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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现代戏剧泰斗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

他的女儿万方出版了一本《你和我》，

首次讲述了父亲和母亲的恋情故事。

曹禺24岁即发表处女作《雷雨》，

30岁左右，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几部作品：

《日出》《原野》《北京人》……

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作家创作力的奔涌喷发，也和他的感情经历有关。

曹禺和方瑞

曹禺有过三次婚姻，

万方是曹禺和第二任妻子方瑞的女儿，

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觉得父母情感是隐私，

尽管多次被询问，她从未谈起。

直到她下决心，

用最真实真诚的态度来写这本书。

《你和我》第一次收录了曹禺和方瑞之间的情书，

以及曹禺给女儿的信。

一条去北京专访了万方女士，

“我足足花了10年时间，

才有了面对真相的勇气，

写完这本书，挖出了深埋心底的隐痛，

我发觉自己变得比以前强大了。”

编辑 ｜ 倪蒹葭

曹禺先生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树木郁郁葱葱。采访最后一天，阳光明媚，万方带我们来扫墓。墓碑很简洁，上面只有巴金先生写的两个字“曹禺”，以及生卒年1910-1996。

她打扫落叶、擦拭墓碑，小心地把墓碑上的蜗牛留下，“有只小蜗牛在这，我觉得他会喜欢。”

曹禺，原名万家宝，他不止一次地和他的“小方子”说起，“我四个女儿里你最像我”。万方也是作家，写影视剧，50岁之后也开始写话剧，“爸爸把我看透，他觉得我也能把他看透，我知道他内心的感觉。”

万方的母亲，方瑞

方瑞画作，曹禺题字

2018年，万方终于开始写这本《你和我》，对她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次写作。十几年前她就有念头要写，但不敢动笔，因为内心会有很多深深埋藏的隐痛。

上个世纪40年代，曹禺在四川江安任国立剧专的教导主任，现在剧专已经载入史册，被称为“中国话剧的摇篮”。在那里，他对20岁出头的方瑞一见钟情，但那时他是有家室的人。

漫长等待十年之后，两人终于能够结婚。方瑞（原名邓译生）是大家闺秀，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其母是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从小在家中学画、作诗。

她和曹禺的恋情，身边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文弱安静的她违抗了所有人。婚后，他们有过十几年幸福的生活。1974年，她因为不慎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亡。

万方和爸爸妈妈

眼前的万方老师温柔、个子小小的，却写了一本需要用万分的决心、勇气和真诚来完成的书。她追寻父母备受争议的热烈恋情，直面父母后来对药物的依赖，甚至被药击垮的悲惨现实。

她写了亲眼所见的大师曹禺的晚年，他挣扎着想创作的痛苦，还有曹禺和巴金两人终身不渝的友谊。时间带走了这些人，但生者对他们的爱，又把他们留下了，变成永恒。

墓园特别安静，万方摆好花，给冬青浇好水。她站在碑前，小声地跟爸爸告别，“爸爸，我写你和妈妈的书就要出版了……我觉得你会满意，我觉得。”

一条专访万方

以下是万方女士的自述：

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难过。妈妈去世的时候是1974年，我那时20岁出头，我几乎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想为她做点什么。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她写出来。

缠绕我、让我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就是我不敢写。一想到我妈妈，就会有一种难言之隐的感觉，这种东西缠绕了我十几年。

她给我印象最强烈、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她是安眠药吃多了死的。早晨被发现的时候，她身子下面都是安眠药片。

如果说写这本书，我面前是荆棘、沼泽、高山，我得一步一步费力地爬过去，那么我首先要面对的一座大山就是她的死亡，所以我把她的去世作为这本书的开篇。

我其实就是要打破心里的闸门，使劲地把它撞开，直面最让我痛心的一刻。从那开始，我一步步地，把心里的痛苦、悲伤释放出去。

看过父母的情书，

才知道妈妈是极幸福的

1940年代，在四川江安县，我爸爸在国立剧专当教导主任。我妈妈的妹妹，就是我姨，是国立剧专的学生，我妈妈去看她。其实妈妈不愿意出门，她就愿意宅在家里写字画画，但我姨是假小子的性格，把我妈强抱上了船。

到了江安，我爸爸对我妈妈一见钟情。我很多次问姨，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我姨每次就是这四个字，一见钟情。

朱自清1933年在他的日记里写，碰到了邓小姐，就是我妈妈，说她是一个classical beauty，古典美人。我妈妈身体很弱，所以被留在了家里念书，像胡适、蔡元培、赵太侔、杨振声，都是经常来家里做客的人，来了就会教她画画、作诗。

