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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有这样的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的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梁思成曾高度赞誉北京中轴线。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成功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是“北京中轴线”启动申遗的第十个年头，申遗步入关键阶段。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条有着“壮美秩序”的中轴线，最早的规划者是邢台人刘秉忠。不仅是这条中轴线，元大都之所以选址北京，以及北京城区水系和街市宫殿布局，都与刘秉忠的规划设计密切相关。

刘秉忠像。 葛仁考供图

划定北京城中轴线

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刘秉忠拜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

也就是这一年，“刘秉忠请定都于燕”。从刘秉忠所请，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改名中都，以为新都。

燕京原建有金朝的中都城，但受战争破坏，金中都的宫室全被焚毁，已成废墟。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以旧城东北郊外原来金建有离宫的湖泊地带为中心，重新设计建设新都。1271年忽必烈正式以元为国号。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国家的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受命主持元大都规划的就是刘秉忠。

元大都从至元四年正月开始兴建工程，八年始建大内，十年建成正殿和寝殿，十一年正月宫阙全部筑成，到二十七年六月发侍卫兵万人才修完大都城，前后历时24年之久。

刘秉忠规划元大都，基本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建设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同时依据《易经》的思想，规划了宫殿、城门。

邢台学院历史学博士葛仁考，多年致力于刘秉忠的研究。谈起大都的规划设计，葛仁考说：“礼治中的‘中’‘正’思想之外，大都城的规划还表现了刘秉忠‘酌古宜今’的思想。”一是宫城没有严格居于城市的几何中心；二是充分体现了理、气、象数等思想，结合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易经》卦像、堪舆等多层次实践学科；三是巧妙利用太液池等水利基础，坚持“得水为上”的堪舆理论，将河流、湖泊合理融入整个城市建设体系。

在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中，最重要的是确定“中心台”作为全城的中心，这也是元大都在都城设计中的首创。

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四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城市设计的同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做了明确的标志，在历代城市规划中，还没有先例，这也反映了当时对精确测量技术用在城市建设上的极大重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一文中这样评价。

“中心台”确定后，刘秉忠又以中心台为基点向南至大都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独树将军”，定出南北向贯通全城的中轴线。

关于“独树将军”，《析津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一树方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这样以大内南门对准城南门外大树，就使得宫城的中心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突出了大都以宫城为中心的格局。

中轴线从南到北贯穿全城，南自南垣正门丽正门，向北直抵北垣正门。

南北中轴线是城市的规划主线，城内重要建筑物，如大明殿、延春阁、清宁宫，均置于中轴线之上。这条中轴线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并为今天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所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始，一个接一个烟花，腾空绽放出巨大的“脚印”，由永定门出发，直奔鸟巢而来。仿佛有一位历史的巨人正步伐铿锵地从这条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走来，用脚步丈量着这段北京城市文脉的时间跨度。

元大都布局复原图。 葛仁考供图

巧思修治北京城区水利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位于前门东大街，以多种形式展示了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历史和建设成就。踏上扶梯向上走，展览馆右侧墙面是一幅巨型的《北京老城》青铜浮雕。四周细密如织的建筑合围中，一连串镜面般的湖泊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串湖泊包括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是高粱河水系的一部分。较金中都城址所在的莲花池水系，高粱河水系更加丰沛的水源，也更有利的水运条件，正是元大都选定新城址的自然地理基础。

元大都的政治中心宫城选定在太液池以东，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台”则设在积水潭北岸，并于其东侧建“中心阁”（今北京城鼓楼附近）。紧傍积水潭东岸万宁桥，过“中心阁”，确定了全城南北中轴线。

侯仁之的《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载：“从中心台向西恰好包括了积水潭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东西两面墙的位置。”正是以积水潭东西之长作为全城宽度之半，确定东西城墙位置。

这些充分彰显了刘秉忠在规划新都城时对积水潭的看重，但要充分利用，使它发挥大都城中水上交通中心的作用，还需要对当地水系进行修治。

金朝一代，就尝试修建中都至通州的运河，但由于水源缺乏和地势过陡，始终没有顺利解决漕运问题，需要依靠陆运把集中在通州的漕粮转运到中都。刘秉忠推荐郭守敬负责水利事宜。郭守敬自幼于紫金山书院从学于刘秉忠，专长水利工程，精于测量。

葛仁考认为，正是刘秉忠和郭守敬师徒联袂，从规划设计和城市水利两方面锻造了北京城的“元气”。

北京地区一直缺水，成为修建运河的最大难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经过近30年对北京地区水资源的调查，提出引白浮泉水接济漕运，修建京杭大运河最后一段至大都运河的建议。

“白浮水导引入京，始于元初，以济漕运。郭守敬经始其事。开渠引水，顺自然地势，西折南转，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今日新开京密引水渠，仍循元时故道。足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确。”侯仁之在《白浮泉遗址整修记》中写道。

白浮引水工程大大开拓了元大都的水源，把昌平白浮泉及西山诸泉汇集到瓮山泊，导入通惠河，解决了通惠河的漕运水量保障问题，是北京水源史上的重大突破。通惠河的建成也成为京杭大运河最终完成的标志，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由原来的通州潮白河畔延伸到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南来船舶沿通惠河从大都南城墙的丽正门和文明门之间的南水门入城，沿皇城的东墙北行再西折而入积水潭，“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

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正是看到积水潭中舳舻蔽水、船货云集的繁荣景象，大悦，遂命名为通惠河。

