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隐元禅师是明末清初高僧，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东渡前中兴福建古黄檗，东渡后创建京都新黄檗，被日本法皇尊奉为国师，赞颂其为“断际后身，法嘱王臣”，使日本已灭三百年的临济宗灯再度燃起。隐元禅师是中日两国佛教所共尊的祖师，是中日两国人民所崇敬的高僧，为中日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黄檗禅僧东渡人数之众、时间持续之久，空间跨度之广，文化传播种类之多，影响之深远，堪称东亚文化乃至亚洲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隐元禅师像
隐元禅师像（吴为山/塑）
1992年，赵朴初先生于隐元禅师诞辰400周年之际，撰有“四百年来沧海换，宗风不改隐元师；开山过海非常业，立德传灯无尽年”的献词，来赞誉隐元禅师东渡传法伟业。
2023年是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为表纪念，日本皇室于2022年2月25日，第七次加谥隐元禅师为“严统大师”。3月21日，经有关部委批准，“黄檗文华润两邦”主题大展在京举行。从2022年5月3日开始，中国福建黄檗山万福寺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黄檗文化系列讲座，以及黄檗文化线上展、黄檗音乐会等为期一年的主题活动。在此重要时间节点，中日美三国相关机构和高校从不同层面纪念隐元禅师，重温历史，为文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提供了参照意义。
二
隐元禅师（1592—1673），福清林氏，字曾昺，号子房。29岁出家于黄檗山，46岁应请担任黄檗山住持，63岁应请东渡日本传法。隐元禅师生活于明末清初，晚明万历时期社会文化具有复兴发展之势，佛教在晚明万历朝也得以迅速发展。晚明莲池、紫柏、憨山三大士等人纷纷前往帝京传法。与此同时，隐元禅师的剃派的师祖中天正圆禅师（1542—1610），为复兴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北上帝京，请求朝廷御赐《大藏经》，以作镇山之宝，驻京请藏八年未成，赍志以殁。之后，其徒孙鉴源兴寿、镜源兴慈继承遗志，继续入京请藏六载；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得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1627)的襄助，明神宗为超度其母颁赐《永乐北藏》于黄檗山，并赐寺额名“万福禅寺”。明神宗的赐藏、赐寺额和敕赐诏书等，使得黄檗山万福禅寺具有国家“祝圣道场”的性质和祈福祝祷的职能。而密云、费隐、隐元三位禅师相继住持黄檗，特别是隐元禅师前后两任黄檗山住持，时间达14年之久，其接续努力使黄檗山成为东南重要禅林。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隐元禅师出家后为了复兴黄檗，承担起北上募化的责任，行至浙江，闻京都有战事，便在浙江跟随密云禅师、费隐禅师等参禅，在各大丛林学教，开始他长达17年的参学、磨砺过程。崇祯十年至十七年（1637—1644），隐元禅师初任黄檗山的住持；1644年甲申事变，明清易代，隐元禅师悲痛不已，辞去住持之位，分别于浙江福严寺、福建长乐龙泉寺担任住持；顺治三年至十一年（1646—1654），应大众之请，隐元禅师再任黄檗法席。隐元禅师住持黄檗期间，正值明末清初政权跌宕、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这期间，他对黄檗道场进行了扩建，规模空前；收复寺田，购置田产，普惠僧俗两界；重修寺志，建立黄檗禅师传法源流和丛林制度，禁止“分房列户”，构建丛林的凝聚力。对内，隐元禅师重构黄檗宗风，培养人才，注重戒律，因材施教，提倡禅教一致、禅净并行。对外，隐元禅师与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诗词唱和；同情晚明遗民和南明时期的志士；组织僧俗埋葬死于战火的老百姓，举行长达两月余的超荐水陆法会。因此，隐元禅师在佛门和社会两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黄檗山在隐元禅师住持期间，住众达一千多人，黄檗达到鼎盛阶段，成为南方禅林的重镇。
此外，隐元禅师还留有《隐元禅师语录》《普照国师广录》《黄檗清规》等诸多经典，声名远播海外，著作东传扶桑。
三
