它们的密不可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就像一个人拿着薪水，在公关团队和特立独行的唱片公司签约新艺人的雇员丛林间劈出一条道路来，愚蠢地希望能从歌手的灵魂深处找到一种真诚的讯息。《名人》很有趣，也让人心碎；有人买了一本送给贾斯汀·比伯的经纪人。——多琳·圣·菲利克斯（Doreen St. Félix）

《告别东部》，约翰·格林（“Out East, ”by John Glynn）

夏天是一个不计后果地自我发现的季节，从一年中第一个真正热的日子开始，以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重新介绍自己的身体：“嘿，这是我的腿！”约翰·格林可爱的回忆录《告别东部》讲述了汉普顿一个夏天的季节转换，在此之中，曼哈顿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助理格林，开始了解自己可能想要爱的人。但他深为一种模糊却极具破坏性的不安所困扰。他有一个支持他、充满爱的家庭和一群喧闹的大学朋友，但他从未有过一段认真的、长期的关系。他开始感到孤独地死去与没有人爱不可避免。到晚上，他竭力抑制心头的焦虑：“我卧室的墙壁似乎在收缩，”格林写道。“空气静止了，好像要消失一样。”一次机缘巧合，格林继承了一笔钱，正当他租下一间位于蒙克托（Montauk）的“合租房”。蒙克托位于长岛最东端，是一个偏远而经常举办聚会的小镇。格林将其描述为“超越了文明的临界点，一个天然的、月光映照下的地峡”。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周末鸡尾酒会——“如果是在蒙托克的海滩日，你会烂醉如泥，如果不是海滩日，你也会大醉不醒。”（海滩日就是一个海滩举行的小范围活动，大家一起喝酒、聚餐、运动、晒太阳、捡垃圾——译者注）——而且，不可避免地、深沉而困惑地爱上一个名叫马特的年轻人。就像最好的成长书籍一样，《告别东部》是一本温柔、耐心的指导手册，描绘了这样一种自我实现之路，至少是自我接受的道路。格林是一个如此热情、优雅而又精准的作家，尽管我从未去过汉普顿，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地方令人晕眩的吸引力：脱俗的视野，共同的避世感。当他把他的同伴描述为“追逐永恒夏日的阳光的孩子”时，它唤起的不是放纵，而是对一个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时间与地点的渴望。——阿曼达·佩崔西（Amanda Petrusich）

《普通人》，萨利·鲁尼（“Normal People, ” by Sally Rooney）

我几次坐下来读萨利·鲁尼的小说《普通人》，并不是靠喜欢——而是难以半途抽身离去。鲁尼（《纽约客》今年一月作者介绍专栏的人物之一），爱尔兰人，二十多岁，她经常被描述为“千禧一代小说家”，因为她的小说中会有短信和推特的信息。然而，她的作品却因没有常见的早熟的神经质；反而是在描述年轻人对财务与秩序的渴望（鲁尼认为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成年人身份半明半暗的涌动伸展方面富有成果。《普通人》在构思上几乎是经典的：富家女玛丽安和男同学康奈尔，她家清洁工的儿子，在高中时就开始约会（秘密地——出于他的偏好，而不是她的），进而跟随对方进入大学，随着他们关系的两极转变，他们在好些年里分分合合。这个故事的神奇之处在于，鲁尼的写作在情感描写上紧凑而严谨，但同时又很低调，省略了繁琐的标点符号，通顺流畅，就像冰块融化时失去了坚硬的外缘。她以描述女性之间的关系著称；她还擅长描写男性的内心世界，这证明她拥有富于同情心的想象力。感谢《普通人》这部小说，它轻快、晶莹，而且富于人性——一部完美的夏日读物。——南森·海勒（Nathan Heller）

