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跟几个朋友吃饭，席间有朋友问到：“杨律师，以前你抓坏人，现在为坏人辩护，你什么感觉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当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在法律界其实早有各种答案。为了让朋友更好理解，我给朋友讲述了小玲的故事。

一、小玲是谁

小玲今年25岁，两年前毕业于某海滨市一所重点大学。小玲长相甜美，大眼灵动，白净的小脸有点婴儿肥，是一个呆萌小美女。毕业后的小玲在叔叔开的公司上班，聪明伶俐又是老板亲戚，工作顺风顺水。

二、小玲恋爱了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小玲认识了大明，大明是真的大，比小玲大十岁。大明是一个颓废音乐人，电影里那种样子的颓法。很快，一对大叔萝莉组合，成为朋友们眼中的恩爱搭配。认识半年后，他们一起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房子虽小，但被小玲布置得温馨舒适。

三、小玲学坏了

大明不仅玩音乐，还玩大麻，不仅玩大麻，还带着小玲玩大麻，不仅带着小玲玩大麻，还卖大麻，不仅卖大麻，还带着小玲卖大麻。

四、小玲被抓了

终于，在警方破获的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中，大明被抓了。抓捕大明的那天，小玲正下楼帮大明买早餐，于是警察就连小玲一起抓了。大明、小玲的尿检结果大麻类毒品检测呈阳性，说明他们近期有吸食大麻。后来，大明和小玲都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立案侦查。

五、小玲的妈妈

小玲的妈妈辗转找到我，希望我作为小玲的律师帮帮她。看着这位心急如焚的母亲，我答应了。小玲的妈妈说，她不相信女儿会去做这种事，一定是警察搞错了。我跟她说未必。

六、小玲这样说

第一次会见小玲，小玲告诉我，她没有做，当时警察说只要她在笔录上签字，就让她回家，于是她就签了，但警察不讲信用，没有放她走。她的确有跟着大明玩大麻，但没有卖过，只是觉得好玩。她知道大明卖大麻，也知道卖大麻是犯法的，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去中国禁毒网上举报过大明。

七、小玲没有做

相信一个人，常常是靠直觉。我问小玲，你有没有做过，要跟我说实话。小玲看着我，说她没有，那一刻，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于是我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多次向办案机关递交各种文书，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但是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不予准许。阅卷之后，我终于搞清楚了为什么小玲说她没做，但办案机关一直不放人的原因。指控小玲的关键证据有二，一是讯问笔录，小玲在讯问笔录中承认其参与贩卖大麻。二是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小玲曾多次收取大明转款，疑似收取毒资。

各位朋友，您是否也觉得小玲是个“坏人”？她吸毒、与毒贩同居、曾向公安机关供述参与贩毒并获利。这么来看，小玲的确属于坏人。

八、小玲被起诉

案件顺理成章地被起诉至法院，开庭那天，小玲的妈妈参加了旁听。我对小玲妈妈说，这个案件我是做无罪辩护，您要做的就是控制情绪，好好看看很久不见的女儿。

九、小玲无罪

案件最终的结果是，经过两次艰难的庭审，小玲获得无罪结果，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后来小玲申请了国家赔偿并拿到了赔偿款，开始了新的生活。大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二人从此再无联络。

故事讲到这，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罪推定原则。朋友口中的“坏人”，我想是“有罪之人”的意思。公诉机关之所以最终撤回了对小玲的起诉并支付了国家赔偿款，正是因为在诉讼过程中，有律师为小玲辩护，法庭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经法庭审理，发现小玲可能不是“坏人”。也就是说，在法庭判决一个人有罪（是坏人）之前，理论上没有人知道被送上法庭的那个人是“好”还是“坏”。

事实上，辩护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形成控、辩、审三角形式的刑事诉讼结构，尽最大可能减少冤假错案，从而尽可能减少对无罪之人的追诉。宁可错放一千，也不冤枉一个，恐怕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也只能这么选。冤枉一个好人对于法治的伤害，远远大过放掉一千个坏人。就算最后证明当事人是有罪的，那也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让他/她得到公正的审判。

【以下是彩蛋，供法律实务界人士交流、指正】

现代法治拒绝连坐

--小玲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之辩护词

（根据庭审第一轮辩论整理，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成员：

通过2018年12月24日和今天的庭审，我内心完全确信，小玲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小玲作为一个知名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女孩，刚刚步入社会，因为无知、好奇、交友不慎沾染吸毒恶习，如果进行道德评价，可以是负面的。但是，对于一个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审判，永远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能用主观臆断审查案件，进行道德审判，甚至去搞连坐。

检方的指控逻辑是：因为小玲是大明的同居女友并且有过吸毒史，而且她知道大明有贩毒行为，所以大明的贩毒行为小玲就有参与，小玲就成为了“毒贩”。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

