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在从火线幸运地撤回己方阵地后，潘泽和同车组的战友被送回后方待命。他们受到了连长的关照，得到了食物配给和生活用品，潘泽的冻伤也得到了军医的悉心治疗，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俄国朋友

在后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觉得特别无聊。我的战友们每天都出去侦察，但总会留下一个人陪我。一天晚上，他们返回时告诉我，他们遇到了瓦尔德马·弗金（Waldemar Fockin），他是一名俄国辅助人员，穿着德国军装，在部队里担任翻译。弗金是从德国战俘营里被挑选出来分配到我们这里的，他的德语很流利，还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无线电技师，是一名专业的工程师。我们连十分需要像瓦尔德马这样的人才，特别是在前线作战时，可以说他是我们连长座车车组的第六人，是我们亲密的伙伴。以前，每当有俄国人被抓获时，瓦尔德马就作为翻译协助审讯，而现在他每天都陪着一名德国卡车司机前往皮托姆尼克，帮助运送补给。

■ 1942年1月，2名志愿为德军服务的俄国辅助人员（左三及右二）与家人的合影，两人胸前佩戴着德军的普通突击章，表明他们曾经参与德军的军事行动。在二战期间，有超过50000名俄国辅助人员在德军部队中服役，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也有相当数量的俄国辅助人员。

在包围圈建立之前，我和瓦尔德马就成了好朋友，在我们连的主任无线电技师阵亡后，我能接替他的岗位还多亏了瓦尔德马的帮助。那天晚上，瓦尔德马来掩体看望我，他开心地拥抱着我说道：“我最好的朋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告诉他自己的伤势还需要休养很长时间，不能心急。我还建议他搬到我们的掩体里同住，他欣然同意。两天后，他就搬来了，而且每天依然从事运输工作，开车前往皮托姆尼克运送补给。

就在瓦尔德马搬进来的第二天，他告诉我他把一整块面包的四分之一藏到我的毯子下面。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而是偷偷把面包吃了，如果他因为偷拿食物而被抓住的话，肯定会没命的。直到1943年1月15日，瓦尔德马一直都和我们待在一起，每天都会给我送来额外的面包。他还告诉我们，在野战机场附近有很多高大的帐篷，里面堆满了补给品，都是些好东西，但是每天我们依旧只能吃到100克面包和60克肉或猪油。

在1942年的圣诞夜，我们的野战厨房给大家分发了掺了朗姆酒的热茶，还有一片面包、一碗马肉汤、一盒巧克力和一包香烟。巴尔奇依旧给我们带来惊喜，搞到了一瓶好酒。我们在温暖的掩体里点上蜡烛，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就在圣诞节之后，俄国人闯入了野战机场，掠夺和烧毁了足够供给整个集团军14天的补给品。此时，我们不得不撤离，向古姆拉克的小机场撤退。

■ 1942年12月底，苏军进攻部队冲进斯大林格勒郊外的一座德军野战机场。随着机场失守，德军的补给状况更加恶化，只能向城区撤退。

艾希霍恩战斗群

一天早上，一位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来到掩体，说连长让我们去见他。在战友的帮助下，我也被抬到连长的住处。首先，我们按照常规报告了各自的现状，随后由连长发言。他对我们简短地表达了敬意，并为那场悲惨的战斗表示遗憾。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些关心的话，最后面向我说道：“你，我亲爱的潘泽，你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那个时候你真应该找一双手套，而不是带上密码本。但是，无论如何你始终是一名勤奋的无线电员，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安排到我的车里，而把之前那个懒惰的家伙赶出去的原因。随便说一下，你还为我训练你匍匐前进而生我的气吗？那时你在右边，我在左边，我们向前爬行，做的很不错。我们面对的形势很棘手，好在我们很幸运，我们五个人都还活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根据我对目前情况的判断，我们失去了坦克，但部队中余下的人员会组成战斗群，接受艾希霍恩上尉（Eichhorn）的领导，不过潘泽和我都不会参加新的行动。”

■ 德军第24装甲师的摩托车传令兵，摄于斯大林格勒战场。

连长让勤务兵拿来五只玻璃杯和一瓶白兰地。我们相互祝酒，祝愿自己和大家能在包围圈里好好地活下去，并且希望能够交上好运。随后，一整条面包被分割成五块，每人一块，还有一碗马肉汤。连长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手里拿到的是司令部给我的圣诞礼物，我不想独自享用这些食物，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纪念我们一起风雨同舟、共同战斗的日子。”最后，我们喝光了整瓶白兰地。我们和连长库诺·冯·迈尔道别。“兄弟们，保持高度警觉，祝你们好运！”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我们的连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部下面前表现出如同慈父般的一面。

在营部军医霍斯特·罗霍尔（Horst Rocholl）的精心照料下，我的冻伤明显好转，手上的伤口长出一层薄薄的新皮。按照医生的说法，恢复过程十分良好。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我每天能吃到两倍于定量的面包。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几天里，我们不得不撤离掩体向古姆拉克转移，在当地小型机场附近的地方已经建好了几百个掩体。我和瓦尔德马住在一个掩体里，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饥饿，寒冷，还有虱子一直陪伴着我们，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呢？我们还有被拯救的希望吗？我们都认为俄国人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看来我只能把生死交给命运来安排了。我无法逃走，也无法投入战斗，我身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一把手枪。我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人会知道我是如何结束生命的。这些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特别是当我的战友们都加入之前提到的那个战斗群出去作战时。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下决心的时候，俄国人在包围圈里铺天盖地地散发传单，劝说被围的部队投降，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食物和酒，并保证生命安全。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是我们的宣传，还是敌人的传单？还有一些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前线喊话，敦促我们放下武器，改变立场，并且保证我们在战后能够安全健康地回到家乡。不过，有谁会相信呢？