我爸爸后来跟我谈起，他说妈妈答应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夜里在江安小城的街上走，忍不住地大哭，就是一种幸福的眼泪。

那时候我爸爸是有家室的。我在影视剧里写过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婚外恋、第三者，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自己爸爸妈妈这，就会有一种纠结，能不能正大光明来写？

爸爸亲口跟我讲过，那个时候，在江安，街边的茶馆里，他在看妈妈写给他的信，心无旁骛。忽然妻子郑秀从身后出现，伸手要把信抢走，爸爸怕连累妈妈，争抢之下他干脆把信塞进嘴里，吃下去了。我觉得郑秀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女性，一直对我爸爸还是很有感情，可是爱情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爸爸妈妈1940年代的通信

1940年代往来的电报凭据，也被细心保存着

爸爸去世后，我开始整理他的东西，我的继母李玉茹，一个心地非常宽厚的女人，她把爸爸妈妈1940年代的通信全部给了我。

这些信，他们一直作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保存着。薄极了的纸，没有日期和落款，字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样挤，因为他们的信是秘密的，要在最小的地方把最浓烈的感情展现出来。

经历了五十多年，字迹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我花了好几天时间，一字一字仔细辨认，把他们的通信全部用电脑打出来。打完了，我才放心了，感觉他们在我的电脑里得到了永久的保存。

打出来以后，我把信给我妹妹看。她在回美国的飞机上看完，回去立刻跟我说，妈妈太幸福了，这样的幸福我都没有得到过。

曹禺画了自己写信的样子给方瑞

曹禺致方瑞（摘录）：

今夜月色好，多少天我说一同步步月，总没有做到。有一天我们必每逢好月色相偕散步，补偿今日应该很容易而又很不容易做到的期望。我也想着有一天我们在北海荷叶丛中遥望桥上的灯火，或者在一间小咖啡店里我们静静听着音乐，喝着你爱的浓咖啡， 或者在雨天里找一个小菜馆弄两三斤好黄酒，心领神会地品味一下。

总之，只过去一段苦日子，各种可能的打击经过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把这段短短的生命充实丰满，使这一对魂灵都不必在天涯海角各自漂泊。忧患时，这一对灵魂能挡 ;快乐时，这一对灵魂能尝。如你有一次说的，懂得享福也要懂得吃苦。最后，让我们在临死以前还能握着手微笑，没有一个感到一丝酸辛，没有一个觉得一丝幻灭。

在那个时刻，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妈妈并不是像我想的，一辈子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她实际上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经历了特别灿烂的爱情，是足以使她一生都会觉得很幸福满足的。

央华版《北京人》剧照，最左为愫方

因为这段爱情，

曹禺写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我爸爸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北京人》，我也最喜欢，甚至戏剧圈里很多人都认为《北京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顶尖的。

《北京人》大概是1942年写的，它的诞生和我爸爸妈妈相遇，爱情的爆发有直接的关系。剧中的愫方实际上是以我妈妈为原型。愫方的性情，她喜欢画画写字，她静静的淡淡的忧伤，对人的一种奉献，都是从妈妈的形象来的。

“愫”是取自外婆的名字方愫悌，“方”是爸爸妈妈好了之后，爸爸给她起了一个名字方瑞。

我爸爸爱女人，像干涸的泥土地需要水，他需要爱更需要付出爱，愫方，《雷雨》里的繁漪，《日出》里的陈白露，她们都是他的心尖儿，他珍爱她们，疼她们，多少男人里才有一个会这样地爱女人啊！

《北京人》曹禺手稿

方瑞誊写的《北京人》

而我觉得《北京人》里所有的男性人物，都有我爸爸的影子。他在30岁出头时，就能够写曾皓那样老朽的人物，把曾皓内心的衰落、可怜、自私刻画得淋漓尽致。江泰是一个留洋回来不成器，又好夸夸其谈的人，还有文清，一个几乎废了的青年。文清的儿子，一个向往自由又被家庭束手束脚的少年，想挣脱又挣脱不出去。

爸爸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朋友之中可以非常欢闹，像顽皮的大男孩，但同时他又是非常悲观的人，经常会给我感叹人是那么孤单，他内心深处始终有那种孤单、自怜。《北京人》里所有的男性人物都是他的一部分。

爸爸写《北京人》的时候，他写完一幕就寄给我妈妈，妈妈用她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把它誊清，然后会提出一些意见，我爸爸在给她的信里说：看《北京人》戏时就想到你，你所改正的地方，都在台上得着证明是好的。

