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7月，第七届南南可持续发展论坛因疫情之故，在线上举办，主题为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全球危机与社区再生（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i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7月12日的主论坛上，几位学者以“面对全球危机另辟生态社会主义路径”（Eco-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Crisis）为主题展开讨论。法国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应“南南论坛”发起人、岭南大学教授刘健芝之邀，以笔谈的方式隔空与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俄勒冈大学教授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教授进行了对话。以下内容为岭南大学刘建芝教授提出的问题，阿兰·巴迪欧教授用英语作了书面答复。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的雷米·埃雷拉（Remy Herrera）教授促成了本次对话交流。
刘建芝：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内爆（implosion）。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是如此之多，然而灾难性的资本主义似乎还在继续，并加剧了两极分化，为边缘化人群带来了苦难和肃清。你是否认为当前的流行病、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状况和人民的应对，会成为在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上秩序的转折点？它又会以何种方式带来转折？
巴迪欧：我不认为在当代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崩溃”。也许我们有类似危机的东西，但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规律的一部分。也许，像往常一样，这种危机带来的结果将不是普遍的共产主义，而是一场战争，就像1905-14年或1929-39年的危机之后所发生那样。只有当共产主义政治非常强大时，才有可能想象资本主义的真正“崩溃”，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俄罗斯，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那样。但是今天，我们只有共产主义第三阶段的开始，在共产主义开始后，马克思代表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毛时代代表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假设在政治上非常薄弱。
刘建芝：你在2008年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设。12年后的今天，你对共产主义假设最重要的修正或补充是什么?
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对我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政治故事的名称，而不是用来称呼我们今天的情况的。我认为“假设”一词的含义与“科学假设”的含义相同。政治上的所有新事物都始于某种假设，通常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信念。但是，一个新的假设经常以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出现。今天，首先要重新肯定我们的共产主义假设，认为它是唯一一种向人类提出积极的、创造性存在方式的假设。只有凭借这种绝对的信念，我们才能组织一些政治经验，并创造一些新的、赋有普遍价值的地方性进程，以作为普遍性进程的试验性形式。
刘建芝：你如何看待生态斗争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斗争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巴迪欧：当生态斗争与共产主义假设没有建立明显的密切关系时，它们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之内的。今天，许多大的信托组织为他们的商品进行生态宣传。生态信念没有真正的政治独立性。我们必须断言，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人类的创造力不可能与基本的自然规律保持良好的关系。实际上，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这是未来共产主义新愿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阿兰·巴迪欧
刘建芝
：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革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你又如何看待他们的不足?
巴迪欧：要理解上个世纪的革命，我们首先必须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真正内容和真正目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目标，而是坚持四个原则：1.终结一切具有公共用途或价值的私有财产。2.消除城镇和国家之间、劳动者与农民之间、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之间、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之间、指导性工作和行政工作之间存在着的所有“巨大差异”。目标是带来多态的人类（a polymorphic human being）。3.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即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中不仅要彻底废除种族主义和盲目的民族主义，同时要废除各种形式的身份崇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完全统一。4. 通过提倡集体决策，逐步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分权。
总的来说，上个世纪的两次重大革命的结果都集中在第一项原则和第二项原则上的一小部分上。避免逐步回到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时期（可能是前三年），群众已经讨论过了这四点。但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现在知道，这四个要点对可能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进程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毛所说那样:“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简化为“夺取国家政权”。掌权只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创造的一个小小开始。
刘建芝：你会如何回应萨米尔·阿明的“脱钩”策略，以及气候正义和去核化等社会运动的诉求?
巴迪欧：从长远来看，这一切运动都没有任何力量。问题不在于“气候”或“核化”，而在于目前所有经济组织的目标，即把生产力致命地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寡头政治手中，再将其转化为货币。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压制资本主义下“生产”与“利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生产”直接与基本的集体定义或人类最好的生命存在形式联系起来。
刘建芝：你如何看待在为人类的未来而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历史主题的问题?
巴迪欧：“历史主体”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主体是由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和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少数派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今天我们必须假定“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区别。今天的无产阶级是由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大量的工薪族组成的，他们不在工厂工作，而是在服务业、运输业、保洁业等行业内工作。我们必须使用无产阶级的完整定义来定义他们：除了个人的劳动力以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向市场提供的东西来确保他们的生存。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有65%的无产者，20%的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15%的传统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假设对当今世界大约75%的人口来说是积极的。这些未来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我希望如此！）中的绝大多数今天都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
刘建芝：您想要传达给年轻一代的替代性理论、哲学、实践、政策、战略的主旨是什么？
巴迪欧：我的作品由四种形式组成：小说、戏剧、哲学和政治散文。一般来说，关于政治主题最有趣的形式是那些我谈到共产主义假设、当代世界、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文章。也许最激进、最有趣、最有用的部分是，一方面，我对当代“民主国家”和意识形态上被错误使用的自由（freedom）概念进行了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政治定义。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那么这三本书包含了我完整的理论系统：《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世界的逻辑》（Logics of Worlds,）和《真理的永恒》（L’immanence des vérités）（这本书的英语翻译工作还在艰难地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