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以后，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但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将其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
序
有关黄祸论的定义，可谓不甚枚举。比如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认为：“（黄祸论）是黄色人种终将给世界带来灾害的言论。它最早的提倡者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俄国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并命令画家赫尔曼・库纳克斯绘制了著名的《黄祸图》，……黄祸论随即在欧洲传播开来。”
黄祸图
由上可知，在百科事典的解释中，黄祸论往往被定义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打压日本崛起的外交政策。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强调国际政治的因素，忽略了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种主义思想背景。因此，桥川文三（1922—1983）主张：“（黄祸论）是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恐惧、憎恶、不信任以及蔑视的感情，……是西方人种主义不断形成的复杂心理中，所具有的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庞杂的人种主义‘神话’”。 黄祸论的形成是历史上“把欧洲与亚洲的对立看成是黄白人种的对立”的结果，与“以东方压迫西方、东方进攻西方的心理图景”紧密相关。
桥川文三《黄祸物语》
桥川认为东西对抗的历史记忆对黄祸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黄祸论与西方人种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论证。有关这一点，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 1917—1999）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黄祸论是近代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是帝国主义时代，即18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并发展的政治口号。这一时期内，由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人种学、人口论以及统计学等等新学问所构成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催化作用。
哥尔维策尔《黄祸论》
虽然哥尔维策尔批判黄祸论，并把它断定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但英国历史学家基南（Victor Kiernan,1914—2009）却对黄祸论抱以“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对欧洲人而言，黄祸论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威胁。每当想到在中国已经生活着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加上即将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欧洲人就不禁觉得恐惧不已。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口的泛滥会给世界带来灾害。欧洲人只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与亚洲人对抗。”因此，“黄祸论，与其说是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异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欧洲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感”。
基南的见解是基于欧洲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试图寻找到黄祸论形成的合理因素。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欧洲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不能为黄祸论所具有的人种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辩护。事实上，基南越是强调欧洲的特殊性，越是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与其相反，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把黄祸论的产生归结于西方思想史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众所周知，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者把东方与西方从认识论上加以区分，并强行规定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东方往往被描写成为停滞的，非合理的，专制主义的；与进步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照。萨义德认为：
归根到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
这里萨义德所强调的是，在东方主义的思考模式中，西方人先验地把东方规定为“低等的”，“恐怖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黄祸这一生动的历史形象。萨义德的论述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共鸣。比如罗福惠就指出“‘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周宁也认为，“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把‘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推演到‘黄祸’的观念，‘黄祸’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也有历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 “‘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周的研究指明了西方的黄祸论诞生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是使西方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另一位学者杨瑞松却指出，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西方人单方面的“贡献”，也包括中国人自身对黄祸论的误解。杨在调查了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黄祸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称呼，甚至还把它发展成为“黄祸英雄像”。正如清末的革命家邹容（1885-1905）的革命口号“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革命军》，1905）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了黄祸这一称号。
