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会用“既得利益者”来形容如今这批年轻投资人。
他们的处境总被描述为被动或者不确定，除了老生常谈的旧问题，过去两年行业的分化又加剧了这种复杂。如果少有时代的托举，年轻投资人不断为自己找位置、找牌桌，在复杂变化中不断寻求破局之道，他们是用何种心性、工具、路径去解决乃至对抗这一切的？这一切跟过往代际的投资人群体又有哪些时代差异或相通？个体努力能在多大程度抓住或攻克时代的红利和难题？
在“第19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上信资产总经理、浦耀信晔董事长兼总经理蔡雯、陆石投资创始合伙人、董事长邓钊、高榕创投合伙人胡朔、超越创投管理合伙人彭超、越秀产业基金合伙人、副总经理合伙人吴煜、芯联资本创始合伙人袁锋等嘉宾就《时运与破局》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蔡雯坦言，客观来讲，这一代投资人确实没有处在高度成长、全面开花的爆发时代，但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已经学会接受现状，持有一颗平常心，她相信在当今这个不断迭代的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红利。
邓钊坚信中国一级市场未来的向好，相信东升西落是个必然趋势。尽管出资结构变化为早期投资带来难题、产业投资阶段存在阶段性等挑战，理工科背景出身，以商业航天和汽车这两个上升赛道为投资主线的他在心态上更自洽。
胡朔表达了更多乐观，拿出的理由比如中国企业家在能力和数量上的增加、AI能力增强、供应链成本下降等，他甚至认为，当代投资人面临的机会可能不亚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时代。
作为纯市场化投资机构GP，彭超拿出一个反共识，当下时点对于目标更纯粹的市场化机构而言，机会反而更大，关键在于保持自身业务水平的定力。彭超同样对中国科技人才储备、供应链能力、AI平权带来的新机会等表达了很好预期。
本场唯一国资平台投资人吴煜，从国资视角阐释了差异化的关注点，坦言在国资平台“求全”是个高要求命题，但不论在何种类型平台，破局的路径虽然有偶然性，但底层是相通的，都要经过摸石头过河、学习攻坚的过程。
CVC出身的袁锋在姿态上更主动，他自称幸运，在职业生涯赶上中国新能源车快速腾飞的节点，而下一步他选择了主动下场，扎根产业去做一件更“难而正确”的事。在他看来，破局的方法要从之前的积累出发。
更多精彩观点见下文圆桌实录，投中网略作编辑：
“我们这代投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已经学会接受现状”
曹玮钰：欢迎各位嘉宾，很荣幸我来主持这一场panel。我们这个分会场是叫NOVA新兴投资人，这是投中每年都会做的事情，从年轻一批投资人里面选出我们认为非常优秀的，我们也乐于借这个形式互动交流。
在开始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个环节，今年所panel都新增了一个环节，我们鼓励嘉宾在场上谈真问题真解法，所以新增了一个嘉宾互评的环节，请各位为你们认为最real，富有洞察的嘉宾投票，我们会给得票最高的嘉宾颁发BBKing的称号。
接下来进入正式的对话环节。我们这次的峰会主题是“分化”，大家感受应该很明显，创投行业正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割裂中。一方面，一级市场进入国资时代，在顶层设计和各类政策中，创投正在从一个小众行业被拔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一方面，虽然行业从边缘到了主流，但是行业数据和情绪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今天上午我主持了一场panel也问嘉宾，我们的行业真的有在触底反弹吗？大家的感受是只是“空气”变好了，实际并没有。
作为新一代年轻投资人，处境就是不停的找位置，找牌桌。在这么割裂的环境中，你们是如何判断大势并且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有请蔡总。
蔡雯：大家好，我是来自上信资产浦耀信晔的蔡雯。谈到时运，可能会感叹一下我们的时运没有那么好，因为没有在一个高度成长、高度有确定性，或者全面开花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已经学会接受现状。
这次论坛的主题叫做“分化”，以前我们从来很少提到这个词，为什么会产生分化？按我的理解，变化才会产生分化，好的变化是股权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好的变化是资本的短期逐利变得越来越难，整个资本市场越来越难。我们怎么在牌桌上出牌？首先要找到定位，过去大家会谈到我上市了多少家企业，这是引以为傲的数字，现在更需要在陪伴企业的过程中会迎来变化，有风口，有低谷，这种变化是大家必须接受的东西，这让我们更有洞察，更加有耐心。
作为新兴一代投资人，我们要自醒，要看是不是因为自身认知短浅，或者认知落后导致了判断失误，更要自醒不要急于求成，导致错失了真正具有成长力的企业。所以我的角度讲，最大的分化是我们的理念在分化，重要的是如何在分化过程中坚守初心，永远在浮躁的市场中有匠心的坚守。
