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以史为鉴”
文 \ 安立志
前两篇讨论了“以史为鉴”的逻辑，本文谈的是“以史为鉴”的主体。
自秦以降，皇权专制绵延两千多年，“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尽管他们“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了北邙山下尘。”（张养浩《山坡羊·北邙山怀古》）然而，历史就蕴藏在这岁月烟尘之中。秦汉砖瓦，晋唐衣冠，古墓碑铭，残帛断简，历史镜鉴原本不难寻觅。然而，一部中国史，却是走马灯式的王朝循环。帝王将相、草莽英雄都梦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彼可取而代也”（项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像嬴氏政权一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地传下去，生时争权夺利，死后埋尸黄土，他们何曾想过前朝兴废可为历史镜鉴？即使唐太宗这种常常惕励于“亡隋”的统治者，在其执政末期，不也在重复杨广的错误？
最权威的“以史为鉴”是李世民的“三镜论”。唐代的《千秋金镜录》，宋代的《资治通鉴》，明代的《帝鉴图说》，也是“以史为鉴”的重要样本。区别在于，“三镜论”是最高统治者在倡导“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是君主的主动行为；后三者是臣下期望皇上“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是君主的被动行为。
唐玄宗李隆基诞辰之际，群臣献宝镜者多有，张九龄却献上了一部虚拟的“宝镜”——《千秋金鉴录》，他居然还振振有词：“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蚩，则见之于外；往事（即历史），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700）别人的明镜只能看外形，他的“金鉴”却能鉴内心。用心是良苦的。然而，他向李隆基进“金鉴”时，正值开元盛世，不久就开启了天宝乱局，大唐走上了下坡路。“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张养浩《山坡羊·骊山怀古》）张九龄的“金鉴”是白献了，李隆基何曾“以史为鉴”？其自身经历则完全重复了齐桓公、秦始皇始盛终衰的“周期律”？张九龄对李隆基“以史为鉴”的期盼落了空。
明代首辅大臣张居正为把年仅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即万历皇帝）培养成有道明君，用心编纂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皇帝教科书——《帝鉴图说》，“帝鉴”者，皇帝的镜子也。书中既有“圣哲芳规”正面的榜样，也有“狂愚覆辙”负面的教训。此书基于“前王之遗轨，后王之永鉴”的宗旨，“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以备乙览，存考镜焉。”张居正特别强调，“鉴”与“不鉴”是不一样的，“罔轨于圣哲，而狂愚是蹈焉，由鉴与罔鉴间耳。”朱翊钧也是一个唐玄宗式始盛终衰的人物。其执政前期一度呈现“万历中兴”之局；但在后期，他却怠于政事，荒于酒色，甚至近30年不上朝理政。尤为可悲的是，他竟把为其编纂《帝鉴》并辅助其执政的早已去世的张居正，抄家夺爵，打入另类。在其驾崩24年后，大明王朝终于土崩瓦解。
在“以史为鉴”问题上，没有谁比唐太宗李世民的“三镜论”更深入人心了。先说“以人为镜”。魏征是被李世民当作“人镜”的，“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资治通鉴》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页6105），然而，魏征生前，他就曾放言：“会须杀此田舍翁。”（同上书，页6096）及至魏征去世，他对群臣当面宣称：“魏征殁，朕亡一镜矣！”“望哭尽哀”，感情似乎很真诚，并亲自撰写碑文，以示悼念和表彰。（同上书，页6184）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亲去探望，并当面表态，把他女儿（衡山公主）许配魏征之子。岂料坟草未青，李世民却因其有“阿党”之嫌，“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为之撰写的碑文，废除他亲口许诺的儿女婚约（同上书，页6202）。
“以古为鉴”，李世民也并非什么楷模。虽然李世民经常强调以亡隋为鉴，然而，从其23年的执政历程来看，其晚期远远不如早期。正因如此，贞观十三年，魏征给他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疏，对其执政前后进行对比，指出其后期“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296-300）。甚至贞观末年，皇宫有一名叫徐惠的嫔妃也看出了李世民在执政上的前后不一，她批评李世民“东征高丽，西征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对于皇上这种重蹈隋炀帝覆辙的执政行为，她也来了一回“以史为鉴”，“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页6254）从唐太宗的后期，隋炀帝的背景影绰依稀。
在古代，“以史为鉴”是君主与朝廷的选择；在当下，“以史为鉴”则是权力与官方的选择。对政治人物来说，“以史为鉴”只是倡导，只是宣言，既非制度，也非法律，于权势者根本不具约束力。有为的君主，鉴于前代的兴亡与成败，励精图治，临深履薄；平庸的政客，无视时代潮流与趋势，志得意满，傲视千古。“以史为鉴”的初衷，意在对权力有所制约与警策。然而，恰如孟德斯鸠所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54）在人类制度史上，成功的经验，只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把“以史为鉴”作为约束权力的措施，自古以来没有成功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