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今天北京城区水系的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多元代的水利工程在通惠的同时，也造就了当时和日后北京城的许多山水胜景。太液湖畔，宫城与隆福宫、兴圣宫三宫鼎立，围绕三座宫殿筑起的红门阑马墙与碧波荡漾的太液湖水互相映衬。汇集诸泉的翁山泊，在清代建设成了一代名园颐和园。而通惠河两岸高柳拥堤，碧波清流，成为游人驻足赏景的风光河。

值得一提的是，西山诸泉、高粱河水系以及城近郊的丰富的地下水，主要都是永定河通过地上、地下的途径补给的。

葛仁考介绍，刘秉忠去世后，选择葬在永定河畔，守望着这条赋予大都无尽生机与活力的母亲河，足见刘秉忠对于大都的一份深厚感情。

刘秉忠墓碑，原立于邢台市贾村刘秉忠家族墓地。葛仁考摄

奠基北京城的宫殿与街市格局

作为一座井井有序、周密规划营造起来的城市，元大都“辨方正位”的重点在于确定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的方位，其中尤以朝廷、宗庙最为重要。

刘秉忠设计大都时，最早确定的就是宫城和北中书省的位置。

《析津志》记载，“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位置，公定方隅；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确定宫城在太液池以东，确定北中书省在凤池坊以北。凤池坊在海子（即积水潭）东北斜街以北，即今什刹海以北地方。

在太液池东岸修建的宫城，分作南北两组建筑，分别是“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的大明殿和作为后廷的延春阁两组宫殿。大明殿、延春阁建在宫城的中心线，即全城的中轴线上。建在西岸的两组宫殿，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分别为太后、太子所居。元大都的中央官署则是分散设置的，大多在外城的东北部和中部。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夏天，意大利商人、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都，在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下了元大都宫城的壮丽景色：“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辉煌壮丽的元大都宫殿在明朝陆续损毁。通过分析相关史料记载，著名文物专家单士元在《故宫营造》中指出：“隆福宫在朱棣称帝后改建为西宫”“元故宫大明宫等的拆除时间范围大体可以假定为是在洪武六年到十四年之间，很大可能是在永乐四年后修建明紫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

元大都的街巷同样是井井有序统一规划的。大都城北面设城门两座，东西南三面各有城门三座。每座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街道，两座城门之间，大多加辟街道一条。街道，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纵横交错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九条。

全城的次要街道或称胡同，基本上沿着南北干道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干道宽约25米，胡同宽只6到7米。城市居民的住宅，集中分布在各条胡同的南北两侧，都可以建起坐北朝南的主要住房，符合北京的气候特点。

整齐有序的街道布局为明清北京的内城所继承，是今天北京历史风貌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天北京城内有些街道和胡同，仍然保持着元代旧迹。

大都城的市肆分布在全城，重要的行市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处是在积水潭东北岸的斜街，名叫斜街市，受惠于积水潭水运便利，是全城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方。一处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名为羊角市，是城西最繁华处。一处在东四牌楼附近，名叫旧枢密院角市，主要供应大内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

元大都从破土动工到修建完成，前后历时24年之久，可惜的是，刘秉忠作为规划者和设计师，却没能看到大都城完全落成的模样，于至元十一年八月（1274年）撒手人寰。 （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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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与邢台“井”文化

刘秉忠作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师，其影响不仅仅在宫阙选址、中心台、中轴线设计这些奠基北京城格局的宏观方面，也渗透在一些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之中。其中一例，就是北京城的胡同。

北京城的胡同是从元大都开始的，这样的设计与刘秉忠所受到的邢台“井”文化影响渊源颇深。

邢台的“邢”，从“井”演变而来。

商代时期，邢台曾属于井方方国。据说，井方属于陕西姜姓部落，后辗转从豫北地区来到邢台，并稳定下来。井方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妇妌，又被写作妇井。她是井方酋长井伯之女，被献给商王武丁，受到特别赏识，与大名鼎鼎的妇好不相上下。甲骨文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她的记载，表现了武丁对其眷恋有加。因为这层关系，武丁对邢台一带很重视。商代将方国居住核心地带称为邑，这里又被称为“井邑”，逐步演变为“邢”。

从“邢”字的演变及传承的连续性，我们可以感知，“井”在邢台历史中的顽强生命力。

作为邢台人，刘秉忠在元大都的规划和设计里，自然渗透了邢台“井”文化。

北京城萧墙之外的区域，划分为50坊。胡同位于坊中，基本上沿着南北干道的东西两侧排列，纵横交错，形同一个个“井”字。元大都建成后，蒙古人就把坊中纵横交错的小街称呼为“井”，而蒙古语中的“井”音译为汉语就是胡同。

从蒙古语音的角度还能解释清楚许多胡同的名称：“屎壳郎胡同”就是“甜水井”，“墨河胡同”就是“有味儿的井”，“箍筲胡同”就是“苦水井”，“巴儿胡同”就是“小井”，“蚂螂胡同”就是“牲畜饮水井”。

随着明清将北京继为都城，胡同更多了，名称也五花八门，有所谓“江河湖海”“山川日月”“寺庙庵堂”“鸡鸭鱼肉”“花草鱼虫”“风火雷电”等等胡同。

同故宫、王府井等皇家、官宦文化一样，胡同作为民俗文化的核心，已成为北京建城史上重要的文化载体。

文/葛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