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功过是非不同，日本学者饭仓章的研究着眼于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即，“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人种，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泽的话，就不应该具备任何威胁的能力。……但是，在人种等级中被规定为下等的黄色人种日本人能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本身就说明人种主义的矛盾。如此看来，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中的登场，可以说是突破人种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 因此，在黄祸论研究中，饭仓认为日本是无法用西洋人种主义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
饭仓章《黄祸论与日本人》
饭仓的研究把同样被视为黄祸的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在人种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饭仓的结论，即“日本例外主义最终演变成大亚细亚主义，导致了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指导民族，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酿成了悲惨的结果”，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在考察黄祸论之际，如果用黄白人种对立的图示加以考察之，日本的确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以东亚内部秩序重构的视点考察之，日本对周围同样是黄色人种国家的歧视却被日本例外主义忽略了。
与饭仓对黄祸论的理论性批判不同，广部泉的最新研究侧重于黄祸论对近代日本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他把黄祸论解释为“已经完成近代化的日本联合中国，率领黄种人侵略欧美国家”不仅同样缺乏“日本人种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凸显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秩序重构的野心。而正是这一视角的缺乏，会让人认为仅仅是在三国干涉以后，在面对黄祸论的高压之下日本才不得已走向了具有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是，日本在三国干涉之前，其人种论中就已经暗含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性格。因此，对日本人与黄祸论之关系的分析并不能脱离明治以来的人种论语境。
一 “黄祸论”与明治日本的“反人种主义”再考
如上所述，黄祸论是基于人种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抢占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而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的先行研究一般着眼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是如何抗拒外压，维持自己的国家独立。比如，桥川文三分析了森鸥外、田口卯吉、高山樗牛等知识人，认为他们“冷静地批判西方的人种哲学”，“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开明化的倾向”，他们的言说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而非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等等。此外，山室信一以田口卯吉为例，认为他在反对黄祸论的时候所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不论多么奇特，就以往日本人把‘亚洲人种’与‘黄色人种’相对应并且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这一点而言，田口卯吉做出的是批判性的回应。”山室还认为森鸥外是明治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反人种主义”知识人，森的《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以讽刺和愤慨的态度对人种主义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高山樗牛
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在黄祸论的高压下，我们也看到了读卖新闻主编高田早苗（1860—1938）论述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紧迫性。高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文明化理论具有欺骗性，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极力走向帝国主义，那么日本也应该走向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此外，以近卫笃麿（1863—1904）为中心的东邦协会呼吁“同人种大同盟”，积极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但其理念最后还是沦为了侵略与奴役亚洲各国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知，三国干涉后日本对黄祸论的态度其实纷繁复杂，决不能以“人种主义”与“反人种主义”这样二元对立的方法加以概括。实际上，随着在国内，日本对北海道的开拓，对琉球的吞并与台湾殖民地的经营；以及在国际上，对清、对俄战争的胜利和英日同盟的成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处于一种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的转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种主义”这一舶来概念在明治日本有着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应“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日本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对以“阿伊努人”为首的各人种进行强行的学术界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种起源论”假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型。正如富山一郎所指出的一样，“此时期以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为中心的日本人种论是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等学科一样，担负着重新创造‘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带有暴力性格的帝国‘知学’系统中，一方面把对西洋人的劣等意识转化为了对自国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为改良全日本人种的劣等性而努力。”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理解由高桥义雄（1861—1937）撰写，由福泽渝吉（1835—1901）作序的《日本人种改良论》（1884）。