隐元禅师东渡时，正值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在位时期，德川家纲将其父德川家光的“武断政治”改为“文治政治”，并且有意从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在此之前，德川幕府为推动社会治理和发展，颁发《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檀家制度》《本末制度》以治理佛教。《檀家制度》确定了寺院与信徒关系，规定每个国民都要被纳入寺院组织，寺院负责民众的户籍管理核实，以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这样寺院就逐渐转变为替幕府管理民众的地方政权机构，僧人异化为官吏的角色，佛教染上权力，散失了神圣性。《本末制度》则规定所有寺院必须编入特定的宗派，且确定了本山和末寺的隶属关系。这导致本山权力过于集中，进而导致日本佛教界戒律松弛、安于现状而无法开拓发展。
当时的长崎只对荷兰和中国开放，在明末清初时期，明清社会大变革，许多晚明的遗民纷纷离开故国，前往长崎从事商贸和定居生活，并在长崎修建寺院。如主要来自江苏南京的华侨于1623年建成兴福寺，又称南京寺；福建漳州、泉州华侨于1628年建成福济寺，俗称为漳州寺；1629年来自福建福州区域的华侨修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此三寺被称为长崎三大唐寺，从中国礼请僧人前往住持，寺院成为遗民和华侨在长崎的信仰中心，随着隐元禅师东渡传法，长崎三大唐寺也成为黄檗宗的传法道场。
隐元禅师住持福建黄檗山时，黄檗宗风闻名遐迩，四海之众皈护，门下龙象云集，禅风盛于江南，著作语录远传扶桑。长崎华侨海商和佛教界经长崎奉行许可后，多次联名邀请隐元禅师东渡，隐元禅师终于在第四次礼请之后，于1654年带领30余名弟子东渡，从厦门港由郑成功派船护送至长崎。
隐元禅师到长崎入住兴福寺，开始他在日本的传法生涯。由于隐元禅师的人格、学问和他所带去的临济宗禅法及明代先进文化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赞誉，长崎奉行甲斐庄正述、黑川正直（两人是德川幕府的重臣，长崎的最高长官）请隐元禅师在兴福寺和崇福寺说法，并皈依护持。日本佛教曹洞宗、临济宗的僧侣也纷纷前往参学问法，在日本引起轰动。一年后，临济宗妙心寺住持龙溪等人仰慕隐元禅师，商议礼请其住持妙心寺未遂，后请住持摄州普门寺。摄州接近京都，京都是江户时期的文化和宗教中心，隐元禅师到达普门寺后，也逐步影响到幕府的上层。
在摄州普门寺期间，隐元禅师被软禁了近一年时间——不许外出，每天来访人员有人数限制，同时还需通报获得许可。但前京都所司代即京都最高长官板仓重宗、幕府老中酒井忠胜将军在问法过程中，深被隐元禅师的传道精神所感化，皈依佛门并护持、推动禅师在日本的传法。
由于隐元禅师东渡传法三年时间已至，福建黄檗山僧俗大众纷纷书函促请其回国，长崎奉行担心这些家书会坚定禅师回国之念而扣押了来信。同时，酒井忠胜和龙溪等人为挽留隐元禅师在日本传法，向幕府游说，得到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召见，幕府最终决定挽留隐元禅师留日传法，并赐土地建寺。直到此时，长崎奉行才把来自中国的书信交给了禅师。
隐元禅师虽然滞留日本，但不忘故国祖山，他在京都修建的寺院也叫黄檗山万福寺，又称为新黄檗，他任开山住持，三年后由弟子木庵禅师继任。幕府还专门赐给寺院田产，每任住持人选必须通过幕府将军的许可和任命，幕府成为黄檗山最有力的政治外护。日本后水尾天皇也曾多次通过龙溪向隐元禅师请问禅法，与隐元、木庵、高泉禅师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多次向黄檗山颁赐物品和供养支持。隐元禅师生前被日本皇室敕封为“大光普照国师”，他圆寂后，日本皇室每50年为他加谥封号，至今有四个国师号、三个大师号。隐元禅师门下人才济济，黄檗山续任住持，如木庵禅师、慧琳禅师、高泉禅师、千呆禅师等人皆儒佛会通，在诗文、书画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与幕府和皇室关系和谐密切。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隐元禅师所传承的临济黄檗派，在日本后来被尊称为黄檗宗，与临济宗、曹洞宗一同成为日本禅宗的三大宗派。由于得到幕府、皇室和大名、老中等幕府要臣、地方大员等社会精英的护持，黄檗宗发展迅速，在日本社会获得了巨大影响力，曹洞宗、临济宗等其他宗派僧俗也纷纷皈投黄檗宗。
隐元禅师所编撰的《黄檗清规》和《传戒法仪》，对日本佛教，特别是曹洞宗和临济宗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日本佛教界纷纷仿照《黄檗清规》《传戒法仪》，编写本宗的清规和传戒方法。由于隐元禅师把中国明代禅宗的修行方法、传戒制度和丛林清规传至日本，深深地激发了日本佛教界自我革新的动力，彻底改变了其丛林生活方式，对停滞不前的日本佛教的再一次兴盛作出重大的贡献，因此日本佛教界共同尊奉隐元禅师为日本禅宗中兴之祖。从那以后，隐元禅师所提倡的临济正宗传法观念，一直到今天仍为日本佛教界所遵循。
根据《黄檗清规》的精神，自隐元禅师东渡开创京都新黄檗开始，共有16位古黄檗禅师应邀担任新黄檗住持，时间长达近130年之久；被写入《黄檗东渡僧宝传》的著名东渡传法者近80位，百年间新建寺院达1500多座；根据《黄檗宗鉴录》记载，黄檗宗在日本的嗣法禅师共有4648位。他们带去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和佛学经义，对日本江户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亚洲文明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