邓钊：既然讲大势和找到自我的位置，先介绍一下自己。陆石投资成立于2015年，团队主要来自清华和航天背景，投资方向是商业航天和智能汽车两大产业，应该是中国最早投商业航天的投资机构，2015年就开始投了，投了44家企业，早期投资超过70%，被投企业经过发展陆续成为了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现在IPO4个，失败了5个。
我自己天生相对乐观，做早期也需要乐观。我认为市场可能短期之内相对困难，但最难的时候基本要过去了，从全球格局来看，东升西落的趋势是必然的，国家未来增长或者长期向好的势头是确定的。刚才主持人讲，至少空气变好了。
我觉得一级市场会持续向好，我们也算相对幸运，即便在困难期也有局部机会。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投资这个事上，我觉得首先要通过自己的擅长先站住脚，比如我们投商业航天，十年前没人投，这两年火了，国家把商业航天定位成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我们通过这在行业里面立足了。
但挑战是什么？每个行业发展存在周期，随着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对于早期机构的投资机会会变少。拿汽车举例，虽然这两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全球发展最好的，从多个指标都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对于汽车的早期投资机会不多了，除了老项目，过往两年我们投资仅限于汽车领域的企业减少。不可能所有产业在任何周期都有早期机会，这就需要你有拓展能力、迭代能力，投资底层的方法论的逻辑是相通的，这种情况下，保持自己在牌桌上是重要的。
曹玮钰：补充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行业已经开始触底反弹，是抓到了哪些具体指标得出的判断？
邓钊：从投资角度讲，最直观的，2015年、2016年、2017年我印象很深，我们投的企业估值大概是三五千万，2018、2019年基本一个亿左右，2020、2021、2022年两个亿起步，2023年开始断崖式下跌。去年无论是一级、二级还是各行各业都是冰点，今年至少二级反应快一点，一级也一样。举个例子，我们有去年谈好的企业，尽调、条款、估值都谈完了，但由于时间拉得长了一些，到今年有了变化，又拿到了更多投资机构的offer。
另外我刚才讲，东升西落的趋势是明显的，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点。大家去看美国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36万亿负债，短期之内到期的是9万亿，所以美国也很艰难。中国这些年是螺旋上升的趋势，美国我认为是下降趋势。从我们看的赛道和方向，无论是汽车还是航天，汽车更明显，现在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且中国比美国要强了，其他传统的汽车强国，德国、日本在新能源汽车的竞争中面临转型和变革。航天在马斯克出来之后的最近十年，中美国的差距被明显拉大了，但我相信再过三年甚至两年，中国航天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会大幅的减小。
曹玮钰：所以更多还是从投资逻辑的理性指标判断。接下来有请胡总。
胡朔：谢谢曹主编的问题，我是高榕创投的胡朔。关于分化，包括刚刚曹主编提到如今国资越来越多的入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跟我们合作的国资机构是非常专业和市场化，我觉得这对整个行业是红利，因为有更多聪明的钱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今天看到很多包括退出，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包括贸易战这些噪音，但也看到几个趋势持续向好且不可逆，第一是中国优秀企业家的人数和能力在持续增加，中国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家，他们在创意、效率、生存力上都有极强的能力。第二是AI能力不断被解锁，第三是硬件成本持续下降，比如新能源电池、激光雷达等。
基于这三个不可逆的条件的成熟，我们如果在这里做两两组合，会有非常多的新机会出现，比如当AI能力加强，硬件成本下降，像萝卜快跑这样的商业模式正在快速进入大规模使用的节点。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今天的时代是相对乐观的。
曹玮钰：谢谢，我听上去还是从理性的投资指标去做的判断。我还想追问一下，胡总比较谦虚，可能没有介绍，他是高榕第二位85后合伙人。我想问一下，在高榕这么一家规模庞大、发展快速的VC2.0机构代表，你觉得自己凭什么脱颖而出，在这样一个年纪做到合伙人的位置？
