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官网）
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活动，而降低知识获取成本则是找到巨人肩膀的关键一步。Mokyr（2002）强调了科学期刊和学会在降低知识获取成本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重要原因。然而，如何直接测度知识获取成本降低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却并不容易。
针对这一问题，Berkes和Nencka合作的研究“Knowledge Access: The Effects of Carnegie Libraries on Innovation”聚焦于公共图书馆这一独特的知识存储和传播机构，利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捐建的1687座公共图书馆这一独特案例，构建了准自然实验，揭示了公共图书馆对城市创新的深远影响。
卡内基图书馆项目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项目之一，从1883年持续到1919年，累计捐建了1687座公共图书馆，按2020年美元计算，捐建总额高达10亿美元。这些图书馆的捐建并非由卡内基单方面决定，而是由各城市居民或社团代表主动申请。然而，申请获批并不意味着项目一定能落地，因为具体的捐建要求需要由卡内基慈善项目的负责人与城市民选官员协商确定。
图书馆的捐建要求包括四个关键条件：第一，捐建金额根据城市的人口规模决定，平均而言捐建金额根据该城市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总数按每人2-3美元计算；其次，图书馆必须免费对公众开放；第三，图书馆所在的土地需要由所在城市出资购置；最后，图书馆的后续运营维护费用由所在城市承担。
卡内基图书馆捐建项目在当时毁誉参半，很多城市积极申请，但也有大量城市拒绝捐建。拒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卡内基在工人群体中的恶劣形象。作为美国钢铁巨头，卡内基对待工人罢工的手段极为强硬，曾在多个城市血腥镇压罢工，这使得许多城市对他的慈善项目持抵制态度。马克·吐温也曾撰文抨击卡内基的图书馆捐建计划，认为这是他为了博取名声而采取的手段。
二是图书馆的后续维护费用过高。根据捐建要求，城市需要在图书馆建成后每年投入至少10%的捐建金额作为运维费用，而实际的运维费用往往更高。因此，尽管有超过200个城市申请并获得了捐赠，但也有城市最终拒绝了图书馆项目落地，这些拒绝的项目占总捐建金额的约15%。接受捐建和拒绝捐建的城市分布见图1。
图1 卡内基图书馆建立与被拒绝的城市分布
注：蓝点代表该城市有卡内基图书馆建立，红点代表该城市最终拒绝了卡内基图书馆的捐建计划
公共图书馆极大地便利了发明家的创新活动，由于图书馆对过往技术资料的全面储藏和良好分类且几乎无条件对外开放，迅速成为当时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现代复印机发明人Chester F. Carlson以及宝丽来快速成像技术的发明人Edward Land都是在公共图书馆完成他们的主要发明，爱迪生在电话和电灯的发明过程中也经常光顾公共图书馆。
为了检验图书馆建立与当地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充分利用了卡内基图书馆项目的捐建特性，通过比较接受卡内基图书馆捐建的城市与申请获批图书馆捐建、但最终拒绝图书馆建设的城市在之后年份的专利申请数量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方法（DID）识别图书馆建立促进当地创新的因果关系。
图2a展示了接受卡内基图书馆捐建的城市（Carnegie，即处理组），与成功申请但最终拒绝捐建的城市（rejecting cities，即对照组）在各种城市特征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两组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等特征上差异很小，这表明两组城市在图书馆捐建之前的基础条件类似。而当将接受捐建的城市与从未申请卡内基图书馆项目的城市（non-applicant cities）进行比较时（见图2b），差异则相当大。这表明，接受捐建的城市和拒绝捐建的城市在图书馆建立之前具有可比性，而与从未申请的城市则存在显著差异。
图2 接受捐建的城市、拒绝捐建的城市和没有申请项目的城市的特征比较
注：未申请捐建的城市（non-applicant cities）为人口超过1000人的从未申请卡内基图书馆项目的城市
图3展示了接受图书馆捐建的城市与拒绝捐建城市的专利数量差异。在公共图书馆捐建之前，两类城市历年的专利数量基本相当，但接受图书馆捐建的城市在此后至少20年的时间内专利数量显著增加。这一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表明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对城市创新产生了持久的促进作用。
图3 卡内基图书馆建立前后该城市的平均专利数量历时变化
注：红色实线代表该城市接受卡内基图书馆捐建计划的时间，红色虚线代表该城市卡内基图书馆实际落成的时间
对于卡内基公共图书馆建立促进城市创新的内在机制，作者强调了两个潜在途径：增加城市的可用知识存量和促进发明人的创新合作。
第一，公共图书馆增加了所在城市的可用知识存量。由于图书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有相同程度的文献馆藏，作者参考190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公布的推荐藏书清单以及Wiegand（2011）提供的5个主流公共图书馆1950年之前的藏书目录数据，测度了图书馆在不同领域的藏书丰富程度。研究发现，接受图书馆捐建城市的新增专利会集中于有更丰富藏书的领域。同时，这些城市的新增专利更多地引用了过去的文献资料，这表明图书馆为发明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
第二，公共图书馆建立促进了发明人的合作创新。图书馆不仅提供了创新所需的物理资料，也为发明人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作者发现，接受捐建的城市的新增专利中，合作专利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存储中心，也为发明家们提供了交流思想、合作研究的机会。
总而言之，通过卡内基公共图书馆这一独特的案例，Berkes和Nencka（2024）的研究验证了降低大众获取知识门槛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公共图书馆这一独特机构的认识，为我们理解知识获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也为理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创新中的作用，和应对数字鸿沟、推动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启示和经验。
文献来源：Berkes, E., & Nencka, P. (2024). Knowledge Access: The Effects of Carnegie Libraries on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45.
其他参考文献：Mokyr, J. (2002).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egand, W. (2011). Main Street Public Library Database. https://cardinalscholar.bsu.edu/handle/123456789/194598.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