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大资管的框架下,各资管子行业近年来都在深入研究和探索具体的转型路径,对于传统资管机构而言,突破原有的业务模式进入新的领域无疑充满挑战。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光大控股首席投资官杨平,他详细阐述了另类投资、跨境投资、PE基金业务等资管业务的模式、难点和趋势,同时也分享了他对2021年市场形势的具体判断。杨平认为,2020年的牛市行情本质上是由资金面推动的,这种行情在今年有可能在惯性作用下持续,但要注意防范泡沫破灭的风险。
光大控股是光大集团旗下位于香港的资产管理机构,是香港唯一一家以另类资产管理为核心业务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规模约1580亿元人民币。
另类资管市场分工强者愈强
《21世纪》:光大控股的投资业务板块比较多元,但同时也明确定位“以另类投资为核心”,具体而言,你们另类资管的投资模式是怎样的?你认为另类资管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如何?
杨平:另类资管业务需要关注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相互交融问题,如果是财务投资者的定位,就不要操战略投资者的心,反之亦然。
我非常看好另类资管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在资管新政框架下,内地另类资管要走专业化道路,首先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分工要更明细,了解自己的擅长点是什么,并做好做强。比如银行擅长募资、能够更好地掌握客户,投研或产业出身的机构更擅长投资等。第二,在行业上的专注和分工,光大控股非常注重行业聚焦且团队分工明确,成立了专注半导体、新经济、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基金。第三,目前市场上做另类投资的机构非常多,面临竞争过度的问题,合规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小的私募机构越来越难,未来必定是强者愈强的局面。
我们的另类资管模式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全产业链模式,从VC到PE,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到并购投资,从财务投资到战略投资,从股性投资到债性投资到夹层投资,产业链长,生态系完整。第二,行业聚焦,在新经济领域、硬科技领域、医药及医疗设备领域布局很深,团队分工比较明确。第三,自有资金跟投,有20%-30%的自有资金跟投在不同的基金上,盈利模式并不主要依靠管理费,而是来自自有资金的投资回报。第四,在“募、管、退”这几个环节中的集中协调,比如在重大项目退出的时候,公司层面设有集中协调机构,在尊重各个基金的Chinese Wall的基础上,各个部门协同帮助基金退出项目。
《21世纪》:中国市场资管转型背景下,很多传统以非标/另类投资为主的资管机构面临着向二级市场进军的需求和困难,你对这类机构布局资本市场有何看法和建议?
杨平: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是两种不同的市场,一级向二级进军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通常来说,一级市场对于机构实力的要求比较高,而二级市场对于基金经理的要求比较高,可以看到,人才是二级市场业务的关键。现在二级做得比较突出的资管机构里面,私募基金的发展比较好,因为私募解决了机制的问题,很多公募基金经理“公奔私”,因此,要向二级市场转型,必须解决好人才和机制的问题。此外,一级和二级市场的风险管理文化不一样,风控机制、人才需求等方面差异巨大,回到前面所说,做好专业化分工,在各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而不是盲目地拓展到二级市场。
《21世纪》:PE业务模式是部分中国资管机构未来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你们传统核心业务之一,你认为这一模式相比传统的资管模式有什么特点和难点,你认为未来这一业务模式在中国市场会是怎样的格局?
杨平:传统资管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把控GP、LP和团队的利益一致性,三者利益的不同会导致在项目选择、退出等环节产生道德风险。包括GP里团队的占比,跟投的比例以及收益表现部分如何分配等具体问题。
第二个难点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如何做到产品的多元化,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些机构专投夹层,有些机构专做私募股权,也有些机构投身二级,未来发展模式中这些产品资管机构都会有,但必须得围绕着公司对于行业基本特征的专业化理解,基于其自身在行业里的资源和优势上。
第三个难点是跨境,目前很多投资都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但行业里优秀的项目却不在境内,如医药、生物技术、半导体等行业通常都是海外的项目。如何在有限的资金通道里寻找效率最高的投资方式,也是一个传统资管的难点,尤其在目前中美脱钩,美国不断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的背景下。
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市场的格局及发展有几个主要的判断,首先是对于集中和规模的辩证关系,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与专业化保持兼容和取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是全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将来的头部机构可能拥有一级、二级、并购和夹层等全产业链业务,现在很多大的基金已经开始尝试提供全方位的产品覆盖。最后一个特点是“募、投、管、退”中“管”这个环节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对于退出回报的贡献及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大。很多投资人现在会派运营团队到被投企业中,对企业运营的了解程度越来越细,越来越高。如何统一地根据每个行业不同的情况,给被投企业提供集中式的服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管”做得好能够帮助“退”退得更好。
总体而言,未来的资管业务需要机构做到专业和规模的兼容,提供全产业链的产品服务并集中细化管理的流程。
两地资管市场的三大不同
《21世纪》:作为一家立足于中国香港的资管机构,你认为中国内地的资管市场和香港的资管市场有何区别?