胡朔：坦率讲，机构内比我优秀的人还有很多，在高榕这个平台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另一块，重要的是选择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人和事做到了匹配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彭超：大家好，我是超越创投的彭超。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纯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我自己又是GP和LP。像昨天说的，这个市场80%都是国资了，纯市场化的机构慢慢淘汰到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
我从2015年开始做投资，反而觉得这个时点对纯市场化机构的机会更大，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少，你去谈项目就比较纯粹，机构的目的就是给LP，给自己赚钱，没有别的，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的策略，该投什么样的赛道，招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情。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招人比以前好很多，一边是清北本硕，另一边是美国名校的本硕，以前这种人很难面试到，但现会来很多这样的人，你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说美元机构不招人，或者只招理工科对名牌大学的博士，要最优秀的出过论文的，名牌大学硕士找市场化机构都没什么选择。
站在这个角度，一级的分化还是比较明确，国资占了主导，市场化机构越来越少。我可能有更多时间纯粹的去思考我该投些什么，该想些什么。做投资十年，市场变化很大，每周都有各种新闻，天天follow美联储，follow经济数据，IPO一会开一会停，这些东西都不可控。我能控制的，就是怎么保持住自己的竞争力不受外物影响，选好赛道。
我现在一看硬科技，还看有什么国产替代的机会。第二是就是AI算力，还有跨境出海，这个赛道有很多个体化的机会，是个非常大的β赛道，包括具身，今年出来的项目比以前多很多，当然也有很多泡沫，只是剩下的机构少了，竞争少了。宏观的我也干预不了，我就在这么大的赛道里，保持好自己的势能。
曹玮钰：谢谢，有请吴煜总。
吴煜：各位好，感谢投中的邀请，我是来自越秀产业基金的吴煜。越秀集团是广州市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以金融、房地产、交通基建、食品为四大主业。越秀产业基金是越秀集团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平台和产融结合的关键抓手，定位是市场化产业投资平台。
回到曹主编问的两个点，一个是关于分化，我们要去观察什么样的分化，分化的方向是什么。另外一个讲回定位，定位更多是谈自己的感受，谈我在一个市场化的国资产业投资平台当中，自身的感受是什么。
从我个人工作开始，关注行业到今天整个创投行业的分化在于，从初期的大而全逐渐向精细化的分工，从全业态高度类似的产业链角色类型，向聚焦不同阶段和领域的多样化角色去转变，过程中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整个创投产业的生态结构和产业链能力也相应变化，前面几位多少提到了，我不赘述。
在这当中，创投领域结合风险偏好的变化，资金属性的变化，目标导向的变化，我们逐渐看到国家级、政府级的引导基金，代表中国产业力量的行业龙头所成立的CVC，再到不同的美元机构，包括不同的国资和市场化人民币机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创投分化的主要点。
第二个分化在于投资方向，包括所追求的资源导向的变化。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和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产业之林相对完整。一开始做投资时，创投机构主要在已经形成的产业之林中做发掘工作，这些产业的树木已经高低参差错落在那了。随着国与国之间竞争格局的变化，必然带来产能和技术在全球之间的流转，我们从人口红利向技术红利，从后发优势向技术领跑并跑突破的时候，就看到产业之林的植被生态是有变化的，更多时候从发现已有转向耕耘未来，在耕耘中我们选什么土壤，怎样去培育什么样的作物，更关键的是能不能支持国家所需要的产业进行培育、破土、生长，这点也能感受到的创投行业中资源导向和目标定位的分化。
再回到我们自身的定位。讲定位，实际上是一种感受，我只能站在自己的领域。我们是国资，众所周知国有资产投资的基本要求是保值和增值，同时又要承担国企的责任担当，在这当中如何寻求定位，就成了一个绝对角度和相对角度的描绘。
绝对角度基于国资的使命定位，前面说商业航天、半导体、人工智能，我们多少在产业初露苗头时都要介入，我们要引导国有资金在产业早期助力行业发展。在具体选择的时候，我们基于自身的投研体系和风险偏好，并不主张大而全的大撒网，是否能从国资创投早期所具备的金融投资能力转化和提升到现在对于产业初期的趋势判断和决策能力，能不能从简单的算财务回报账拓宽到支持地方、支持产业和支持国家战略的全局盘算，对于国资创投的绝对使命提出的是更高要求和挑战。