万方在铁狮子胡同3号故居，现为张自忠路5号，她说：“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但我还是觉得很亲切。”

等待十年后，终于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干预了一下，允许爸爸离婚了。爸爸妈妈认识十年之后，终于能够结成夫妻。从1950年到1966年，妈妈十几年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妈妈绝对不是一个社会型的人，她有点拒绝出去工作，所以就成了爸爸的秘书，对她来说真是非常适合。我们住在铁狮子胡同3号，外头妈妈种了晚香玉，在一个小书房里，摆着一张书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俩肯定会有一种交流。

北京人艺话剧《家》剧照，觉慧和鸣凤

我妈妈文笔其实很好，爸爸跟我谈起来说妈妈很会写，可惜了。

他把巴金先生的《家》改编成话剧，里面鸣凤和三少爷觉慧说：“这脸只有小时候母亲亲过，现在您摸过，再有……”三少爷问：“再有？”鸣凤回答：“再有就是太阳晒过，月亮照过，风吹过了。”爸爸告诉我，这些话其实都是妈妈说的。

方瑞

方瑞随手画的曹禺

爸爸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低的人，什么都可以凑合，妈妈恰恰相反，她希望营造出美的环境，她会把她画的山水、竹子挂在家里，隔段时间家具要挪一挪，换换样子。

这张小画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是妈妈随手画的爸爸，穿着睡裤，头发睡得翘起来乱糟糟，非常传神，把我爸爸的整个精神面貌都画出来了：他吃穿都很随便，甚至邋遢，生活上马虎极了，只有在写作时会非常细腻微妙，他不需要用生活里的手段取得满足，写作会让他满足。

妈妈非常爱我和妹妹，小时候我们得的五角星、小红旗，我们画的一切，写的小纸条，我妈妈全留着。“你该写写妈妈幸福的时候”，我的妹妹从我要写这本书时就提议，但幸福是非常难写的，身处其中时人并不知觉。

曹禺、方瑞和两个女儿

我觉得她不是自杀

写到他们被药所控制，被药所击垮，甚至妈妈被药夺走了生命，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觉得妈妈吃药一个最早的根源，是因为我外公是医生，我的大舅十几岁得了脑骨癌，疼得在家里大叫，外公会把吗啡这一类镇痛的药带回家，给大舅吃，但我认为外婆也会吃，因为她太痛苦了，没法设想一个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痛。

外婆生了7个孩子，5个都去世了，吃药能让她短暂忘掉最深切的痛苦。她剩下的两个孩子，我妈和我姨，我姨是一个要闯世界的孩子，15岁跟着抗日宣传队走了，外婆想把妈妈留在身边，而且妈妈从小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外婆也会让她吃药。

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认为是靠谱的。我爸爸老年在医院里他跟我感叹过，说你妈妈呀，是婆害了她。实际上我当时可以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没必要了，我们俩都明白是怎么害了她。

鸦片，已伴随人类上千年，当我知道它和我有关联时，我的感觉是羞耻的。我很想借此抹去心里羞耻的感觉，可并不成功，因为那关系到我的妈妈，我最美、最文静、最好的妈妈。

和我爸爸结婚以后那十几年，药从妈妈生活中消失了，她是一个很寻常很满足的女人，直到1966年。

我爸爸最初吃药是由于他的脑力劳动，他五几年得了神经官能症，这种病很折磨人，时刻会有某种想自杀的倾向，他一站到高处，就想往下跳。那时候他要吃安眠药，但还是一个正常范畴的，要让自己能睡眠，摆脱一种深深的焦虑。

曹禺在北京人艺宿舍看传达室

1966年，曹禺一开始在首都剧场看传达室，日本代表团经过看见了，回去报纸上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后来，他被调到北京人艺的宿舍看传达室，这间传达室还在，样子一点也没变。

1966年之后，他们都开始吃很多。那时候我不在，我16岁去东北插队，后来去当兵，回来探亲在家的时间很短。但是那么短的时间里我也看到过。

可那时候我太年轻了，不懂这有多么危险。人家给了妈妈一种药叫水合氯醛，粉色的液体，我看到她在床边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人就躺倒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很厉害的药，做手术时候可能要用到的麻醉剂。

我觉得她不是自杀，她特别爱我们，想看见我们，她只是不知道该吃多少药。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和妹妹从部队回来，去医院太平间见她最后一面，我爸没去，他就在小小背阴的发霉的书房里，吃了药在那昏睡了不知道多少天，他不敢正视。