隐元禅师是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以隐元禅师为核心的黄檗禅师、黄檗外护团体的弘法实践，在江户时代形成了具有文化形态的黄檗文化现象，影响到日本整体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层结构。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圣山于1992年隐元禅师诞辰400周年时说：“近世日本的社会发展，不论从哪个方面，如果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从解释。”同时，柳田圣山还立足于亚洲文化的大局，呼吁日本社会要认清：“因明治以后的急剧西欧化，而不断衰退的灵性亚洲，应该开始本质的反省了。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隐元禅师诞辰四百年这个时间点的意义。”
对江户时期的日本，隐元禅师及其弟子们不仅带去了佛教，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隐元禅师不仅是位佛教人士，同时还是位著名的诗人，与江户时期的皇室、幕府要员等均有诗词唱和往来。隐元禅师和嗣法弟子木庵、即非师徒三人是黄檗宗的三大宗师，由于三人都擅长诗文、书法，他们的书法在日本文化界被称为“黄檗三笔”，其“浓墨飞白，万里一条铁”的独特书风，被日本文化界尊为“黄檗书样”。隐元禅师一生撰诗五千多首，著名的有《三籁集》《禅域歌》《云涛集》《松隐集》，木庵禅师有《鹤翁集》。黄檗禅僧能诗善赋，在黄檗法派中有“诗南源，文高泉”之称，南源性派是隐元禅师的侍者，著有《芝林集》《藏林集》等。黄檗门下还培养出汉文、汉诗造诣深的日籍弟子，如月潭道澄、百拙元养、大潮元皓等，直接影响了日本一批汉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对日本后来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提升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根据日本出版的《隐元冠字考》《黄檗冠字考》，有数十种家具、物品以隐元、黄檗冠名，可以说，隐元及其弟子为江户时期的日本带去了明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根据文献记载，隐元禅师还带去了福建的竹笋、西瓜、芝麻、莲藕、四季豆等的种子，在日本种植并逐渐普及开来。隐元禅师还把中国卤水制豆腐法传入日本，所以在日本，豆腐也被称为“隐元豆腐”。他还带去的福建饮食习惯，深受日本朝野喜欢，在日本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素食——“普茶料理”。而隐元禅师所带去的明代文人茶即后来日本的煎茶道，经过卖茶翁等人传承、弘扬，深受日本文人阶层和社会大众的喜爱，黄檗普茶料理和煎茶道直接影响到日本文人阶层和社会大众的饮食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隐元禅师的弟子独立性易禅师（俗名戴笠、戴曼公）是位全才。他擅长诗词、书法、篆刻，还精通医术，著有《痘疹治术传》等书，传日本弟子池田正直等人，并为岩国藩培养了一代的藩医，池田的后人还成为日本天皇的御医。独立禅师是将种痘法传入日本的第一人，使日本控制天花甚至早于西医发明牛痘，后来幕府专门开设痘疹科，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影响深远。独立禅师还擅长行草篆隶，其书法理论和创作重回晋唐书风，均表现出独立于“黄檗三笔”之外的特殊性，是后来风靡日本的唐样书体的基础，日本知名书法家北岛雪山、深见（高）玄岱都是他的学生。此外，岩国蕃主依据他所带《西湖游览志》中记载的锦带桥的石拱造桥技术，建成日本的第一名桥——“锦带桥”，促进了日本的传统造桥技术的发展。
还有一批东渡的海商、思想家、医学家和艺术家大部分也都是黄檗的外护。如范道生是福建泉州籍佛像雕塑家，隐元禅师在京都开创新黄檗，邀请范道生雕塑佛像。其所造佛像风格古朴，各具神采，其高超的雕佛技艺对日本雕塑艺术深有影响。又如福清海商魏之琰是隐元禅师非常重要的外护，被日本遵奉为明乐始祖，为日本带去许多明代乐器，他自己精通乐理，善于培养学人。其后人整理的《魏氏乐谱》收有184首明乐和38首诗经歌曲，对日本音乐产生了广泛影响。再如隐元禅师的俗家弟子陈元赟，通诗文、善书画、懂建筑，对医学和武学也非常精通。他将中国公安学派的主张和创作理念在日本广泛传播，和日本僧人、文学家深草元政有唱和诗集《元元唱和集》，对日本文学革新起到积极作用。他还创编柔道，传授给日本学生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其后三人各成流派，使柔道传遍日本，因此陈元赟被奉为“柔道鼻祖”。他还传授日本人烧窑制陶技术，其作品独具风格，被称为“元赟烧”，其茶器成为收藏家的珍品，对日本煎茶道有较大影响。