回过头，越秀产业基金聚焦绿色和科技这两条主线。绿色包括风光储氢，科技定了几大赛道，智能汽车和新能源、半导体和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和国防科技，还有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和科学仪器。这些领域的背后是什么？还是三条逻辑，结合了前面讲的绝对定位。
第一我们追求在国企使命担当之上支撑国防安全，今天我们能有这么多的精力讨论是不是存在国产化，哪些能领跑于全球，都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基础之上，就是全球格局的稳定，一定是要有充分的战略性的国防科技去支持这种格局的稳定。第二是着重关注产业安全，不管自主核心供应链的稳定性，还是局部解决当前国别竞争，乃至于领跑全球的关键命题，都在于产业安全。第三还要兼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医药作为永远的朝阳和春天产业，虽然有相对较大的风险，但在国资投资的过程中仍保留了适度头寸进行配置。
归根结底，还是定位在能以资金流动性作为资源要素，去践行资源配置的创投使命和岗位，国资创投始终要把这点放在心底。
曹玮钰：谢谢吴总，很有高度。追问一个问题，在座几位只有您是国资机构，国资有自己的资金偏好，当然也更论资排辈。作为相对年轻的80后投资人，个人空间是不是相对不那么容易找？
吴煜：国资机构的岗位职责要求会比较多样，要考虑到个人、公司、行业，力之所及还要考虑到支持和践行国家战略。
虽说大家会提到国资的“既要又要还要”，但提是一种感受，做是一种感受，做成还要做好更是另一种感受。但是毕竟，做投资放到资源配置的本质来说，万千法门，各有各的门道，区别在于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侧重到底是什么。有时我们确实要考虑到局部牺牲和大局利益，在当中予取予求的事是很难达成的，所以难是很难的。
袁锋：曹老师的题目中有两个点，一是国资进场，国家越来越重视，还有一个是今天的主题：分化。去年峰会印象最深的是晓磊讲的一句“中国不能没有风险投资”，后来我在这句话里加了两个词，叫“中国科技创新不能没有风险投资”。我认为无论是国资还是市场化的机构，重要的是在牌桌上出手。
我自己经历的几个算是中国走得比较领先或在追赶领先的行业，这几个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产业资本、市场化资本、国资资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上市公司，都有风险投资的影子在里面。到了新势力造车时代，新势力中真正跑出来的几家，也是拿到最多风险投资，或者说是最能融资的那几家。我现在正在从事的半导体，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投资人基本都非常关注这个赛道。在半导体 1.0 时代，行业参与者普遍处于摸索阶段，面对未知的技术挑战与市场空白，难免会感到焦虑与不安。但到了半导体 2.0 时代，大家是硬气的。多年来，大家都在牌桌上持续投资，哪怕有些泡沫、哪怕有些企业没有活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已成功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充分证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复杂多变，无论宏观经济环境面临怎样的压力，中国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风险投资。
今年的主题是分化，我蛮喜欢这个英文翻译，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在半导体领域这些年的发展，容易解决的国产替代基本解决好了。但有些难题还要再攻克，比如现在的汽车半导体大概只有20%的国产化率、汽车行业发展这么多年也还在20%，就是难解决的事。
今天我看到，无论是半导体的从业者，还是汽车的从业者，都在全力为这些难解决的事寻求破局之道。所以不论是我们作为新能源半导体CVC，还是行业里的从业者、投资者，其实都在想一个事，就是耐心资本。
为什么现在耐心资本更重要？因为面前的事已经没那么容易解决了。比如，光刻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及很多资金投入，同时，汽车半导体的品类也非常多，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投入、研发、验证，经过各种测试才能走向市场，如今很快就能上量、IPO的半导体企业已经很少了。
曹玮钰：袁总的调也起得很高。
袁锋：这是你们今年峰会的调，我只是在行业当中翻译了一下。
袁锋：应该说我是新能源汽车发展时代的幸运者。2019年我在接任广汽资本总经理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新能源从迷茫期转到快速腾飞的节点。所谓的迷茫期，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处于在思考新能源到底是伪命题还是行业趋势的阶段，在那时all in新能源，相对容易有一个好的收获。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只有4%、5%，到2023年大概达到了40%-50%。赶上一个在短期内有10倍渗透率增长的行业，是幸运的。
