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我是一直老欢喜：“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听着铿锵有金石声，眼前会显出一些故人，其中就有一位滚地龙里长大的女子。

小时候，我家住在滚地龙。老上海都知道那叫三湾一弄，三湾是朱家湾、潘家湾、谭子湾，一弄是药水弄。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上世纪初从苏北逃难到上海滩，群居于此地，到我这辈已是第三代。这里贴着内环，现在不算白金也是白银地段。但当时，是下只角里的下只角。

一大早，弄堂里倒马桶和买早饭的走在一条小道上，擦肩而过，大家互相问候，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到了晚饭时，各家的饭菜香气弥漫在弄堂里，小孩子能靠鼻子闻出各家伙食水平。饭后，有电视机的家庭门庭若市，全是来看《上海滩》《霍元甲》的邻居，主人把音量开到最足，只有其他家夫妻打架或者教训孩子的吵闹声才能盖过。

总之，这是一片草草莽莽的穷街陋巷，妥妥的人间烟火之地。

景芳家姓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以后怕也不会知道。她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念小学，她已是成人。看得出，她家穷得很，一家四口挤在一个看上去暗戳戳的小房子里。她爸妈不太和睦，总吵架。白天，他们在房里吵，景芳就在门外呆着。她身材高挑，少说一米七，站在小房子门口，像一株纤细的杨柳，秋冬寒风一吹，更显柔弱。

她有个妹妹，比她矮一大截，精神有点问题，不上学，每天都在弄堂里瞎转悠。有几个比我大点的孩子，就爱逗她玩，带她在弄堂里踢球。妹妹不会踢，守门，大孩子半是愣半是欺负人，打门的时候真用力。妹妹不懂，没踢到她，就哈哈笑，踢到了就哇哇哭。有一次，景芳凑巧早回来，正好看到妹妹哭，她二话没说，过来就抽了踢球的大孩子一个耳刮子。大孩子本来还在笑，转眼就哭了，景芳不理他，一言不发，拉着妹妹的手往家走。

我当时就在边上，怕得不敢出气，看着她们姐妹俩的背影拐进一条小路，一高一矮，像一棵树和一朵小花在移动。

八十年代末，弄堂里的上海小年轻，也呆不住。我听大孩子们提到，景芳应该是技校毕业，但不愿意去厂里当工人，分配了工作也不去报到。这在当时可是弄堂里的大新闻。三湾一弄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总觉得进厂工作是天经地义，不工作在社会上“荡”的，男的是流氓，女的叫拉三。这话明里不说，其实交头接耳之际，已在弄堂里疯传。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景芳，有人说她出去讨生活了，据说是很远的南方。说这话的人总是摇摇头，一副很为她的未来担忧的样子。我太小，不知道南方为什么这么可怕，每每在弄堂里看到落单的景芳妹妹，也没来由地为她俩的命运担忧。

大概消失了一两年，景芳出现了。大人们都说她从广州回来，这又是弄堂里的一件新闻。邻居们涌到她家窥她。我第一次看到她家门大开着，爸妈笑呵呵地坐在一张长凳上，隔着桌，她和妹妹坐另一侧的长凳。邻居们并不关心她爸妈，都围着景芳，听她讲刚开放的南方。她淹没在人堆里，我在屋外远远地望去，只能依稀看到一个熟悉的清瘦身影。

广州人爱喝早茶，最高级的酒店是五星级的……虽然我听到的都是二手信息，但这些信息传进我耳朵里，就像天书一样动听。她是第一个让我对南方产生浓厚兴趣的人。此时，她已然成了我们弄堂更是我心里的一个传奇。

景芳回来待了一阵子，跟爸妈说，要努力挣多点钱，带妹妹走，去过好日子。爸妈和邻居围着她，劝她留着。上海那么好，哪里还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她回一声“不”，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爸妈管不住她，很快，她又消失了，妹妹继续在弄堂里游荡。一年、两年，再听到她的消息时，我都上中学了。听说，她在广州做服装生意，但生意失败，把先前赚的钱全赔了，不肯回来。传话的邻居照例是摇头，好像她曾替景芳算过了命，并且曾经劝告过她，不可逆命而行。

但终究过了两三年，她回来了。这次说是从香港回来。那个时候的香港，代表着一切的美好：港币、大彩电、烤乳猪、明星、时装。没人敢问景芳现在做什么，靠什么发了财，只是簇拥着她，气氛拘谨但又热烈。

这次，她没在老房子待多久。离开时，悄悄把妹妹和爸妈带走了。

再后来，偶尔会听到她的音讯，说她又去了日本，辗转数年，又回到了上海。这时，三湾一弄已经拆掉，邻居们风流云散，没什么联系，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本人。

但是，景芳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总觉得她现在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某一座楼里。妹妹的头发灰白了，而将近老年的她，身形依旧瘦削如柳，久历风尘，益发柔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