《遗传》，丹妮·夏彼洛（“Inheritance,” by Dani Shapiro）

几年前，54岁的作家丹尼·夏彼洛为了顺应她丈夫，随意去做了一次DNA测试，结果发现她经常提到的深爱的父亲根本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最新的著作《遗传》讲述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的后果，这个发现让她的身份与自我认知陷入了困境。夏彼洛的父母早已去世；另一方面，她的生父在网上轻而易举地被找到。叙述障碍——当夏彼洛发现自己的生父是谁时，这个故事之谜就解开了——变成了她引人入胜、富于同情的回忆录，当夏彼洛被驱使着去对付染色体、回忆和家庭问题时，夏彼洛回到了她父母的婚姻和她自己的童年时代，她已经提到——或认为她已经提到——在她之前的书中。调查了本世纪中叶美国生育诊所的黑暗、不受监管；并咨询了一位拉比，试图了解她虔诚的父亲的思想。（在被告知自己长得不像犹太人之后，这位金发碧眼、拥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特征的夏彼洛必须承认，怀疑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夏彼洛从小就是东正教教徒。）这类题材我很喜欢，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读着作者给《时代》杂志“伦理学家”栏目的信，信中提到DNA所揭露出来的真相，类似的问题似乎现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遗传学和便捷的数据时代，希腊戏剧的巨大危机已经变得平淡无奇；我们都有可能是俄狄浦斯。“如果我不能回答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那我该如何过我的人生？” 夏彼洛写道。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就像关于自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一样，重点是寻找她自己的完整性。——亚历山德拉·施瓦茨（Alexandra Schwartz）

《维持道路畅通》萨拉·西（“Policing the Open Road,” by Sarah Seo）

我常常认为，我们接触到的给非专业人士的学术书籍在提炼他们研究中真正有趣的东西上存在问题。法律历史学家萨拉·西写的《维持道路畅通》却非如此。她的书引人入胜地审视了汽车如何重塑美国人的生活，不仅是在郊区化和基础设施方面，而且在自由和个人身份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方面。她所叙述的历史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当谈到汽车，这二者的区别Jay-Z（美国说唱歌手、音乐制作人，译者注）在《99个问题》（99 Problems）专辑中进行了著名的分析——到将执法常态化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法律体系是建立在故事的基础上的，当人们发现自己陷入叙事的僵局时，他们需要找到终结或补偿的方法。这就是这本书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在相关事件的管理规则还很模糊的情况下，它引人入胜、深入地研究了司机与警察之间的交涉。有时，它感觉就像一段地下史——秘密的同性恋者测试隐私的底线；像杰克·约翰逊或马丁·路德·金这类非裔美国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如今，在围绕民事处罚和“黑人驾驶”的争议中，我们许多人都意识到，在美国人对高速公路高度美国化且极诱人的比喻中，存在着悖论。西的书，以及她仔细重构的法律案件，都表明我们本可以有其他路可走。——徐华（Hua Hsu）

《劳德米克》露西·艾维斯（“Loudermilk,” by Lucy Ives）

《劳德米克》是露西·艾维斯的一部新小说，小说以略微虚构了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为背景。艾维斯要么戳穿爱荷华的神话，要么就是进一步完善它；这两种选择都让她的书成为一种放纵。我喜欢安东·比恩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概念上的词作家”，有着婴儿般的光头和浓密的亚伯拉罕式胡须。我喜欢唐·希拉里，他是一位必不可少的酗酒的教授，曾经写过一些牛仔诗，现在似乎“正慢慢把自己身上弄得香喷喷的，作为一种任性的上流社会乐趣的来源”。这本书的书名从特洛伊·奥古斯都·劳德米克的名字中得来，他通过朋友哈利的帮助，靠欺骗混进了这个项目。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特洛伊，一个超级白痴，到教室去炫耀他粗鲁的好看外表，并试图与尽可能多的女生上床；哈利，非常害羞，他坐在破破烂烂的公寓里——厕所在地板中央——完成特洛伊分派的任务。两人的喜剧冒险与克莱尔忧伤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克莱尔是一位一年级的小说家，却再也无法写作。克莱尔说话简洁神秘，这是艾维斯的兴趣指向哲学，甚至是神秘学的早期迹象。《劳德米克》不仅有趣；它还成为创作过程的分层探索，从“一度向（克莱尔）暗示开始的那种紧张，到哈利写诗时的感觉”，“他想往后退……挑战是让自己跌倒”。艾维斯带着敏锐的温柔走近学生们，带着深切的敬意走近他们的作品（小说节选，令人愉快地）。她自己的语言是有刺痛感而古怪的，带着一种分散的质感，就像她试图讲述，而另一个声音在她耳边低语。——凯蒂·瓦尔德曼（Katy Waldman）