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的国际舞台上，国力的强弱往往被解释为人种的优劣。比如，使帝国主义支配世界正当化的“白人优越论”就坚持认为，白人必须取代那些蒙昧无知的劣等人种，他们只有被统治的命运，哪怕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辽东半岛与日本人的竞争中，德国人所提出的黄祸论，就是基于以上的“白人优越论”的视点。“白人优越论”与黄祸论，作为西洋人的自他认识，是其人种主义表里一体的体现。
同样，就明治日本与黄祸论的关系而言，如果不梳理其自身的人种论的历史脉络，就不能描绘出其对抗黄祸论的真实图景。不能把“反人种主义”理解为日本反对黄祸论的前提条件，而应从日本人种论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种概念的使用不仅仅与日本的对外认识相关，更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紧密相连。在白色人种优越，黄色人种野蛮，这样简单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与文明开化的程度直接相对应的人种优劣论中，日本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白色人种的劣等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其他黄色人种的优越感。就甲午战争以前的亚洲形势而言，与其说是与白色人种对抗，不如说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对抗成为更为切实的课题。因此，对中国的危机感与恐惧往往转化成了蔑视与歧视。原本是对抗黄祸论的大亚细亚主义，最后沦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确认。以下，本文重点探讨在黄祸论的言论中，日本知识人如何利用人种论以重构其在东亚内部的帝国秩序。
二 日本知识人的黄祸论批判
1.森鸥外：卫生学与人种主义
1903年，在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区前夕，森鸥外作为帝国陆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连续发表了两场有关欧洲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这一方面显示了森对人种・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种歧视已经成为“此时代最为紧要的问题”。虽然森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此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而如今，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推崇的最好时机。
1903年《人种哲学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馆
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根植于日本人心中。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
森鸥外
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
最近新出‘黄祸’一语。殊不知在北瑷珲，俄国人驱赶五千清国人，残杀于黑龙江畔，又蚕食南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可谓是忤逆人道，破坏国际法，骇人听闻。
“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森认为黄祸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森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因此，他批判明治政府长期追随欧美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对我们一直抱有戒心，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日本才是他们的“当面之敌”。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才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
1904年《黄祸论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今出川图书馆
与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黄祸论梗概》不同，森的另一篇题为《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社会中最早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提倡者，法国历史学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他的《人种不平等论》（1855）是欧洲18世纪以来人类学、东方学、社会学、语言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此书最早使得整个欧洲庞杂的人种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戈比诺被视为是“现代人种主义之父”。其核心观点在于人种按优劣依次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各人种之间有着不可逆转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白色人种中至高至善者为雅利安人种，是唯一开化的人种，这源自其特殊的血统。其他人种都只能靠与雅利安人种的混血才能被文明化。
