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名窑荟萃，群星灿烂，而北宋官窑是宋瓷这顶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北宋官窑集北宋时期青瓷窑艺精华之大成；溶天文地理和儒道学说于一体，创官窑之先例，开瓷质礼器之先河，树开片为饰的新风；其品质之高，器型之美，开片之奇，内涵之深可谓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为后世所推崇和景仰。
北宋官窑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官窑制度的创立
北宋官窑不仅以其出类拔萃的技术和无以伦比的产品傲视群雄，而且还以官窑这种独特的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影响了后代制瓷业的发展。南宋官窑就是沿袭北宋官窑的体制而设立的，明清两代的官窑也同样是继承了这种模式而各自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官窑的产生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中国古代陶瓷产业的进化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历代的官窑都代表了那个时期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准，并主导了瓷器制作的潮流和方向。
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弦纹瓶
北宋官窑是为烧制礼器而专门设置的一座官控窑厂，由礼制局制造所管理，而礼制局是由宋徽宗设置在编类御笔所内的专属机构。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产品的种类等级，以及皇帝的参与程度，北宋官窑与明清两代的御窑相比都有过之而无所不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御窑，学术界有关“御窑只存在于明清两代”（28）的定论与事实并不相符。
北宋官窑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同时还有我发现和收藏的实物标准器相佐证，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也是迄今为止能够得到证实的第一座官窑。北宋官窑之前是否还有官窑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广义上来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州县设立和管理的窑作都可以称为“官窑”，而狭义上的官窑仅仅限于由朝廷设立，专为皇帝和皇室生产御用瓷器的窑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御窑。我个人认为对官窑的界定应该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因为从整个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历程来看，官窑无可争辩地占据着行业的领导地位，并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官窑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仅是由其官办的性质所决定，最主要还是依靠其远胜民窑的品质和实力来奠定的；官窑实际上就是最高水准和品质的代表，也是皇权和等级的象征。从北宋官窑到明清官窑，历代的官窑本身都具有鲜明的皇家色彩和等级特征，都毫无例外的成为各个时代瓷业的高峰和代表，相对民窑而言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品质和皇权，就不成其为官窑。唯有中央朝廷直接设立并主要服务于帝王的御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只有御窑才拥有远超民窑的实力和能力。其他不具有最高水准，不代表皇家特权，产品质量甚至不如民窑的的各级官办窑场都不能称之为官窑。
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盏托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各种官办性质的窑作，绝大多数的官办窑场并不是由中央朝廷所设立，而且其技术和产品的品质并不具备领先民窑的实力，许多官办窑厂生产的只是皇宫、皇陵、城墙等建筑用材，例如《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载：“.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这种主要生产砖瓦的窑厂怎么能和宋徽宗朝设立的专门生产国家礼器的御窑相提并论都称之为北宋官窑呢？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完全没有可比性，更不是同类。如果不做出明确的界定就会出现同一时期或同一朝代会同时存在多个官窑的情况，这就彻底混淆了官窑的概念，也使官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历史上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故意模糊、扩展官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北宋时期的东西窑务及所属窑作都列为北宋官窑，实际上是鱼目混珠，完全脱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充其量只是抢夺窑址资源，进行商业炒作的把戏而已。历代历朝只能有一个官窑，只有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水准的御窑才可以称之为官窑，北宋年间唯有宋徽宗朝设立的窑场才是真正的北宋官窑。
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圆洗
2 瓷质礼器的创烧
北宋官窑烧制的不是陶质礼器，而是全新的瓷质礼器；没有瓷质礼器的窑口就不成其为北宋官窑。瓷质礼器是从北宋政和四年以后才真正的开始登上祭坛的，到南宋时期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使用的范围也从郊祭天地扩展到名堂和家庙，并逐渐成为一种定制和惯例。明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磁。清代“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可见北宋官窑所创导的瓷质礼器的影响深远，并最终成为祭器的主角和主流。
