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凤凰网财经

“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时，当复工时间迟迟难定时，当全球金融市场一次次刷新历史时，当外贸订单被大量取消时……人们一次次地问这个问题。在5月8日的“危机对话”中，凤凰财经总监张涛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阿比吉特·班纳吉。

班纳吉说，如果来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会认为世界变得更好了。班纳吉说他一生中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进步，也看到了巨大的问题——“这次疫情让我们知道，轻视自然的力量是危险的。”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如何让世界更好呢？班纳吉说，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手段，以使得供给与需求相互匹配。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的政策制订者们已经这么做了。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欧美国家普遍实施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无限QE”以及万亿经济救助计划相比，中国的货币财政政策被指“保守”。随着中国步入疫后经济重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否要加大？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不太一样的角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呼吁扶持政策应该更加果断一些，下更大的决心，推出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从而为疫后的经济重启提供资金保障。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则认为，现在没有到经济刺激的时候，也谈不上经济刺激。疫情冲击下，我们应当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

疫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全球产业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院长姚洋表示，全球化会发生调整，但是不要认为是“去中国化”，而中国由于市场、生产网络等优势，至少不会在这一轮调整中吃亏。

对于中国疫后经济的产业趋势，多位经济学家认为落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方向。疫情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而未来新基建投资将带来更多可能。而为了让更多人享受数字经济，刘俏建议财政投入1200亿到1400亿就基本上能为2亿人提供智能手机和流量套餐。

争议经济刺激：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要加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用“不惜一切代价”来形容全球各国政策，他表示，大危机来临时，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要防范系统性崩盘，但他同时担心，危机过后想要退出这些非常规政策是很难的。

以上轮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为例，宽松货币政策一直没有退出，但经济也没有明显复苏。因此，黄益平建议，现在若要采取超常规政策，需要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充分估计，并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与发达国家“无限QE”相比，有人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步调太慢、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目前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金融所产生的冲击。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中国不需要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因为疫情对中国与欧美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疫情并未给中国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股债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危机；此外在复工复产阶段更多采取供给侧的帮扶，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有充足空间。

但刘元春也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循环回到常态化，为对着全球产业链冲击、警惕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可能、以及二次停工停产的风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进一步的加码。

在刘俏看来，疫后经济重启的一揽子政策仍有点碎片化，让人感觉力度不够。刘俏呼吁扶持政策应该更加果断一些，下更大的决心，推出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从而为疫后的经济重启提供资金保障。

按照其建议，财政刺激整体规模可能会达到4.86万亿人民币。刘俏指出，中国财政赤字率其实不高，去年是2.8%，如果今年能够提高到4%，那么也意味着可以新增1.2万亿的财政资金进入疫后的经济重启。如果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可能有2万亿空间。

但刘尚希表示，现在没有到经济刺激的时候，也谈不上经济刺激。疫情冲击下，我们应当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

“赤字率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这是投资的角度”，刘尚希在发言中指出，“关键还是要想清楚，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干什么？”在刘尚希看来，赤字、债务政策在过去被理解为是扩张性的政策，但当前疫情冲击下，财政政策其实是对冲风险，围绕“六保”所指出的方向，针对六大风险点实行隔离，避免公共风险升级。

“六保”的关注领域包含括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基层运转等社会经济的六个主要问题。相比扩张，刘尚希认为关键是通过保存量，保基本民生，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谨防疫后新风险 关注消费、就业、中小微

刘俏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大，也应是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看来，首要任务是让生产和消费环节恢复正常，如果消费环境不能恢复正常，很难想象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白重恩认为，未来经济想要可持续发展，需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短期可以给居民增加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此外就是发展目前比较短板的服务消费，包括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

刘俏提出一种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其中一方面对低收入群体、对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可以采取发放现金券的这种形式。如果每个个体发放1000元人民币的话，那么大概将近2600亿人民币。另一方面，继续针对城市居民尝试大规模的消费券。假设在全国范围之内发放5000亿的消费券，用杭州3.5倍新增消费的杠杆效应来计算，那么基本上它可以拉动整个社会零售总额的4.25%。