《雨季森林中的巨人》雅各布·谢尔（“Giants of the Monsoon Forest,” by Jacob Shell）

我讨厌动物，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但我喜欢雅各布·谢尔的书《雨季森林中的巨人》，这本译文优美、记录人类和伐木大象数百年来关系的游记和民族志。主要以东南亚为背景，笔触略显古典——“我去过那个森林国家……”他在书中写道，他所进行研究的森林地区——“在这个被民族主义冲突蹂躏的地区，它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合研究”。像最近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巴厘岛进行的斗鸡研究，谢尔对骑大象的人（称为象夫或驭象人，取决于地区）的研究与这些“巨人”他们自己揭示了一种政治秩序。尽管在最后，谢尔指出“亚洲象的前景是黯淡的”，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1999年有6万只，而今天大约只有4万只。他继而讲述了大象在水患频繁地区救灾工作中的使用）；在2004年的海啸中，班达亚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城市，译者注）就是一个例子。他写道：“投资大象在洪水期间提供帮助，是将大象的独特能力与人类的一系列需求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这些需求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增长。”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又充满凶兆的句子。——尼吉尔·萨瓦尔（Nikil Saval）

《小男孩》劳伦斯·菲林盖蒂（“Little Boy,” by Lawrence Ferlinghetti）

旧金山诗人、《城市之光》出版商劳伦斯·菲林盖蒂在今年三月就一百岁生日了，他用《小男孩》来纪念这个日子。这本书自称是一本小说，但感觉像是一本神秘的回忆录。它和费林盖蒂一样，在特权和贫困之间，在寄宿学校和孤儿院之间穿梭。后来，这本书也记录下费林盖蒂的同僚们在“垮掉的文学”思潮中的种种。这是一个回忆录，认为记忆是沙漏倒过来时过去生活的沙子从中穿过、与新近的时间之沙混杂并与更早之前的沙子随意混合在一起。它在过去十年里追逐着反复出现的梦想，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国家，以至于它的抱怨中甚至有一种魅力，仿佛天使的号角吹响了它那波西米亚式消化不良的乐声。（费林盖蒂写到海军招募，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去“为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国和充满亲和乐观精神的辽阔土地，一个仍然没有买卖土地的最后边界，一个仍然充满了混杂的承诺、追求幸福还没有变成殊死较量的世界，将这个阉割的世界逼入死角”。）这本书高度地引用典故并且不时语带双关。它的散文体式增加了神圣文本的神谕重量，因为它唤起了小男孩孤独意识的源头，它把自己从单调的标点符号规则中解放出来，以适应诗歌的节奏。格特鲁德·斯坦因以地母般的气势，耐心地沉醉在它的构建之中，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惠特曼、福克纳、普鲁斯特、贝克特、福克纳、朱利安·巴恩斯，还有，是的，乔伊斯，我说的乔伊斯，我要乔伊斯。作者深入发掘贯穿作品的主题和穿过他脑海的声音，在朦胧的灯光下从容漫步。——特洛伊·帕特森（Troy Patterson）

本文编译自《纽约客》2019年6月4日发表的What We’re Reading This 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