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瓶
学术界有人认为，瓷质礼器在宋徽宗朝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例如：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郊庙奉祀礼文》中载：“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再有，《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一礼一·吉礼一》记载:“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吴天上帝、皇地袛、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撣为杓。”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庆历七年所修制的的新礼器都是“瓦登、瓦罍之类”的陶器，没有瓷器；陶和瓷古代通用，陶既可指陶器，也可代瓷器，但“瓦”绝对是指陶器。陶器和瓷器完全是不同等级和档次的东西，没有可比性，烧制这些陶质礼器的窑口也不能称其为北宋官窑，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代表北宋官窑的品质和水准。而且这些“瓦”类礼器可能并没有登上祭坛。
北宋官窑粉青釉梅花式杯
虽然仁宗庆历七年曾烧制过陶制礼器，但元丰（神宗）六年时使用的“簠、簋、尊、豆皆非陶器”，说明前代新造的陶质礼器实际上并没有被使用。尽管神宗年间又有人提议要使用陶质礼器，到宋徽宗大观年间祭天地时却依然使用的是青铜礼器。由此可见，“器用陶匏”虽然是共识，但北宋历代都没有真正的加以落实。陶质礼器不受待见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陶器早已被青铜器和瓷器所淘汰，在瓷器盛行和高度发达的北宋年间，陶质礼器相形见拙而被弃用也是理所当然。同时由于祭器日趋奢侈化，北宋时期“器必用金玉”已成为常态。陶质礼器的反复出现和退出，彰显出大儒们的迂腐和纠结，不能与时共进，对古制的理解死板而又不合时宜，直接导致了瓷质礼器迟迟无法登上历史的舞台。摆脱青铜礼器的束缚，并成功的使陶制礼器脱胎转型为瓷质礼器正是北宋官窑的一大创举和贡献，也使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以北宋官窑瓷质礼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创立了一种全新风格的礼器，是对传统礼器的一次重大改革，不仅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礼器的历史，为后世瓷质礼器的发展和普及打下了基础。这也是北宋官窑能够流传千年，备受赞誉的原因所在。
台北故宫藏北宋官窑青釉瓶
3 树开片为饰的新风
中国古陶瓷制作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受陶瓷材质的限制，陶瓷的装饰手法非常有限，基本采用的是彩绘和刻划这两种技法。彩绘是通过在器面施以色彩和图案来表现一定的主题和含义，这种技法源自上古时代的彩陶，逐渐发展到釉上彩和釉下彩，并延续到现代，贯穿了中国陶瓷史的整个过程。而刻划这种手法则是通过在陶瓷表面刻划出线条和图案来达到装饰陶瓷的目的，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又进化出镂雕堆塑等更为复杂高级的技法，使陶瓷的装饰由平面进入到了立体的阶段。但北宋官窑的装饰手法既不是彩绘，也不是刻划，而是使用开片的技法，通过人为的手段使釉面出现各种各样长短大小不一，纵横交错环绕的开片，来表现瓷器的内涵，并达到外观美化的目的。这种手法跳出了传统装饰技法的框架和束缚，用最简洁、最自然的线条表达出最深刻的意像，使原本单调乏味的釉面陡然生辉，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实在是出人意料，令人惊叹不已，堪称古今中外瓷器釉面装饰的最经典的杰作。
台北故宫藏北宋官窑粉青釉臂搁
可以说，开片是瓷器釉面最自然的纹饰，也是极富创意和表现力的装饰方法；其想象力之丰富，手法之新奇，感觉之美妙，技术之高超，迷倒了无数的收藏爱好者和瓷艺家，从古至今一直受到狂热的追捧和爱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全新的标志和品牌，历代都有无数的崇拜者追随着它的脚印，研究和模仿这种独特的技术。正是因为开片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和影响力，才造就了一个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梦幻般的“哥窑”传说。北宋官窑不仅创立了以开片为饰的新风，更是集开片技艺之大成，它使古代青瓷的烧制技术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方面至今都还是不解之谜。开片既是着北宋官窑引以为豪的成就，也是北宋官窑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其珍贵遗产。
台北故宫藏北宋官窑青釉花插
北宋官窑与历代官窑及其他名窑的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它所拥有的深刻的内涵，而不是简单的器物制作。寓意于器，器以藏礼是北宋官窑所不为人知的一个特点。宋徽宗在对礼器的改造和创制过程中，效法古代圣贤，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上，俯察于地，拟而象之，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充分而且合理的运用了格物致知、制物尚像的方法，将天文地理、道法礼法溶于器物之中，创造性的通过釉色和开片来体现天地自然属性，赋予瓷器崇高的精神品格，使瓷质礼器真正的成为沟通人与自然鬼神的道具法器。北宋官窑至朴至简，素极生华，胎不求致密，釉不求透明，不假人工雕琢，讲究自然天成，反映了儒家中庸和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表现出理学宁静而致远的境界，堪称最经典的中国式古典美，不愧是中国古代青瓷的顶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