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不是“老北京儿”

◎水满则溢

阎崇年先生的《北京文化史》问世了。这是一本只有303页的薄书,却涵盖了北京地区文化历史,语言通俗,风格方正,深入浅出地将北京文化的由来、衍变和未来呈现给读者。如果说当下大众文化里对北京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些“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那么这本书的严肃性确实体现了作者“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自我要求。

绝大部分人都是从自身和他人的生活经历和现实体验认识北京文化的。例如今天许多人把炒肝儿、卤煮、羊杂汤当成北京小吃的代表,原因不过是这些吃食更常见于市面,加上人们的怀旧、商业的宣传和网络的推动,便“只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其实,只要多看看前辈人写的著作,如王世襄的《京华忆往》、朱家溍的《梦忆什刹海》、萧乾的《北京城杂忆》、翁偶虹的《春明梦忆》、连阔如的《江湖丛谈》,以及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等,便可知道原来北京人的生活与习俗还有那样诸多的不同。就是吃食,也不光只有占据网络话语权的那几样,更不必说“老北京米粉”“老北京炸臭豆腐”“老北京儿煎饼果子”有多么荒谬……

寻常人对北京,尤其是北京文化的认识,依然缺乏整体的思维概念,这或许就是今天对北京文化各种争执的根本原因——谁能理解炒肝儿与芸豆卷的共性?或者在大杂院与北京城之间找到一种文化契合?

阎崇年的《北京文化史》,恰恰先是从整体性上认识北京的文化品格。它首先将北京的文化品格总结为八点,“文化原生,历史悠久”“中轴之线,城市之魂”“主客分明,布局宏大”“宫殿园林,珍宝荟萃”“各族文化,熔冶一炉”“世界文化,密切交融”“历史演进,绵延连续”“北京文脉,不断日新”。

阎崇年在书中说,“北京城发展的文脉是‘中正和安’。中则正,和则安。因此,‘中正和安’是北京建城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

今天人们对北京的认识的另一个问题是“割裂”。例如出于各自的利益,个别所谓的“新北京人”会强调“世上本没有北京人,来的久了,便成了北京人”;同样的,个别所谓的“老北京人”则会认为他们的故乡被外来的人所“侵占”,受到排挤,北京已经不是他们生长的那个北京了。

这两种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否定了文化的发展是内在驱动与外在融合的辩证统一过程。《北京文化史》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北京文化的形成是五种文化形态的统合与交融。这五种文化指的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阎崇年既配以历史典籍资料来印证,同时列举了至今这五种文化的历史遗迹。

根据《北京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原农耕文化属于北京地区文化的“原生文化”,这与北京地区的自然因素和整个人类生产力发展进程有着直接关系;而北京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的接受则具有被动性的一面,根源是军事斗争、政治变革、朝代更迭等多方面原因,而西部高原文化(吐蕃和南诏)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则有主动性的一面,与社会交流、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最终的结果是这五大文化之间共生共存,继而相互融合。就像戒台寺,虽以辽生,但不以辽亡;而“什刹海”三字便体现了草原文化至今在北京的影响——“海”是当时元朝蒙古人对湖泊的“理解”。

当然,融合过程中也有历史的倒退,例如北京的“旗民分城居住”。阎崇年在本书里明确指出,这是清代北京的一项弊政。当然,这项弊政随着历史演进早已经被淘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将居住地分为三六九等,将文化有意识地割裂,这必然不得人心。

不过,在论述北京文化形成、五大文化融合的问题上,《北京文化史》更着眼于“由上而下”,而缺少了“由下而上”。文化的形成,自然有上层在政治、外交、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政策推进,也必然要有百姓实际生活的自发推进,才能够形成文化融合与形成的合力,例如京剧里的“花雅之争”,便是百姓生活直接推动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本书对此的描述更多是以融合之果呈现,而少了对融合之因的分析。

阎崇年将北京文化的发展按时间分为三个千年来论述:第一个千年是商周时期,第二个千年从秦至唐,第三个千年是金中都至今。

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在流变过程中实现平衡的,以千年为单位来论述北京文化的发展,恰是这一原则的体现。无形中,也是对当下动辄“老北京儿”的一种绝妙的讽刺,也是对“厚古薄今”思维的一种纠偏。

本书以“北京文化之变”来架构,意在阐释文化的流动性。但是,有“变”就有扬弃,遗憾的是本书中写“扬”的过多,写“弃”则不足。虽有“殇鉴”部分,如“南京文化殇鉴”“中都文化殇鉴”“清都文化殇鉴”等,但实际上更像是对当时朝代统治者的历史评判,而不是对一个地区文化的思考与批评,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反思与批评。

此外,尽管“变”的架构是对厚古薄今的一种无形批评,但是本书更多的内容来自于古代史,而近现代北京文化的阐述过少。对当代北京的阐述也主要是以成果论述为主。不管作者的思路如何,读者可以看到当下北京的文化成果是众多的,同时也处于文化变革时期,但其基本的文化形态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实际上是处于外现代而内传统的“妊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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