■ 两名身穿白色伪装服的德军MG 34机枪手坚守在雪地中，在背景中可以看到一辆苏军KV-1重型坦克的残骸。

晚上，每当掩体的门被推开时，我都会数一下进来的人数，确定所有人都活着。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已经把火炉生好，让掩体里保持温暖。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出去之前都会吃完当天的配给，因此回来时没有东西可吃，我只能为他们准备少量热茶。如果他们愿意谈一下外面行动的情况，我也能从中了解到战斗艰难与否。我们的野战厨房不时会为战斗人员提供热汤。最初，这个战斗群有30个人，但每次出动都会有战士牺牲。

新年前夜，我的伤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也确认了这一点。我能够稍微活动一下，右脚已经几乎完全痊愈了，但是左脚还是穿不上鞋子。当天下午，我们又得到了五日份的配给，巴尔奇和赫尔梅斯负责把食物收集起来，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喝到了用脱水蔬菜和马肉煮的热汤。目前战斗群暂时没有行动，因此我们一整天都呆在掩体里。我们还收到了邮件，我有三封信，分别来自我的母亲、姐姐希尔德（Hilde）和女友埃丽卡（Erika），这让我喜出望外，倍感满足。我躺在床铺上，每封信都读了三遍，想象着自己正在家里陪伴着心爱的人。

新年惊魂

这天我们没有遭遇任何敌人，但是我们都意识到就在2公里外，俄国人就在山坡的另一边。除了小股侦察部队外，俄国人一整天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天色渐渐变黑，夜晚更加寒冷，迷雾重重。我们坐在掩体外的桌子旁享用了100克面包和60克罐装肉，还有一小杯茶。晚饭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掩体里休息。每个掩体都要安排一个哨兵，在规定的时段负责特定区域的夜间警戒。我们掩体安排施韦特纳担负晚上10点到午夜的岗哨。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时，施韦特纳却被叫醒，前往哨位。他穿好衣服，尽量让自己暖和点儿，然后就消失在布满星星的寒夜里。

■ 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一名德军士兵在自行搭建的小炉灶上烤面包。在陷入包围后，德军开始实施严格的食物定量配给，每人每天仅能得到100克面包和60克罐头肉。

在施韦特纳上岗不过15分钟，我们就听到了枪声，那是步枪的射击声。伴随着枪声，曳光弹的弹道和彩色信号火箭的尾迹划过夜空。枪声越来越密集，雨点般的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立即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衣服。这时，施韦特纳从外面跑进来大喊道：“俄国人来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命令，但是没有任何命令下达。每个人都看着外面夜空中的烟火，只有步兵武器的射击声，而没有火炮的轰击，这显然不是一场猛烈进攻的前兆。尽管如此，情况看起来依旧不妙。

此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补给，我们手里有四天的口粮，根据命令，我们要尽快把食物吃掉，以免它们成为俄国人的盘中餐。对于一个终日饥肠辘辘的战士来说，要消灭400克面包和240克罐头肉是轻而易举的。不到半个小时，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光了，我们的胃被撑满了。但是，俄国人却没有出现。巴尔奇决定出去看看情况，于是他穿好大衣，拿上冲锋枪走出去。大约20分钟后，他回到了掩体里，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进攻，他们只是在庆祝新年而已。由于时差关系，俄国人进入新年比我们早两个小时。虽然我们现在吃得饱饱的，可是未来四天要挨饿了，这四天可叫我们怎么过呀！

午夜，我们也放起烟花迎接1943年的到来，可是身处包围圈里没什么值得庆祝的。我们饥寒交迫，根据师长阿尔诺·冯·伦斯基（Arno von Lenski）的命令，我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里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了。但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们还要坚持战斗，守住阵地直到最后一刻。元旦这一天，我们没有食物可吃，但说句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感到饥饿。巴尔奇搞来两罐热咖啡，里面居然还加了糖，让我们十分惊讶，此外他还带回一瓶酒。

■ 二战德军的脱水蔬菜罐头，在包围圈里用脱水蔬菜和马肉煮的热汤对于德军士兵而言堪称盛宴。

1943年的元旦天气不错，虽然有些寒冷，但这一天很安静地过去了。下午，我们喝到了用罐头肉熬制的浓汤，掩体里十分暖和，点点烛光让室内的气氛显得很安逸。晚上，巴尔奇拿来两罐脱水蔬菜，放在炉子上加热，每个人盯着那绿色的豆子，都在想他是从哪里搞来的？巴尔奇让我们不要多问，只管吃就可以了，瓦尔德马也和我们一起享用了蔬菜。

第二天，战斗群没有作战任务，原来的30个战士现在只剩下17人，而且还有人不断离开我们。晚上，瓦尔德马带着食物回到掩体时，他默默地把半条面包放在桌子上，对我们说道：“朋友们，听着，我为你们做的事是要被判死刑的，但是饥饿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更深。包围圈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此我并不关心怎么个死法，是因为偷拿东西被德国人抓住而被枪毙，还是因为做了德国人的帮手而被俄国人处决。作为德国战士，你们对我都很好。”在沉默中，我们分食了面包，巴尔奇告诉他一切要小心，我们知道他这么做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现在每过四天我都要去医生那里一次，大多数伤口都已经长出了新皮，只有左脚上的三个脚趾还没有愈合，但是我已经能够再次剃须和清洗了，相比之前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下期预告：在1943年新年后，包围圈越缩越紧，潘泽随着部队一再向斯大林格勒城内撤退。一月中旬，老连长迈尔上尉奉命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包围圈，在临行前他与自己的部下们做了深情的告别。枪炮声越来越近，坦克兵们只能在城市的废墟里寻找最后的藏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