面对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森在演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了批驳。首先，森认为戈比诺的人种哲学是一种自我夸耀，只是“一时耸人听闻而已”。“就像最初人们认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论是正确的，然后又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创世纪》是正确的一样，现在以雅利安人种为中心的人种论迟早也会不攻自破。”其次，森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戈比诺人种哲学的荒谬所在。他讽刺道：“如果戈比诺伯爵现在看到我国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也会说日本人有雅利安人种的血统。”最后，森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西洋人中，他还对日本人自身毫不怀疑地接受西方的人种论进行了批判。比如对于提倡“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的田口卯吉，森就严厉批判道，“作为学者，不应该如此浅薄与轻率。”
先行研究往往凭借以上《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两篇讲稿就认为森是明治年代“反人种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知识人。但是并没有考察作为军医，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森鸥外的人种观。事实上，在森写给陆军军医的指导性著作《卫生新篇》中，森对人种问题给与了特别的重视。这源于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德国以新科学之名兴起的“人种卫生学”的强烈兴趣。他先在《卫生新篇》的《总论》中强调“人种卫生学之目的，在于防止人种之退化”，随后又专写论文《种族》，对“防止人种之退化”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森认为方法有二，其一在于“数量的存续”，其二在于“质量的存续”。所谓“数量的存续”是指“并不需要全人类整体都增殖，而是应该让优等人种（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增殖。且要减少弱者的繁殖。”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森是基于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主张只给强者以生存机会。原本社会进化论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黄色人种也是被奴役的对象，但是森却不动声色地把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同样划分为“优等人种”，化解了此矛盾。
其次是“质量的存续”，其作用在于“防止遗传基因的退化。” 森列举了一些科学上行之有效的事例，比如“生育期间男女皆应该戒酒”，“男子五十五岁以上，女子四十岁以上应该减少生育”等等。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人种间的通婚也被森当做防止人种退化的手段。他认为，“在非洲，白色人种正在积极实行这一政策。比如德国人就禁止与非洲的土著人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混血”。
由此可见，虽然在《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中，森严厉地批判了戈比诺的人种混血退化论。但是，我们在《卫生新篇》中发现，森自身其实也是一位人种不平等论者。“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混血儿虽然优于灵智黑人，但其繁殖力却远不如白色人种。白色人种与铜色人种的混血儿亦如此。”森明显地把黑色人种划分为劣等人种。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
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渐渐得势。黑色人种却日益困苦。人种间的优劣之分在于其天才的多寡，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
正是“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这样的西方生理学的标准，构成了森鸥外人种优劣观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鸥外批判人种主义的局限。即，森一方面反对西洋人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对构成西方人种主义基础的生理学、卫生学并不抱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他还借用同样的人种主义原则，对黑色人种表现出赤裸裸的歧视。事实上，森鸥外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他的两场演讲仅仅是日俄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森鸥外真正的人种主义思想暗藏在其卫生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原则中。
森鸥外《人种》论文手稿之《退化之预防》一节，藏于鸥外纪念馆（东京文京区）。《卫生新篇》,《鸥外全集》第三十二卷卷首
2.田口卯吉：“脱亚论”的虚实
在黄祸论的研究史中，田口卯吉在日俄战争初期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常常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一般会将“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归结为田口在早年的文明史论系列作品《日本开化小史》（1882）和《支那开化小史》（1888）中所体现的“脱亚论”精神，并认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是人种学意义上的“脱亚论”。但是，也有人认为田口的人种论与早期文明史论的关系并不明显，而是与内地杂居论紧密相关。在田口有关内地杂居的论述中，他提倡“日本人多民族混合说”，鼓吹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呼吁日本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
田口卯吉
但是，以上只是田口对政府人种政策的具体看法而已，实际上，他对日本人种起源问题的关心是受到了当时以侵略朝鲜为目的的“日鲜同祖论”的影响。 在明治日本，“日鲜同祖论”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工作，而是与大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紧密相连的侵略意识形态。正如其代表人物，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星野恒教授（1839—1917）所总结的一样，“日鲜同祖论之论旨，在于我版图之伸缩”。也就是说，通过日本人与朝鲜人属于“同种同祖”这一历史学的发明，原本是日本帝国对朝鲜的侵略扩张，就可以美化成为“祖国的统一”。这一历史逻辑深深地吸引了田口。
田口虽然没有全面赞同“日鲜同祖论”，但他对日本人种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居留制度与内地杂居》中，田口说道，“余考究历史，发现我日本人种应起源于土耳其及匈奴人种。其证据颇多。”事实上，这一时期，田口所主张的是“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他进一步谈到了理由：“人们往往以波斯人和希腊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为例，认为亚细亚人种远不如雅利安人种。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历史上土耳其入侵过欧洲，匈奴人曾打败奥地利。他们曾独自与欧洲各国对峙。今日之欧洲也远不及当年土耳其和匈奴之势力。”由于这一历史发现，田口随即断定，和土耳其及匈奴属于同一人种的日本人“在技艺、学术、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绝不输于雅利安人种。”