我现在的规划，其实跟大会的主题相关：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就是我看到在汽车半导体领域，没那么容易。如果单是从过去投资人的角色，只能说我们投了且有不少公司上市了，但这不能全面解决汽车卡脖子的问题。今天国产化率低的难题还是未解决。那么我们想，干脆自己下场去做，解决投资不足以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的选择更多是因为在汽车行业待了很久，发现了机会，发现了痛点，然后去解决这个痛点。
吴煜：我帮他补充一下，袁总的表达总结来说，从加州伯克利回来的时候，赶上了中国汽车的上半场，就是电动化，在这一过程中他感受到中国汽车的下半场，智能化，所以他主动规划了后面这一段，就这么简单。
曹玮钰：吴总翻译的非常精炼。我觉得袁总谦虚了，说有运气成分，其实还是看到了产业的机会，然后精准卡位。
袁锋：我幸运的是在行业待得久，能看到一些痛点和机会，自己就把自己规划进去了。
“我们面临的时代机会，可能不亚于移动互联网”
曹玮钰：一圈打完，大家应该能稍微放得更开一些了。接下来进入到更具体的问题。
我们对于80后、90后取得成绩的投资人群体是感兴趣的，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群体身上的特质和境遇，他们跟以往代际不太一样。最近聊了一位80后医疗GP，印象非常深刻，他是零几年开始做医疗投资，但上桌的时候只能从器械切入，没得选，药的机会已经被薅光了，医疗投资最性感的还是创新药。
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我们上桌时也有自己的时代，你们对于时代给的特定机会是不是知足？或者你们更想穿越到哪个时代？从袁总开始。
袁锋：先回答，知足。为什么知足？我参与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周期的从无到有，现在正在经历中国的半导体从弱到强。在这两个领域，每一家机构，每一个投资人都在关注。而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又有人工智能这个大赛道，这个赛道比移动互联网更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投资人真的蛮幸运。
吴煜：袁总讲了新能源，其实在2015年政策之前，我还在投行，最后两年就是做新能源，那时新能源市场算是相对低谷，资本市场上也没有那么活跃。作为中介机构投行，服务了市场近一半的case。今天回头看，如果不是以投行的身份，而是投资的身份，也许自己可以介入得更多。
我进入投资行业，正好是十年前，第一个领域是文化产业投资。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我刚入行一年左右，整个文化投资产业链能明显感受到监管政策的调整。到了2017年、2018年，我们就转型到了内容相关的技术，从软件转向内容所需要的技术，就是硬件支持，最典型的是通信。
2018年我到越秀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是在中美上一次博弈。我们比较有幸，提前于市场半步介入到集成电路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通过与汽车、通信、国防科技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建立我们的产业结盟合作渠道，真正意义上感受到CVC为代表的这波产业投资的变化，我们自己建立在这个产业上对于市场变化的认知。
如果有回到过去的机会，在刚才我提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能更早地介入，无论是身份变化，还是配置变化，至少在投资回报的角度，可能有太多本可以实现的机会，但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在这个行业，无论是个人职业生涯转换，还是说你所处领域的体制给予的使命和要求，像袁总在广汽时一定坚持围绕汽车产业应用电子去做，不能无端扩大到消费电子甚至其他非相关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外部限制和自身局限，当中只能做一个规划求解，是否能寻求到最优解，其实都不好说。但只要我们在一个可行的求解域中努力规划，最终得出一个较优解，我们是坦然接受的。
曹玮钰：谢谢吴总，很坦诚。有请彭总。
彭超：肯定是附议，很知足。我从2015年开始做投资，很多东西都看过，现在为什么知足，因为懂得很多了，正向反馈非常多了，你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减法，把喜欢的东西聚焦到很细的领域上。第二，像刚刚同行们说的，因为现在上市也很难，投的东西如果能退出已经是很高赔率的事情了，市场已经帮你筛选了，剩下能跑出来的都是很优秀的公司。