杨平:从大背景来看,内地金融市场与香港金融市场有很多不同点,第一,两地监管模式不一样,内地的监管重心是管机构和管业务并重,香港的监管重心则是管人,通过“持牌人”制度实现对每一种业务的分业管理。第二,两地的投资者组成也不一样,香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交易额占比约80%,内地则是机构投资者、高净值客户及散户共存的市场,且以散户为主,机构交易占比不到15%。因此,香港资管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机构投资者,而国内就比较分化,比如公募基金通常以服务散户为主,所以规模发展得比较大,相比之下香港的公募基金规模一般就比较小。第三,由于两地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资管机构的产品线也不一样,香港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化及深化程度都胜于内地,因此产品选择非常丰富,而内地的投资产品相对较少,除股票、房地产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工具、另类资产及大宗商品等的选择都比较少。
《21世纪》:你们的业务架构和决策流程是怎样的?
杨平:我们采用投委会把控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通过对经济、政策、市场、资金的综合分析,决定产品各项资产的投资比例范围,证券分析人员根据各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来源,结合基本面分析,选定重点关注的各类证券范围。基金经理在投委会决定的资产配置比例下,借助研究成果和投资建议,结合自身对证券市场的分析判断,决定具体的投资品种和买卖时机。基金经理将跟踪证券市场和个券的发展变化,以及组合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的调整,使之不断得到优化。
光大控股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制定风险指引,具体指标包括:风险头寸总额和净额,投资产品限制,低流动性头寸限制,产品、行业和国家集中度头寸上限,投资组合止损规则等。同时,风险部门负责监控该基金的刚性风险额度的管理,并每日向首席投资官、首席风险官、基金经理及投资团队发出风险报告。光大资管风险管理团队负责软性风险额度的监控,并通过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前后合规及风控检查。
《21世纪》:作为跨境资产管理机构,你们的业务发展受哪些政策方面的限制,对未来的中国金融监管环境有怎样的期待?
杨平:首先是对于QDII和RQDII放宽可能性的探讨,是否可以针对最终投资的资产标的做穿透管理及企业实行实际需求原则管理,特别是对于境内境外都有实体的机构。目前QDII主要按照境内持牌机构的资产管理规模、境内的实力和能力来批额度,但境内持牌机构在海外投资的需求是不明确的,真正已经走出海外并已投资海外的机构,往往拿不到额度,我们希望能适度放宽,这样也可以帮助降低非主动管理的通道业务。
其次是关于互联互通的产品,如沪港通、大湾区理财通等产品能进一步扩大规模,降低限制。
基金互认安排中合格公司的标准能够适当的放宽。最后是对于金融科技方面的反垄断细则能更加明确,支持公平竞争的政策进一步出台。
资金宽松下的牛市今年有望延续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未来一年的经济和市场形势,在下一个阶段的资产配置或者说投资策略是怎样的?
杨平:第一,中美紧张的形势趋缓,美国新任总统上台后金融市场脱序风险降低,特别是针对科技、半导体等行业由于制裁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将会下降。
第二,全球范围的量化宽松以及很多国家的负利率政策将会导致资金层面的充裕,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泛滥。
第三,由于疫情的反复和疫苗的不确定性,各个国家经济恢复面临挑战和风险。
基于上述的市场形势,我们有几个判断:首先,2020年底市场的牛市可能会在今年持续,本质是由于资金层面宽松所推动的惯性行情;其次,由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很多行业及公司业务的增长都充满未知性;再次,美联储主席耶伦就职后,对全球资金的走向是否会带来影响,这个有待于观察,也是一个不确定性;最后,由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到了后端更深化的阶段,未来10年高端制造、半导体、生物医疗等这些行业,即所谓的卡脖子行业,可能会成为强劲增长的新兴领域,有结构性的机会存在。
总体来看,2021年将会延续2020年的一个惯性行情,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但要注意资金所带来的泡沫,因为一旦转移,泡沫破灭就会带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