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在一审中被判死刑，随后他便提起上诉，由此案件进入二审阶段。但就案情事实和一审判决来讲，二审判决维持死刑的概率依然较大。不过在一审之后，27岁的吴谢宇在看守所中竟然写下近5万字的忏悔信，分别给舅舅、姨妈以及此案涉及的其他（她）被诈骗的受害者。

依照媒体对忏悔信的解读归纳，信件内容被指向7个关键词：“疑病症”、“报复”、“男人的问题”、“虚构虚幻的世界”、“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一张照片”、“只要我活着”。虽然信件内容始终伴随着吴谢宇的悔意展开，但是通篇的前提却是“我想要活下去”。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吴谢宇想活下去“绝对不正当”，而是对于他所进行的弑母归因始终显得“很牵强”。就比如“疑病症”中（吴谢宇自称从小是“小病猫”），吴谢宇所提及的：“我爸是被病魔夺去生命，从我爸走的那天起，我就无比害怕，天天恐惧：我这破身体随时可能像爸爸一样得重病，我说不定哪天就会像爸爸一样突然死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吴谢宇就因为自己从小是“小病猫”，就认为自己很快会猝死，并且联想到母亲跟他的想法相同，可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是却跟弑母行为不构成必然关联性。因为想法消极不见得必定触发行动上的消极。

同样的，吴谢宇对于“报复”、“男人的问题”、“虚构虚幻的世界”、“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一张照片”的所谓自洽阐释也是同样的问题：“很牵强”。要知道，如果不是以“我想要活下去”去审视吴谢宇的“求谅解”，总觉得他对弑母的认识已经很透彻。但是当他“无比渴望活下去”的意图袒露后，就算信息量再大，可信度也会打折扣。

因为我们很清楚，当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利益考量进行逻辑自洽时，就算语言逻辑层面再怎么看起来无可挑剔，但是回到根本性的事理上，却很容易找出漏洞。正如吴谢宇在“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中所强调的：“我以为我是为妈妈做到对她最好的事，可现在我彻底悔悟了，我让妈妈永远失去了生命。”这番悔悟是基于弑母后看到母亲的日记本，看到“妈妈向爸爸欣慰感叹”：“幸好我们的儿子这么优秀，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就此而言，显然母亲并没有想自杀的意思，一切都是吴谢宇自己的幻想。

至于在“男人的问题”中，无论吴谢宇如何强调爸爸的死对他造成既定的困扰，还是“青春期的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对于当时内心感受的回溯。因为任何人的青春期都是充满困惑的，但是不能因为有困惑就把自身的罪责往外推，起码从忏悔的角度来讲，显得有些不太担当。

如此掰扯这个细节，也不是完全否认吴谢宇自我解构的合理性，而是对于复杂的人性来讲，一个人对于自我的认识终归是有限的。甚至就算吴谢宇写下50万字的忏悔信，也不能彻底厘清他弑母背后推动。

因此对于媒体叙事中所强调的5万字，即便看起来确实给人信息量很大的感觉，但是信息量再大，想要做到逻辑自洽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单拿出来任何一条去审视，都可能找到不成立的条件。

另外对于“虚构虚幻的世界”来讲，吴谢宇提到自己的弑母根源，多次归结于小说和影视的虚构世界（影响）。按道理讲，吴谢宇都读《牡丹亭》、《卡拉马佐夫兄弟》、《红楼梦》这些文学作品，个人素养应该很好，但是为何却没有将吴谢宇引向阳光之路呢？这确实值得玩味。

在这个问题上，乔治·斯坦纳在所著《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中写道：“一个简单但惊人的事实是，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

因此吴谢宇即便再怎么强调自己脑中构筑出的“虚构虚幻的世界”，其实也只能证明他是个博学的学霸，至于以此阐释弑母因果，根本就不合乎逻辑。因为我们都知道，热爱文艺作品的人都是“想象的疯子”，难不成都是潜在的罪恶之徒？说到底，如果文艺作品跟道德认知无关（不能绝对促进好，也不能绝对促进坏），那么就意味着吴谢宇的弑母还需回到常识事理层面定性。

与此同时，对于“报复”、“一张照片”、“只要我活着”来讲，虽然吴谢宇在谈到既定的因果时显得很合乎事理。但追根溯源，所有的合乎事理都是“自以为是”的逻辑在推开，而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合乎事理。

就比如吴谢宇提到“报复”，主要强调他对父母亲友“见死不救”的误解。可事实上，父母的亲友“已经帮助过他（她）们家”。正如吴谢宇所言：“完全无视了你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现实”。至于“一张照片”主要是吴谢宇对母亲的想象，当然也是最本能的悔悟性回溯。

而对于“只要我活着”来讲，其实算是吴谢宇自己最后的求生之声，正如他在忏悔信中所强调的“我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旦最高法核准，也许我明年上半年就会死了”。到此为止，即使我们都觉得吴谢宇该获死刑，但是看到这般言语，总还是觉得有些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