而且整个赛道也有很多机会，因为AI是信息平权了，中国的机会跟美国是一样的，不管关税怎么打，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供应链能力太强了，是一个综合能力，不是单单一个企业，美国是很难把工业本地化的。我们现在投很多国产化替代的公司，其实花了很多年在中国本地把供应链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的竞争力非常强。这个时代，AI又信息平权，大家都能更好地理解找到标的，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科技人才、工程师，有非常多的企业可以看，可以投。一旦能上市，一定有很高回报。
曹玮钰：谢谢彭总，连续两年上榜的投资人，听上去一直在出成绩，眼里一直有机会。不过不代表后面三位还要继续复议，如果不想选现在也是可以的，有请胡总。
胡朔：静态的看，我认为过去最好的时间是2011年，2012年，也就是移动互联网元年。我之前统计过，今天互联网十大市值或者估值最高的十家公司，有接近一半是在2013年前后成立的，累计到今天，中国的创业投资绝大部分的收益或者利润，就是来自于刚刚说的四到五家公司，所以最好的时代一定还是那个时候。
另一方面，如果动态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机会，有可能不亚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时代，像在2011、2012年，当时整个行业也不那么主流的认为移动互联网的价值会高于PC互联网的价值，其实也没有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像袁总所说的，我们今天切实的看到了包括人工智能不断解锁的新潜力，包括华人团队，中国人团队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和更国际化的视野，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非常值得可期。
邓钊：我非常赞同胡总说的，一个是静态去看，一个是动态去看。静态看，互联网时代或许确实是最好的时代，配合IPO的开闸，那波人是赚钱最多的。但你问我现在知不知足，我非常知足，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一波不属于我们，至少不属于我，其实很简单，我是理工科背景，把我放在那个年代做互联网的投资，我可能投不出像我们现在投商业航天这样的企业。所以还是要更客观的看互联网时代的投资，互联网的几家巨头公司几乎拿了行业所有的收益，但还有几万家、几十万家公司都没了，其实那个时间点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
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知足，现在虽然整体很难，但是能赚钱的领域还是我比较擅长的。刚才袁总说他赶上了新能源车的从无到有，我现在进入了商业航天的从有到大，强还谈不了，先从有变大，再从大再变强，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状态了。
曹玮钰：谢谢邓总，也就是说不止是时代要素，还有人事匹配。有请蔡总。
蔡雯：其实我觉得，要谈知不知足，我更想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红利。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要说知足也挺知足的，我们投资分三个领域，硬科技、AI还有生物医药。要说不知足，你会发现当一个团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时候，另一个团队好像业绩就差强人意，我们当时也从创新药一路投到创新器械，包括现在整个二级市场的减持，和当时投资逻辑的判断真的是差异很大。
当然我也非常认同胡总，你要让我穿越，我也最喜欢到互联网大爆发的那个时代，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不管是从政策、市场还是从企业家精神来讲，是一个信心和信念都很充沛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回去，还是要以平常心去面对，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不断迭代的世界。所幸一级市场的投资工作，让我们感到庆幸和知足，永远充满朝气，充满探索，充满好奇心，充满机会，不是一个会被人工智能包括具身智能迭代的工作。
刚才彭超总也提到，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到创投领域，那天我也问我们一个95后投资经理，刚好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深圳出差，周末在深圳湾散步。我问他，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他的回答让我震撼了一下，说希望活得足够久，让我来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努力，世界究竟会改变成什么样子。
“破局肯定是难的，过程是共通的”