但是纵观全案证据，针对检方指控的本起犯罪行为，案卷证据可以非常明确地显示出毒品的交易过程和毒资的支付过程：大明将网上购买来的大麻以50元“一个”的价格，通过见面交易的方式交给了小刚，小刚自己又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案卷记载为1.59克）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了远在深圳的小伟（本案的举报人）；小刚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大明支付1000元，小伟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小刚支付240元。以上的毒品流通和毒资支付过程，都跟小玲没有任何关系。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检方的指控逻辑过于简单、粗暴，无异于让小玲连坐。所以，在小玲本人的强烈要求下，在辩护人对全案证据反复分析的基础上，辩护人坚决为小玲作无罪辩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小玲无罪，建议公诉机关撤回对小玲的指控。

一、 本案中，小玲没有犯罪行为

1.小玲没有参与涉案毒品的交易。

从庭审和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毒品的交易过程非常清晰（见后附的《涉案毒品交易流程图》），本案中涉案毒品的最原始来源，是大明从网上购买，而卖家尚未明确。大明向小刚交付毒品的过程是在滨海市XX广场附近当场交易的，这个过程小玲并没有参与。大明和小刚、包括小玲本人的供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小刚在补充侦查过程中和法庭调查时，都明确表示其没有见过大明的朋友，小刚根本就不认识小玲。

2.小玲没有收取涉案毒品的毒资。

证据显示，小刚通过微信向大明转账1000元，并不是转给了小玲，并且小玲与小刚并不认识，也没有微信联系方式。小玲与大明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也仅能说明二人作为情侣，有经济往来非常正常，并且大明欠小玲钱，这个事实在微信记录里可以被证实，法庭调查时也得到了大明和小玲的证实。

3.小玲没有参与本案的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无法参与。

小玲与小刚并不认识，大明和小刚之间的交易，大明也没有告诉过小玲，也没有要求过小玲参与，小玲客观上根本就不知道大明与小刚之间的交易，何来的犯意？

二、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

起诉书载明的“经依法审查查明”的部分，一共提到过两次小玲，分别是第一段第一句，指控大明、小玲从上家“老炮”处购入大麻后贩卖给他人；第二次提到小玲是抓获大明和小玲时，现场查获小部分疑似毒品。其他关于本案的核心交易中，都没有涉及到小玲（如前述，不再赘述）。

起诉书中第一次提到小玲指控其从“老炮”处购买大麻与事实不符。小玲并不认识“老炮”，甚至大明都不认识“老炮”，联系“老炮”都是由小刚进行联系的。辩护人提请合议庭特别注意，根据起诉书的指控逻辑，大明、小玲从“老炮”处购买大麻后再进行贩卖，进而指控2018年5月7日大明向小刚出售20个大麻，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卷宗记载（证据卷P185），小刚与“老炮”是在2018年5月24日凌晨才相互添加微信好友，“老炮”发给大明的快递是5月28日才寄出（证据卷P187），所以起诉书指控小玲从“老炮”处购买大概再贩卖给小刚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时间倒流。

关于第二次提及小玲，也就是2018年6月5日小玲被抓获时，现场查获少量疑似毒品，扣押笔录等证据显示这些毒品都是从大明处扣押，与小玲也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公诉人也没有能够证明这部分毒品是用于贩卖，反而是大明在供述中明确表示该部分毒品是用于自己吸食的。

而上述两部分毒品的鉴定意见，侦查机关都没有通知送达小玲，反映出侦查机关也认为毒品与小玲没有关系。

三、本案证据达不到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就对小玲的指控而言，本案证据存在大量的非法情形，如毒品鉴定检材来源不明、鉴定意见不送达、伪造侦查人员签名、称量程序非法、使用无效衡器进行称量等等（质证环节已经论述，不再赘述）。退一步讲，全案证据能跟小玲有关联的，只有大明和小玲在滨海进行的供述，而这些供述二人又均予以了否认，并且即便根据小玲在滨海所作的有罪供述，与本案也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全案没有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不得定罪。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通过庭审、质证环节对于案件事实的还原，我们看到，本案涉案的毒品并不是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由大明、小玲从“老炮”处购买，而小玲更是没有参与本案涉案毒品的交易，对于小玲的指控，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能够查明的小玲的行为只有一个，那就是跟大明谈恋爱，谈恋爱不是犯罪，跟犯罪嫌疑人谈恋爱也不是犯罪，知道犯罪嫌疑人可能有犯罪行为，还跟他谈恋爱，同样不是犯罪。

小玲自2018年6月5日起被羁押至今，已经被错误羁押超过七个月，辩护人恳请法庭无论是从尽快纠正错误羁押的角度，还是从罪责刑相适应、量刑均衡的角度，或是从挽救小玲的人生的角度，辩护人强烈建议人民法院立即对小玲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综上所述，小玲的男朋友贩毒，不等于小玲也贩毒，现代法治决不允许搞连坐。辩护人请求合议庭严格审查本案证据，确实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宣告小玲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审判长及合议庭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