经济学家们普遍提醒“保就业”问题。因为受疫情影响，真实失业问题可能比统计局数据更加严峻。刘尚希与刘俏均指出，统计局数据只是一部分，可能有大量还没有真正复工复产的农民工，所以实际失业率可能要比表面看来高；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复工但没有复产的人，也有“隐性失业风险。

“对这些没有工作也有没有收入、家庭基本生活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国家毫无疑问要去提供救助。”刘尚希表示。

为保就业，供了90%就业岗位的中小微企业就变得非常重要。

刘俏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通过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建议由财政来承担大比例的信用风险，比如说70%的信用风险，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剩下的信用风险，

刘俏还提出，要针对出口部门也要有专门的支持。。包括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财政直接拨出大概5000亿人民币资金支持。如果出现大面积出口企业倒闭，可能对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会为一些地区性的失业问题埋下隐患

数字经济是长期趋势 政府要做好手机普及

白重恩、黄益平、刘俏等多位经济学家都提出，数字经济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这次疫情又给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动力——疫情期间许多经济活动线上化，即便疫情结束有些习惯也不会消失。

黄益平将数字经济称作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起码部分地缓冲了冲击。同时，黄益平还表示，疫情之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

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其中不少是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须的基础建设。

白重恩指出，有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要享受数字经济还需要有移动终端，但是对于一些边远地区以及一些贫困人口，移动终端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奢侈品，所以政府需要做一些工作，普及移动终端。

刘俏也指出，可以通过套餐补贴甚至手机补贴的方式，将更多低收入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纳入数字经济体系。刘俏测算，目前中国互联网渗透率70%，若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可以再将2亿人纳入上网群体。而财政投入1200亿到1400亿就基本上能为2亿人提供智能手机和流量套餐。

白重恩还指出，数据资产的评估、定价、核算要有一整套的体系支持，还要注意对数字经济的治理带来的可能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姚洋认为，疫情后，中国商业模式出现较大变化，其中新基建领域值得关注。对新基建未来发展潜力，刘洋认为未来两三年里，中国的5G占有率将达到一半以上，会完全改变中国的业态。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不会吃亏

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遭遇重创，“全球化终结”论调甚嚣尘上，“地球村”正在成为“巴别塔”。但中外经济学家们似乎并不认可。

班纳吉认为，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等一些国家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全球化会很快终结，但他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姚洋指出，全球化会发生调整，但是大家不要把调整看作是对准中国，认为是“去中国化”，而中国由于市场、生产网络等优势，至少不会在这一轮调整中吃亏。

疫情后全球产业将出现怎样的新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做了一个系统性预测。张燕生预测可能出现十大趋势：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倾向于自给自足，小国的供应链可能趋向于本地化和区域化；大国强化对全球科技主导的能力可能成为新的趋势；制造业的本地化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深度融合；国际的大三角产业分工格局出现快速调整；产业链东移的步伐加快，东亚从全球制造加工基地开始转向全球市场；全球产业布局的区域化趋势明显；养老健康、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产业成长性最好；产业分散化；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产业布局的新增长点。

面对这样的全球产业新格局，中国应该怎样做？

在姚洋看来，中国是产业部门最完整的国家，一些产品别的国家不能提供之后，国内企业会填补进去。同时，疫情将促进中国中等核心零配件行业发生进口替代，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利。

白重恩认为，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受益于全球化，未来还应该继续受益，但同时要考虑供应链安全。白重恩表示，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比较大的风险，有一些进口产品对供应链非常重要，却是不安全的，疫情使得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增大。中国需要对供应链安全做出更好的保障安排，同时也不能脱离全球供应链。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主席张春表示，中国今后的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金融是科技创新的两大支柱。

张春认为，疫情后全球矛盾可能会激化，中美之间或许会有一定程度的脱钩，可能会对中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也会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些机遇。高等教育和金融这两个产业中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可以带来更大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为继续走全球化道路服务。

在张春看来，中国金融产业有三方面的挑战，分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新型企业的上市的问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张春认为，在疫情以后，这三个方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改革和开放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