曹玮钰：接下来我想问各位要一个故事，我们这个panel的主题是“时运与破局”，我相信在行业动荡、变量多、不确定很强的这几年，大家有过无数的挑战和突破，最后才有可能坐在这里。凡事不破不立，请每位请给我一个在过去一两年中，你们最有成就感的破局故事，可以是自我突破，也可以是打破了某些行业或者职业框架。
蔡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案例，倒不是我多么成功，或者财务业绩比较亮眼，是我和创始人一起走出低谷的案例。
很早以前，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投了云原生技术企业。那时的创始人相对比较单纯，大部分的都是主流科班出身，科学家创业。我们有一个企业，也是背景华丽的创始人出来创业，但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遭遇了所谓的恶性竞争，企业直接冲上了3.15。当一个企业冲上3·15，一定是死定了或者多少对造成了重挫，尤其在创业者意气风发，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遭遇了非常大的挫败。
当时我记得他几夜没睡，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我最有成就感的点是，我告诉他说，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会向你匹配，第二，我相信你能站起来。具体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我们机构也做LP投了各大母基金，也有很多产业资源，用了非常多的资源让创始人重新站起来，但这个时间很长，包括一起经历疫情三年，其实很痛苦，没有订单，企业几次都要崩掉。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修内功，重新做了一些数据化产品。在AI大模型风口到来的时候，企业又重新站上了巅峰。
一个真正的财务投资人，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我们有广布的赛道，我们更加敬畏市场，愿意以合作和开放的心态在这个世界里和伙伴们一起前行，而不是单纯的单打独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审视。
所以在之后的科技投资和AI大模型投资中，我们觉得信任非常重要，尤其当企业落入低谷，一定要给企业家信任，相信他能站起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生态壁垒，和这么多优秀的投资人一起前行，而不是独行在这个可能随时有坑的道路上。
邓钊：还是从投资角度分享。我们这个赛道在五年前没什么人投，最近五年越来越活跃，尤其国家把商业航天定义成战略新兴产业，这两年这个赛道更火了。此外，政府，不说国资，国资做相对专业的投资还好，政府现在有时会直接下场做投资，成立基金公司去投。政府要保值增值，但是除此以外，财务收益并不仅仅在这一笔股权投资上，他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来解决就业问题，解决GDP问题，解决纳税问题，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去获得收益。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直接下场做投资之后，赛道的估值就变“畸形”了，而且越来越积极，开始往天使轮投、前一两轮阶段去投。这几年投资越来越卷，越来越激烈，我原以为卷不到我们。但当政府走到这个阶段之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动不动就开价上亿。前两天有个做卫星的公司到我办公室交流，上轮是去年12月底close掉，1.5亿投后，这轮6月底就要close掉，我是他见的第一家机构，他叫价3.5亿到4个亿。
这个公司团队没几个人，我问逻辑，他其实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之前有政府投了1.5亿估值，他觉得价格低了。在这种环境这是特别大的挑战，对于早期来说，估值只要高了后面赚钱的概率其实不高，而且对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正向发展的状态，总不能这轮让A政府投，注册在A地，下轮去B政府，又迁到B地，第三轮再迁第三个城市，不能来回蚂蚁搬家，不可能。
曹玮钰：您打算怎么应对？
邓钊：这会给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其实蛮痛苦的。在这个行业里我们算小有名气，有些影响力，政府没下场之前，我们跟企业谈，基本可以拿到低于同行的价格去投。但政府来了之后，把大家搞得心痒痒，怎么办？有一些机会没有了，有一些虽然受到干扰，但不一定直接变想法，可能要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去帮创业者成长，从产业端给支持，换取更多的信任和机会，我觉得是这样。
胡朔：关于方向的破局，我分享一个简单案例。几年前，我们一个天使项目，最早我们跟一个优秀的潜在创业者探讨某个方向的机会，这个方向当时已经有三个子赛道，有一些不错的玩家，业务也跑得不错，最终创始人选择第四个赛道，这个赛道特点第一还没有人做，第二模式处于难攻易守，早期起来很难，但一旦做出来，门槛护城河相对比较高。最终我们全力支持这个团队做了投资。