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一方面的确是因为他们曾攻占欧洲的历史功业，从这一点来看可以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寻找历史资源；但另一方面也绝不限于此。事实上，田口提出“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之时，正值甲午战争中日本完全制服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之际。赔款、割地等各式各样的战后安排已经在日本国内广泛讨论。田口撰写的《媾和之条件》一方面提倡为了压制清国对日本的复仇能力，应该最大限度地索取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就割地而言，与大多数人要求的台湾及辽东半岛不同，田口主张割占以吉林、盛京、直隶为主的东三省。不难发现，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论”是与其割地要求紧密关联的。
马关条约缔结后，田口立刻起草《日本人种论》一文。其中，他认为匈奴人种“虽为支那史家所贬斥，实则勇猛之人种”，“其一部远去欧洲，趁罗马之衰亡攻城略地。如今奥匈帝国武威鼎盛实则其先祖源自匈奴人种之缘由。”田口强调，“就语言风俗观察之，我日本人种与匈奴人种实则同一人种。匈牙利与土耳其是我人种之同胞。我人种应与匈牙利及土耳其相互携手，屹立于世界之中”。乘着战胜中国之机，田口的人种论体现着一种走向世界舞台的大日本帝国的理想形象。
但是，让田口深感意外的是，马关条约缔结不久后德、法、俄为了打压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崛起，采取了三国干涉的强制措施，使得日本不得不吐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德皇打出了“黄祸论”的政治口号，并呼吁“对抗日本！保卫欧洲的利益！欧洲大联合！”
如前所述，黄祸论虽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起源于异族入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特别是被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人和蒙古人的欧洲入侵，在欧洲人对黄祸论的理解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田口宣扬“假若其他人种加害于我匈奴人种，我理应以匈奴人种之雄姿战斗到底”这一口号无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意识到了黄祸论的压力，田口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人种的起源。
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黄祸论再次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田口为了消解黄祸论给日本带来的外交压力，出版了《破黄祸论：一名日本人种的真相》一书。该书认为，“与其说日本人是黄祸，不如说在历史上被匈奴、鞑靼人以及蒙古人种征服过的俄罗斯人才是真正的黄祸。他们身上有着野蛮的蒙古人血统，现如今又要占领满洲地区，破坏世界的和平。因此，真正的黄祸是俄罗斯人。”另一方面，田口在此书中对此前的人种论进行了修正。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日本人种并不起源于匈奴人，而是雅利安人种的一支。田口认为，“从语法上来说，拉丁语、希腊语、梵语与欧洲诸国的语言相去甚远，而与我日语类似”。“西洋的语言学家自称为雅利安人种，却把我人种贬低为图兰人种，实则本末倒置，谬误至极。” “现如今梵语的语法仍然无暇地保留在我日语中，我们其实比欧洲人更加接近雅利安人种。” “把日本人贬斥为黄祸实为不解事实真相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不难发现田口是在意识到了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口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带有一点外交论的色彩。
1904年《破黄祸论》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人文研图书室
但是，田口奇特的言论随即在日本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比如语言学家新村出（1876—1967）就认为田口的“语言学论证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在学问道德上亦欠考虑”，“其谬误是根本的谬误，而非一时一处的谬误”。原总理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也斥责道：“雅利安人种的血统就如此可贵吗？我深表怀疑。不论如何我日本人种绝非雅利安人种。”森鸥外也认为田口的言论浅薄无知，不值一提。
社会各界对田口的指责，既有对其学问的批评，也有对日本民族自尊心的维护。基于以上原因，田口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回应。1905年2月，田口在史学研究会举办了一场题为“日本人种之研究”的演讲。田口坦然承认了“对日本人种起源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田口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西洋人从来都只认为雅利安是优等人种”，但是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开始意识到黄色人种的力量了”。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田口不再坚持“日本人雅利安人种起源说”，而是认为“以我帝国堂堂之伟业，创造如此国民之祖先必定是历史上留有名望之人种”。事实上，田口又回到了“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他断定“他们最早是从印度、波斯、土耳其一带来到北支那，在汉朝初期成为了匈奴人种，其中一部分得以跨海来到日本。”以往作为“脱亚论”代表人物的田口卯吉最终还是把日本人种的起源设定在了亚洲大陆上。由此可见，与其说田口的人种论是“脱亚”的，不如说是为此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大陆侵略扩张做好了理论准备。
综上所述，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与“匈奴人种起源说”之间的摇摆不定，其实是反映了在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下，日本人自我认识的矛盾。一方面日本人需要依据西洋的人种理论寻求自身民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并不完全屈服于西方人种论的压力，企图重新建立日本帝国自身的人种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田口卯吉成为了日本人在自我认识的谱系上，由劣等人种转向优等人种的关键人物。
