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浩月
《人生大事》上映21天，票房突破13亿元，且票房后劲十足，与新上映的《神探大战》在排片与排座占比方面不相上下。这样一部冷门题材，为何有如此高的热度，值得深究。
关注影片细节的观众会发现，《人生大事》抽掉了俗语“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中的一个字——“生”字没了。多次出现的台词，都是“人生除死无大事”。
不要小看这样的一字之差，它的变化是具有潜在的颠覆性的：生之喜悦与死之哀伤，都在无形中被更改了涵义，调换了意义。尤其是对喜欢欢天喜地庆生而又忌讳谈死的中国人来说，不谈生的重要性，只谈死的尊严与仪式感，这还是很有突破性的。
放在几年前，《人生大事》这种题材的电影，都很难说会受到观众如此高的评价 （更确切地说是宽容） 。三年疫情，大大冲击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隐秘的生命态度，也在发生无形的裂变：一方面，人们期望看到喜剧来冲淡疫情带来的压抑心情，但又厌恶低级的搞笑会给自己添堵；另一方面，电影对于不幸去世之人的尊重，还有一种公之于众的悼念形式，无形中也起到了不小的安慰作用。
恰如其分的喜剧外壳，温情脉脉的人情内核，使得《人生大事》拥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在口口相传之下，使得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小小地笑一场、惆怅一会儿、内心宁静一会儿，再走出影院时，便有了被治愈的滋味。
《人生大事》的好看，重点在于人物形象与性格的设计。朱一龙饰演的三弟是名男青年，却有着莫三妹这个特别女性化的名字，杨恩又饰演的角色是个女孩，但武小文这个角色名字一看就是男生，从名字上传递出来的性别倒错，有着一定的匠心所在。比如，借此来弱化一些性别禁忌，使得这对将要走到一起生活的“父女”，具有更强一点的合理性——毕竟用理性眼光来看，将一名女生交给素不相识的男青年照顾，在现实中是不太合理、几无可能的。
接下来，《人生大事》又施展了一个“大招”来自圆其说，让这对“父女”组合的成立，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命中注定。在片中，朱一龙被塑造成了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形象，他殡葬用品店里的沙发，就是五指山造型；而武小文在片中从头到尾都是哪吒头造型，手持一根红缨枪，一言一行都带有哪吒式“唱念做打”的架势，使得她与莫三妹之间，在影片很大的篇幅里，处于“哪吒大战孙悟空”的冲突模式，这愈加使得观众相信，“冤家父女”，必然藏有深情，陌路之人，必有催泪场景。
| 图源：豆瓣《人生大事》剧照
莫三妹和武小文的“父女”感情，是《人生大事》的叙事主线；同时，他俩各自的家庭，又形成了两道叙事辅线。老父亲对于二哥位置的重视，让莫三妹一直心怀嫉妒，父子之间的冲突与隔阂，并没有因为二哥的去世而消弭，死去之人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并时时造成干扰，这样的情节设计令人感怀并深思。
武小文的妈妈在影片快要结束时，突然杀出来要夺回女儿，顺带着牵扯出妈妈的故事线索。这条线索是被种植于复杂社会土壤中的，电影虽然没有细述，但观众自然会联想。
从这个角度看，《人生大事》在本质上其实是一部家庭戏，它借用“死亡”、“葬礼”的手段，把中国的家庭戏，第一次推到一个言谈的悬崖之上，十分巧妙地博得了不停制造戏剧性的契机。
不过，虽然影片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人生除死无大事”，但在谈论“死亡”话题的深度方面，并未达到特别的深度，这也是它与经典之作《入殓师》还有一定差距的地方。
比如，影片过于依赖“推土机”式的情节连贯手段，使得它拥有了不给人思考空间的密集细节，因而失去了足够的人文深度。不过，影片似乎也只能如此，才会博得高票房，它毕竟是按照商业片套路来制作的。
对于“死亡”话题的表达，整部影片令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在于结尾时，莫三妹为了给父亲创造一个极具个性化的葬礼：把父亲的骨灰装进了烟花筒中，一路开车狂奔到江边，用打火机点着了引线，把“父亲”发射到了江面上空。
| 江边烟花葬 图源：豆瓣《人生大事》剧照
这一颇具冒犯性与滑稽感的场面，说实话令人感动或者激动的成分并不多，却是对片名最好的扣题方式：“人生除死无大事。”于是，便有了下一句，“死亡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就像诗人艾米丽·迪金森用戏谑口吻所写就的诗句那样：“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
《人生大事》在艾米丽·迪金森“死亡观”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在其他亲属的气急败坏中，父亲以漫天的烟火“璀璨”了一次，最后彻底消失于江水中。
这样的创意，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势，谈论《人生大事》这部电影，必然要把重点放在这一创意上，才能真正读懂创作者拍摄这部电影的深沉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