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在一审中被判死刑,随后他便提起上诉,由此案件进入二审阶段。但就案情事实和一审判决来讲,二审判决维持死刑的概率依然较大。不过在一审之后,27岁的吴谢宇在看守所中竟然写下近5万字的忏悔信,分别给舅舅、姨妈以及此案涉及的其他(她)被诈骗的受害者。
依照媒体对忏悔信的解读归纳,信件内容被指向7个关键词:“疑病症”、“报复”、“男人的问题”、“虚构虚幻的世界”、“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一张照片”、“只要我活着”。虽然信件内容始终伴随着吴谢宇的悔意展开,但是通篇的前提却是“我想要活下去”。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吴谢宇想活下去“绝对不正当”,而是对于他所进行的弑母归因始终显得“很牵强”。就比如“疑病症”中(吴谢宇自称从小是“小病猫”),吴谢宇所提及的:“我爸是被病魔夺去生命,从我爸走的那天起,我就无比害怕,天天恐惧:我这破身体随时可能像爸爸一样得重病,我说不定哪天就会像爸爸一样突然死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吴谢宇就因为自己从小是“小病猫”,就认为自己很快会猝死,并且联想到母亲跟他的想法相同,可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是却跟弑母行为不构成必然关联性。因为想法消极不见得必定触发行动上的消极。
同样的,吴谢宇对于“报复”、“男人的问题”、“虚构虚幻的世界”、“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一张照片”的所谓自洽阐释也是同样的问题:“很牵强”。要知道,如果不是以“我想要活下去”去审视吴谢宇的“求谅解”,总觉得他对弑母的认识已经很透彻。但是当他“无比渴望活下去”的意图袒露后,就算信息量再大,可信度也会打折扣。
因为我们很清楚,当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利益考量进行逻辑自洽时,就算语言逻辑层面再怎么看起来无可挑剔,但是回到根本性的事理上,却很容易找出漏洞。正如吴谢宇在“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中所强调的:“我以为我是为妈妈做到对她最好的事,可现在我彻底悔悟了,我让妈妈永远失去了生命。”这番悔悟是基于弑母后看到母亲的日记本,看到“妈妈向爸爸欣慰感叹”:“幸好我们的儿子这么优秀,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就此而言,显然母亲并没有想自杀的意思,一切都是吴谢宇自己的幻想。
至于在“男人的问题”中,无论吴谢宇如何强调爸爸的死对他造成既定的困扰,还是“青春期的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对于当时内心感受的回溯。因为任何人的青春期都是充满困惑的,但是不能因为有困惑就把自身的罪责往外推,起码从忏悔的角度来讲,显得有些不太担当。
如此掰扯这个细节,也不是完全否认吴谢宇自我解构的合理性,而是对于复杂的人性来讲,一个人对于自我的认识终归是有限的。甚至就算吴谢宇写下50万字的忏悔信,也不能彻底厘清他弑母背后推动。
因此对于媒体叙事中所强调的5万字,即便看起来确实给人信息量很大的感觉,但是信息量再大,想要做到逻辑自洽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单拿出来任何一条去审视,都可能找到不成立的条件。
另外对于“虚构虚幻的世界”来讲,吴谢宇提到自己的弑母根源,多次归结于小说和影视的虚构世界(影响)。按道理讲,吴谢宇都读《牡丹亭》、《卡拉马佐夫兄弟》、《红楼梦》这些文学作品,个人素养应该很好,但是为何却没有将吴谢宇引向阳光之路呢?这确实值得玩味。
在这个问题上,乔治·斯坦纳在所著《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中写道:“一个简单但惊人的事实是,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
因此吴谢宇即便再怎么强调自己脑中构筑出的“虚构虚幻的世界”,其实也只能证明他是个博学的学霸,至于以此阐释弑母因果,根本就不合乎逻辑。因为我们都知道,热爱文艺作品的人都是“想象的疯子”,难不成都是潜在的罪恶之徒?说到底,如果文艺作品跟道德认知无关(不能绝对促进好,也不能绝对促进坏),那么就意味着吴谢宇的弑母还需回到常识事理层面定性。
与此同时,对于“报复”、“一张照片”、“只要我活着”来讲,虽然吴谢宇在谈到既定的因果时显得很合乎事理。但追根溯源,所有的合乎事理都是“自以为是”的逻辑在推开,而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合乎事理。
就比如吴谢宇提到“报复”,主要强调他对父母亲友“见死不救”的误解。可事实上,父母的亲友“已经帮助过他(她)们家”。正如吴谢宇所言:“完全无视了你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现实”。至于“一张照片”主要是吴谢宇对母亲的想象,当然也是最本能的悔悟性回溯。
而对于“只要我活着”来讲,其实算是吴谢宇自己最后的求生之声,正如他在忏悔信中所强调的“我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旦最高法核准,也许我明年上半年就会死了”。到此为止,即使我们都觉得吴谢宇该获死刑,但是看到这般言语,总还是觉得有些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