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碎尸案”波澜再起，但“这一次”依然跟追凶进展没什么太大关系。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媒体对“家属起诉学校”进行报道后，并没有立马收起镜头和笔尖，而是就南大碎尸案被害人刁爱青家属的现状进行整体性透视和写实，也就是穿过现实的庭院去直面被悲苦击垮的“刁家人”。

从媒体延续性的报道中我们得知：“被害人刁爱青的姐姐已经患抑郁症（4-5）年，案发当年甚至因过度悲伤而流产，而她的父亲从性格开朗走向沉默寡言，至于她母亲只有靠干活的疲劳才能入睡”。并且在刁爱青遇害后，家属不久后就搬离老宅。

按照被害人刁爱青母亲的说法：“没法在这里生活，要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事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刁爱青母亲只是说出当时心绪的“后半句”，而对于“前半句”心绪中必定存有的“睹物思人”，她并没有说出，但并不代表不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亲缘关系中如若出现“极致的悲苦”，多数人都会选择“逃离”的操作，也就是最大可能地切断跟故人共同接触过的事物，以达到抵御悲苦的反刍和侵蚀。只可惜，“刁家人”仅做到“这一点”似乎还远远不够，因为“南大碎尸案”早已不只是刁家的悲苦，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走向公共场域。

这种情况下，如果案情不能迅速地推进，作为被害人和家属就会遭遇非议。于此去理解被害人刁爱青母亲的“说法”似乎就更为容易一些。当然，之所以要追问“刁爱青遇害后家属搬离老宅”的操作，并不在于家属做的对不对，而是想通过这样的必要操作，去梳理世俗悲苦的构建和拆解机理。

说到底，“刁家人”总还是寻常的大多数，他（她）们在对抗悲苦的过程中，应该也是想超越自我，放下悲苦的。只是从“南大碎尸案”发生这25年来看，“刁家人”还是没有走出苦境，甚至从镜头中“刁家人”哭诉的言语来看，被撕碎的“刁家人”，依然深处在痛失刁爱青的氛围当中，只不过时间过去太久，看起来像是讲别人家的故事。

要承认，多数人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悲苦困境时，“逃离”是首选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把悲苦具象化，以至于只要不去“睹物思人”就好像能好受一些。不得不说，在回避悲苦上，“看不见”确实是有效的。

只是对于这种逃避式的消解来讲，人之于世间的意义就是被左右，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好像除却这条路可走，并没有更好的方式可行。因为能用脑袋代替躯体受累的人还是少数人的本领，毕竟自我超越太难了，它需要时刻训练。

王尔德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一个是想得到的得到了。”这种说法看起来很矛盾，可事实上是在深刻的讽刺“终结性思维”，也就是好与不好，总被置身于状态下，而非是跳过那一刻，平视人生的每一刻。

另外，人们总希望自己在面对悲苦时“去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事的地方”。这就在于“悲苦”不只是自我生出的情绪，也存在周遭强加的情绪。因为作为人来讲本就是社会性的产物，所以很依赖所属社会的评价系统，尤其是未受过社会认知系统训练的人，很难进行自我悲苦的拆解。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无意识的交互对冲：其一，局外人对当局者无意识的评价会加剧当局者的负面情绪；其二，当局者无意识的行动会加剧局外人揣测的力度。这导致，本来无意识的交互对冲，却让当局者更加难受。

所以人们常说，遇事要不先入为主，遇事以不变应万变，看来确实是有道理的。只是在世俗秩序中，任何家庭要是摊上“碎尸案”这种无法直面的悲苦困境，就好像道德上也是卑弱的，即便从情理上讲，谁都知道家属也是受害者。

与此同时，回到“刁家人”的庭院里，或许唯有加缪所强调的“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生活”才能不冒昧地接过“刁家人”的悲苦话茬。因为“刁家人”的悲苦就是不可治愈的疾病，甚至就算抓到凶手也只是能消解部分仇绪。

“死去的人依旧年轻，活着的人却充满悲苦”，这大概是“刁家人”最真实的状态。虽然当代育儿理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那种将生儿育女奉为互相成长的父母来讲，可能本就不懂寻常人家的“执念”，也就是那句“讨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如被害人刁爱青的姐姐所强调的，“刁家人”对于刁爱青是寄予厚望的。因为我们很清楚，25年前的大学生只要能正常毕业，应该都能有不错的未来。所以对于“刁家人”而言，刁爱青不只是家中的“宝贝女儿”，也是振兴家庭的主要希望，这种情况下，“女儿遇害”本身就是双重打击，于此刁父称“总要有个说法，我们就是死也瞑目”大概率也是肺腑之言，而刁母哭诉：“要是她还在世，马上就要退休，她也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只是，这一切都在25年前“被切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