几年以后这个公司做到了千亿的规模，回头一看发现后面没什么对手，因为他们在获客上，在风控和在技术上建立了非常高的护城河。这个事说明，当我们找到一个其他大厂或者公司还没有关注的新方向，以及确定一个难攻易守的模式，并且能更早把一个点打穿，就会是一个破局的好机会。
彭超：我觉得成就感不说财务回报，对我来说是一个探索欲，像我投的是半导体，不像袁总是CVC，完全专注行业，可以有很多的验证角度，包括可以直接从客户问到订单情况和使用情况。半导体最终就那几个大厂，我投的是零部件公司，这个东西很难去问，先进工艺打听不到，保密性非常强。
在投的时候，我要学很多东西，这是很有成就感的，特别需要过程和探索，因为你去投的时候，实际上很多还没有收入的，还在验证期，通过若干年才能证伪，证实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正商业化。一旦过几年，这个东西得到验证，这对我的成就感是很难得的，可以理解为年初设了一个目标，年底真正实现了当时的假设的构想，那是对整个逻辑框架的验证，这种成就感是是远远高于财务回报的。
吴煜：关于破局，我想讲的他们前面都讲了，我在自身真实感受上补充两点。第一，破局肯定是难的，其实你预见一件难事的时候，首先想的是克服，不是马上换一个赛道。当年我入行做文娱投资，想着内容有了问题，是不是可以做渠道宣发，渠道宣发也不行，最后真的没得做，你说得有多难，那只能去破局……至于学什么是有随机性的，但是怎么去学才是关键。
我刚才提到文化，我们接着这条线从内容到了支撑内容的科技，看到软件，最终看到了集成电路。做集成电路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包括今天很多同事都在问我，团队为什么当时转型去做这个方向，其实是有偶然性的，我们通过内容制作看到渠道传播，从渠道传播关注到通信电子，路是这么走出来的，局怎么破？我的答案最终还是学习，学什么方向有一定随机性，但是怎么去学，相信大家最后克服的过程应该是共通的。
袁锋：我也说一个，不说投资的事了，因为我现在下场干企业了，说一个自己干企业的经历和体会。
中国半导体有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就是芯联集成做汽车芯片，去车企很多时候会被问到：国外这么多百年老店，花这么长时间干出来的，你们几年的公司，如何证明你的东西用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或者说，如何证明你的东西比别人家好？包括我一开始加入这个企业，从甲方到乙方，可以说卑微到不能再卑微，我们得不断地想办法去证明自己的产品，并且做出来的东西能匹配得上国外领先芯片公司的质量和性能，才能卖到车企里去。
关于破局的方法，也特别感谢投中，你们做过专门的报道。破局的办法还是从自己之前的积累出发。我把一家碳化硅企业做了资本运营层面的分拆，引入了十几家新能源车企和产业方作为创始股东。但融资融的不是钱，而是资源。在第一轮、第二轮中有了上汽、小鹏、宁德时代、立讯精密、小米、东风、吉利，中国众多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方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以资本为纽带，以生态为杠杆，发挥彼此产业资源优势，能够与车企研发部门共同研究新能源芯片的技术创新。
所有这些大型集团的研究院由于资本的链接，让我们为他们提供研发方案。对于想做差异化的企业，研发可以打造独特的竞争力，对于想做降本的企业，研发可以帮助做降本，研发降本比采购降本更有效。所以我们从一个“卑微”的供应商变成了这些企业很重要的研发合作伙伴。我们作为芯片公司和这些大型集团的合作，就不是单纯的供应商身份，更多是在设计阶段就进入，这是我在做这件事上的破局。
其实我是去把公司的天花板打开，因为我们已经把最贵的东西做进大型集团了，然后发现，合作企业有好多需求，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去讨论、解决，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做很多难而未解决的事。电源没有人做、驱动没有人做，那我就做耐心资本，陪这些企业去做出来，帮他们验证，最后帮他们解决国产化的问题。用资本运作，推动公司成为大部分中国新能源公司在芯片国产化上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曹玮钰：以组局来破局。时间差不多了，最后问每位嘉宾要一句话，本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自身的野心和心气，这对每一个想成事的人来说都很重要。我换个问法，2025年各位的野心或者目标是什么？
袁锋：做难而正确的事。
吴煜：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语既随本心。
彭超：持续地探索，不断地突破自己现有的边界。
胡朔：野心是优秀企业家的标签，对投资人我认为是好奇心。
邓钊：不忘初心，给LP赚钱。
蔡雯：我觉得应该匠心独具。
曹玮钰：感谢各位，我宣布一下本场的BBking，大家最认可的发言嘉宾是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