我那时候不懂，我就很生气，给他写了一封特别厚十几页的信，倾尽了一个女儿所有的心肠，批评他、骂他、轻视他、诱导他，他看了之后很被震动，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倒到马桶里冲掉，他决定不吃了。但是一停药，他马上人就不行了，嘴肿得可怕，人整个就哆嗦，没法生存了，还是得吃。事实上，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过安眠药。

曹禺和万方

爸爸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是自由平等

我爸爸由于他是作家，他对孩子不是溺爱，是理解。

妈妈去世，部队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假，我和妹妹回到北京，母亲去世的悲痛那么强大强烈，但年轻人不会一直沉浸在悲痛中的，我记得我们约了朋友去了两次颐和园，去划船去游泳。

爸爸始终一个人留在他的小书房里。我们回来的时候，他看见我们两个小女孩玩得很兴奋，他并没有批评我们，或者生我们的气，觉得我们这样是不尊重妈妈的去世。我觉得他非常能理解，他觉得欣慰，青春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更有趣的事情上。

曹禺写给万方的信

爸爸给我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生命的核：自由的感觉。他从没有对我用过”自由“这个词，在抚育孩子这件事上，他是自由的行动派。

他和我们非常平等，是人对人，没有辈分之分，他给我充分的自由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再加上尊重和信任。

当兵复员之后，写东西成了我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我觉得我选择写作，某种程度上是遗传，遗传到了他的敏感。

这本书有很多封他写给妹妹和我的信。那时候爸爸给我写信说，小方子你不要再玩了，我的话不是给木头脑袋瓜写的，希望你能够听进去，你要弄一个活页本，要把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你觉得有意思的记下来。你想想杰克·伦敦，你跟他比是个小爬虫，杰克·伦敦都被不断地退稿，你更不要怕失败、怕退稿，退稿只会让你知道自己写的不好。他教孩子的各种话，从来没有大道理，明白易懂。

曹禺站在舞台上

小时候，他经常带我们去看戏，唯一一件事我记得，是跟他去看《雷雨》。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第三幕电闪雷鸣，我就吓哭了，我爸爸平时对孩子很温和的，那次他特别粗暴，一下子把我拎起来夹在胳膊底下，蹬蹬蹬跑到剧院外面的侧厅。

他那种粗暴的动作把我吓着了，我都忘了哭。在侧厅里，他又恢复平时温和的样子，说大家在看戏，不要在里面哭。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剧场舞台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不能打扰一点儿。

爸爸的晚年，我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看到了他的痛苦，痛苦来自于他写不出东西。他那时候有很多头衔，主席、院长，他排日程的记事本上，写得满满的。但他并不高兴，每天出去，风风火火地回来，衣服一脱往沙发上一坐，人疲惫不堪。

我走过去说你累了，他说没意思，就是混蛋。他就骂自己，写不出来就找点事情做。

如果只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这个词：真诚。他只会用一种方法写作，就是把全部真诚倾注到作品里，不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时候就什么也写不出。

曹禺和万方

他晚年经常看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然后在那叨叨：“托尔斯泰多了不起，那么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了，我也要出去，我要放弃嘴的生活，我要走路，我要靠脚走出我的路来”。那是在睡前吃安眠药最放松的一瞬间，他说了好多话，就像写文章一样。

他老了住在医院里，衰落到极点。如果能够推着他到东单公园转一圈，他特别快乐，他看得津津有味，然后跟我说，这个人戴着什么围巾，那人戴着什么发夹。所有的细节和表情，对他来说有极大的乐趣，他终生对人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关注。

方瑞画作，曹禺题字

我爸爸确实有福，三段婚姻，三个女人，都爱他。我不相信这是运气，我相信这是有原因的，无论他做过什么，毕竟值得这样的爱。

妈妈去世后，爸爸把她的画装裱起来，配上了他的字。有一幅上面写着：“亡妻方瑞善画竹，竹如其姿，如其灵，见竹不见人，痛哉。”

80岁的时候，他在一幅雪竹上写：洁如雪，绿竹节，魂去天外情未灭；梦不见，关难越，此心如铁，此生如劫。题亡妻方瑞遗作雪竹，时已八十老人矣，家宝”。他们两个人都在这幅画上。

一家四口

读妈妈和爸爸的信，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她就是为了那样一次灿烂的爱情而生的。人们在信中，能看到被爱情的火点燃的两个生命，当年的那种光耀。

真实是我写这本书唯一的标准，虽然只有亲历者才能百分百知道真实是什么样，但我尽最大的能力找到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