3.高山樗牛：走向大亚细亚主义
一般而言，明治维新以来，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民间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力，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后陷入低潮期。但是，三国干涉后，在黄祸论的刺激之下，大亚细亚主义再次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而在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太阳》杂志主编，高山樗牛对人种问题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高山对人种问题的关注最先并非起因于割占辽东半岛及其所引发的三国干涉，而在于日本的另一块新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国体论的关系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体论的观念作为统合民众的意识形态工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国体论，一方面强调在历史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权威；另一方面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国家论”。它排斥西洋国家以契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建构理论，而强调天皇与臣民之间是一种彻底自然化了的亲子关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人把“国”看成是“家”的扩展。在以天皇为顶点的家长制中，日本人全体臣民因血缘关系而团结一致。因此，构成国体论的前提，只能是“同一人种，同一国家”的“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论”。
国体论在甲午战争以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胜利，就如何处理新殖民地台湾的三百多万异人种问题时，国体论遇到了巨大的危机。首先对国体论进行攻击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比如基督教联合会的牧师渡濑常吉（1867—1944）就宣称“随着我帝国膨胀，就如何处理域外草民而言，国体论者顽固地执着于君民同祖的教义，有违我帝国开拓进取之精神。”渡濑担心的是，国体论者过分强调日本人种血统的纯粹性，将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攻击的是国体论的“单一人种构成论”，而并非针对天皇制。实际上，他们呼吁的是加快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维护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
但是，高山樗牛却对基督教徒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在《太阳》杂志的社论《我国体与新版图》一文中，他继续坚持“我国体完美无瑕且天下无双”，并批判基督徒不理解“国家之真意”。在高山看来，“国家是基于实权之上，权力的强弱规定势力之范围”。但是“国家”与“实权”并不矛盾，而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深化。“君民同祖，忠孝一致的国体正是祖国观念之基础。就国势扩张而言，国体论排斥外力之抵抗，统率被征服的新领土，无可匹敌。”事实上，与基督徒们相反，高山认为，正是国体论所催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统合了整个日本民族。因此，日本在海外才得以迅速走向扩张的道路。国体论不但没有妨碍日本在海外的扩张，反而是其强大的动力。
高山与基督教徒的对立，表面上是围绕着海外殖民问题，实际上暗含着如何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形态的问题。在日本割占台湾以及吞并朝鲜之前，对日本的国家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与“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两种论调。这两种言论虽然相互对立，但对于明治的政治家以及知识人而言，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解释空间。就“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从一个藩阀割据的幕府体制迅速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资源；就“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殖民扩张，把殖民地的异族人同化成日本臣民提供了理论资源。二者的对立，是日本帝国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在日韩合并的1910年以后基本上就难以维系。这是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认为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琉球人以及台湾藩人等等因为人数过少的原因不足以对国体论构成威胁，但日韩合并以后，将一千万以上的朝鲜人并入帝国境内，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巨大的异族人口规模使得继续坚持“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变得毫无意义。
事实上，高山也看到了国体论与日本帝国在海外殖民之间存在的理论困境，并开始摸索新的解决办法。与基督教徒对国体论直接的批判不同，高山选择了借日本神话研究为海外殖民寻找新的理论依据。1899年3月，高山在《中央公论》上刊发了《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及历史》一文，详细地论证了日本人种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日本民族太古史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出云民族及天孙民族的故乡为何处？”高山认为《古事记》的神话中多出现与海洋和岛屿相关的意象，因而断定日本人种自古应该来自海上。他进一步认为，“出云民族及天孙民族的故乡在南太平洋”。其原因有四：其一、日本海的潮流由南向北。因此，高山认为“日本民族的迁徙只能顺潮流流向，经台湾、琉球群岛进日本”。其二、神代卷中描述北方的自然现象很少。其三、高山认为《古事记》的神话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神话极为相似。因此，高山推定，“南太平洋的民族与日本民族应该多有因缘”。其四，高山认为《古事记》还明显受到印度吠陀神话的影响。