他还为萩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修撰《长门国志》，保存了中世纪本州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资料，传播了中国方志学。陈元赟深受日本人欢迎和钦佩，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而与黄檗外护魏之琰和黄檗禅僧独立禅师等人均有友好关系的朱舜水，东渡后成为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的老师，在日本江户、水户两地授学，提倡儒家“尊王一统”的学说，与德川光国共同主编《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
黄檗文化在日的传播和弘扬，除了中国东渡的黄檗禅僧以外，日籍的黄檗禅僧也起到积极作用，如隐元禅师法孙铁眼道光、铁牛道机和了翁道觉三人对黄檗事业贡献卓越。铁牛道机带领民众推广围海造田技术，使日本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农耕田，得到幕府的表彰。
铁眼道光依据隐元禅师东渡所带的《嘉兴藏》，历时18年刊刻出《黄檗大藏经》，共有6956卷，赠送给各大宗派的名山大寺。《黄檗大藏经》的明朝字体成为日本官方汉语字体，其版式成为当今日本公文原稿纸的标准规格，不仅推动了日本从瓦版到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佛典的流通，而且以《黄檗大藏经》的刊刻、传播为载体，推动了整个中国汉语文化在日本的普及和江户社会的文明进步。由于他的重大贡献，日本于昭和年间出版了关于铁眼道光的国定教科书，并被加谥为“宝藏国师”。1872年，日本高官岩仓具视率领代表团访问英国，英国人向他提出要一部汉文《大藏经》。1875年，日本人把《黄檗大藏经》送达英国，入藏英国印度事物局图书馆。这是第一部传到欧洲的汉文《大藏经》，对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了翁道觉也为江户时期的社会福祉、公共事业、教育文化等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支持铁眼道光的刻经事业，以个人力量为日本曹洞宗、临济宗、天台宗等各大寺院捐赠21部《黄檗大藏经》。了翁道觉在开药铺、研制“锦袋丸”等药之余，采购四万多卷汉语经典，在江户设文库，设立日本最早的民间公益图书馆。他还建劝学寮三十多座，开讲席，大规模推动民众的文化普及教育，对江户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隐元禅师一生“两开黄檗，应化西东”，既是一代佛教大师，还是一位文化巨匠。历史告诉我们，中日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隐元禅师是中国文化国际性传播的伟大代表人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黄檗文化根植于千年的中华文化土壤，于明末清初时期东渡日本并弘扬光大。黄檗文化的东渡，以隐元禅师为核心；东渡人数之众、时间之久、文化传播之广，历史罕见。这也是日本自唐宋以来最后一次自觉主动地吸收中国文化，可以说，黄檗文化对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为东亚文化乃至亚洲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隐元禅师是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典范，也是中日两国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符号。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以隐元禅师350年大远祭为契机，中日美三国相互呼应，举办黄檗文化学术研究交流活动，共同缅怀隐元禅师蹈海东瀛所开创的文化交流和传法事业，必将扩大隐元禅师和黄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重温历史，回顾初心，黄檗文化经由历代禅师缔造的交流互鉴佳话，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今天，继承隐元禅师精神、弘扬黄檗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也已成为我们的使命。
（作者为福建黄檗山万福寺方丈、黄檗书院院长，创办黄檗学研究会、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院，主编“国际黄檗禅文化研究”丛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2年第5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