高山的神话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争论起神话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然而，高山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他继而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人作为殖民的国民》的论文，在此前神话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开始鼓吹日本的海外殖民扩张。他谈到，“日本人应该把海外殖民当做自己的天职”，“因为吾人祖先作为殖民的民族，在历史上留有丰功伟业”。“日本民族的主干，天孙人种及出云人种都是越洋而来的殖民人种，原本就是雄心勃勃的冒险民族，从历史上的神武东征以及三韩讨伐来看，征服者的国民意气风发，蔚然可见”。由此，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殖民扩张，高山把它归结于“民族的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山的神话研究其目的在于论述日本海外殖民的正当性。
当然，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高山所提出来的“日本人种南洋起源说”，是日本帝国在以吞并朝鲜半岛为目的的“北进论”经受到重大挫折以后的事情。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了中国。但是，三国干涉使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北进论”政策一时难以兑现。在这种情形下，以“经营台湾”为口号的“南进论”路线逐渐浮出水面。正如当时元老院的松方正义（1835-1924）所言，“我国当今之策略，在于北守南进，夯实南方经营之基础，以图国家百年之大计。”从此以后，以对俄协调为基础的“北守南进论”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山以“回归故乡”的方式讲诉的“日本人种南洋起源说”，不得不说是为明治政府的“南进论”提供理论依据。
高山虽然在以“海洋”为中心的“南进论”中积极主动地配合明治政府，但是，在以“大陆”为中心的中国局势中，高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在甲午战后“卧薪尝胆”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一样，日本举国上下选择了为复仇而积极做准备。高山一方面基于神话学的研究，积极地鼓吹“南进论”，另一方面，开始用“人种斗争”的方法研究“世界文明史”，以对抗西方在东亚的扩张。
虽然被称作是“世界文明史”，正如神话学研究一样，其目的仍然在于人种问题。正如高山自己所言，“人种研究乃当代史学研究之急务”。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明治政府极力地抑制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大亚细亚主义言论，把对中国的侵略解释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但是，在三国干涉以及黄祸论的压力下，以“人种对立”为机轴的外交认识再次浮出水面。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山迅速向“同人种大同盟”的大亚细亚主义靠拢。在社论《作为人种竞争的远东问题》一文中，高山感叹道：
如今回首日清战争，吾人不禁扼腕长叹。此前吾人以义战之名给予支那帝国以沉痛打击，实则吾人可悲之处。支那莫非与我帝国同属同一人种之最后帝国耶？图兰人种国家，在远东以外皆为雅利安人种所杀掠。吾日本与支那帝国，乃世界最后之图兰人种国家。应相互拥护，相互提携，命运与共。支那与吾人为同胞。呜呼！置支那于半死之吾人，岂不自断手背耶？余念于此，吾人所夸耀之日清战争，实则远东之奇祸，图兰人种之大不幸。
原本一直被看成是“义战”的甲午战争，在高山看来变成了“远东之奇祸”，“图兰人种之大不幸”。原本被日本人所鄙夷的“支那人”，如今变成了“唯一之同胞”。事实上，在黄祸论的刺激下，高山对外交的认识有了本质的改变。他不在执着于早年的国体观念，而是认为“世界之大事，不在于理想，不在于人道，而在于利害。如今人种之竞争为最大之利害。”他批判日英同盟，“国民啊！异人种之同盟难以维系！”他羡慕俄罗斯人主导的泛斯拉夫运动，“大斯拉夫主义运动引人注目，囊括巨大的土地、风俗以及民族，有一种至强至盛的人种感情。”他呼吁日本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即，“日本作为世界之一国得以觉醒之时，就是代表了在亚欧冲突中图兰人种最后之希望。”
正是在这个时候，高山与福泽渝吉以来的“谢绝东方亚细亚恶友”的“脱亚论”彻底决裂，走向了与西方对抗的“大亚细亚主义”。
纵观高山的人种论，它一方面不满欧洲列强入侵东亚，呼吁大亚细亚主义，积极地反抗白色人种；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帝国自身的膨胀，特别是在台湾以及南洋的扩张，高山却积极地利用人种主义为其提供理论资源。
结论
按照竹泽泰子的说法，英语Race一词至少包含了“小写race”、“大写Race”以及“ RR（Race as Resistance）” （作为抵抗的人种）三层含义。所谓“小写race”是指在未受近代欧美人种分类学的影响以前，在各地区之间仅仅凭借感官的差异而区分了的人种。所谓“Race”是指，用近代科学发达的分类手段对世界各人种进行强行界定的人种。所谓“ RR（Race as Resistance）” （作为抵抗的人种）是指，为了对人群进行广泛动员而被强制生成的人种。如果按照竹泽的理解，由黄祸论所表象的黄色人种只能是“ Race as Resistance”。因为围绕着黄祸论的攻防，不论是日本还是西方，对人群的动员效果最为被重视。
就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与西洋/白人对抗，“呼唤亚洲自由”，“解放有色人种”一直被当做重要的课题而被重视。特别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作为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撤除人种歧视案”的国家，其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一直被反复强调。在这种研究视角中，反对露骨的歧视性言论黄祸论，一直被当做日本人“反人种主义”的原型得以彰显。
但是，如上所示，在明治日本有关黄祸论的言论空间中，日本不仅仅有反对人种主义的一面，更有利用黄祸论而重新建构其帝国主义秩序的一面。比如，森鸥外在批判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同时，却保留了对黑色人种的歧视；田口卯吉在“日鲜同祖论”的基础上扩展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是为了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在黄祸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改成“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原本执着于国体论的高山樗牛为了避免黄祸论的压力，一方面提倡日本帝国对南洋的开拓，另一方面不得不以大亚细亚主义与西方进行对决。以上种种例子表明，明治日本人对黄祸论的反抗绝非简单地以“反人种主义”可以概括。它既表明了日本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曲折，也反映了转型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安定性。
[注：本文原标题为《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首发于《史林》2020年第2期；作者李凯航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作者对原文做了改写，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