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创新，要么灭亡”这是约翰·轩尼诗（John Hennessy）的口头禅。

关注科技的人不会陌生这个名字。约翰·轩尼诗，Google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主席，曾执掌斯坦福大学16年，同时是微处理器技术专家、2017年图灵奖得主、雅虎和谷歌的早期投资人。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浏览器发明者马克·安德森称他为“硅谷教父”。

1977年，约翰·轩尼诗离开纽约搬到硅谷的时候，惠普、英特尔才刚刚踏入微型电脑及处理器的研究领域，苹果也还只是一家普通的初创公司。

四十多年过去，约翰·轩尼诗经历了硅谷浪潮的巨变，并且两次站上潮头，先后创办了MIPS和Atheros两家公司，并都成功上市。商业之外，他还凭借在RISC处理器上的贡献获得了图灵奖。2018年起，约翰·轩尼诗被任命为Google母公司董事会主席。

因此，当我们面对旧秩序逐渐失效，新秩序慢慢建立的时候，成功捕捉过时代变化的约翰·轩尼诗，他的世界观、研究方法以及对创新的看法，他对硅谷模式的剖析，对趋势的预判，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12月10日，在钛媒体集团联合大兴区产促中心、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共同主办的 2021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上，钛媒体创始人&CEO 赵何娟的「何谓直播间」独家连线了约翰·轩尼诗先生，谈了谈硅谷模式、创新转化、元宇宙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被问到如何将实验室内的科研转变为商用产品时，这位横跨商业和研究两端的“硅谷教父”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不能指望单靠发表学术成果就能够让整个行业去使用你的技术。发明者必须参与技术转化的过程，人才是技术转化的重点。”同时，他对资本作用在创新和基础研究上的影响表达了乐观态度。“资本是用来促进创新发展的工具。”

但在面对当下火热的元宇宙时，他则谨慎地表示，“我们还在努力弄清楚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这些技术的作用并找出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的方法的阶段。目前来说，它们主要运用在游戏和娱乐上。游戏很好，娱乐也很重要，但不会改变世界。我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帮助改善世界各地的医疗，如何给人们更好的生活。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帮助解决气候变化。这些是我想看到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对话中，他还描述了期待中的下一波创新浪潮，“AI浪潮将继续下去，将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将改变我们构建计算机系统、云系统的方式、改变我们构建数据中心的方式。我想，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种机器学习机制，可以用来预测下一场疫情的爆发，这意味着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牺牲和经济损失。”

以下是赵何娟与约翰·轩尼诗在【何谓对话】栏目的对谈实录，经钛媒体编辑：

赵何娟：你好轩尼诗博士，我是钛媒体TMTPost的创始人何娟，很荣幸能邀请您参加由TMTPost主办的T-EDGE大会。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我的英文对话栏目“何谓直播”与您进行访谈，尤其是在2021年至2022年之间，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 钛媒体TMTPost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创新交流。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熟悉的领域，关于硅谷。你见证了硅谷的发展，见证了如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众多科技巨头的诞生和崛起。硅谷最擅长的就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更擅长从1到N的创新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别？硅谷的0-1的创新土壤是怎么形成的?

约翰·轩尼诗：我认为您做的对比是正确的。中国在制造技术和高科技制造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很显著，在制造方面不仅极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提高了质量。中国对供应链的管理非常好。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担心供应链问题，但我知道中国的问题就不大。至于说美国，我认为您说得对，美国擅长创造全新的东西。如果是软件的话，那么是很容易复制的，但如果涉及硬件，则很难复制，因为它涉及制造层面。所以我认为这两种模式可以相互学习，从而更好地理解如何像中国那样进行创新，或者如何真正有效地扩大生产规模，这也是美国在软件以外的行业有所挣扎的地方。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的创业精神和科技思维。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过去 20 年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非常了不起。

赵何娟：谢谢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目前，相比硅谷早些时候诞生了谷歌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公司的时代，硅谷模式有哪些进化，未来又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约翰·轩尼诗：目前的一大变化是公司的规模和相应所需的融资。它们所在的市场可能一开始不能让它们赚很多钱，因此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谷歌，这家公司在上市前获得了大约 2000 万美元的融资，在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时已经实现盈利。优步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公司在拿到250 亿美元融资的时候才实现盈利。因此，市场上的资本变得越发充足和更容易获取，公司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当然，现在的资本市场是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着的，而在 Apple、Google 和 Amazon 创立之初，这种基础设施尚不存在。我现在也看到更多公司开始转向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当然，亚马逊主要是做商业模式创新，虽然亚马逊也做了很多技术创新，但亚马逊的发家本质还是电商模式的创新，而苹果和谷歌都是技术型公司。现在我们有很多围绕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是，每一个新想法都能孕育五、六家公司，很多公司都争先恐后地涌入同一个新领域，这也意味着很多事情会决定哪些公司成功，例如他们有多少资金、管理团队有多好，除了有最初的创意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就是真正的变化。我认为随着这些公司的出现，肯定会遇到新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投资模式发生了变化。当我在 40 年前创办第一家公司时，大约三分之一从斯坦福出来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而今天成功率可能只有不到 10%。有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很多失败，这就是过去 40 年来风险投资市场运作方式的真正变化。

赵何娟：的确，现在想要创业成功变得更难了。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与领导力有关。之前您说担任校长期间，观察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学界还是业界，其有强大的领导能力的人并没有多少，因此我们正在做出各种努力来培养“下一代领导人”。请问，如何理解领导力，如何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约翰·轩尼诗：确实，在我卸任斯坦福大学校长之后，我对我们所拥有的领导力质量感到非常沮丧，正如您说的，无论是在在学术、商业和政府里都先有好的领导力。因此我决定在斯坦福建立一个项目，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培养他们的领导力，不仅是学术专业技能，还有真正的领导能力。我们发现领导力确实是一种需要通过实践习得的能力，而不是说坐在教室里看课本就能学会的。你必须行动起来去实现你的想法，并要会善用技巧。因此我们开发了一套领导力特征模型，用以挑选学生中、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我们的课程包括表达想法和概念、处理难题、在有未知数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决策的道德准则等，这些都是我们尝试教给学生的内容。当他们进入社会并面临现实的挑战时，他们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真正茁壮成长，并真正带领他们所在的公司或者组织走上新的高度。

赵何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想问问有关基础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和创业和领导力有关的。从学术研究到创业、大公司经营，您都有丰富的经验，与大学研究截然不同的是，你认为企业们需要怎样的研究环境？资本和技术创新有相违背的地方吗？

约翰·轩尼诗：大学和公司都需要长期关注创新，去创造新事物。很多很厉害的公司也会被自己的现有业务困住，无法打破常规，最终它们成功的原因反而阻碍了它们进一步发展，最后被新产品和新方向所淘汰。大学也必须不断改变。如果今天系里开始招人，但却用我那个年代的标准去招聘人才的话，那我们明显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必须雇用能够带来新方向的人，努力朝着新的方向前进。因此，创新对大学和公司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保持创新，去思考如何能够保持成长的状态。这些对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当公司取得成功之后，公司会很自然地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已经成功的事物中，而不是去进行长远投资，这也是管理团队和董事会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

赵何娟：在中国，很多人会觉得资本对创新和基础研究的影响不好，因为大多数人只是想赚快钱。

约翰·轩尼诗：在斯坦福，经常会有年轻的学生来跟我说：“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然后我就说：“好吧，告诉我你的创意，你的新技术，你发明了什么”。他们就会回答道：“好吧，我还没有创意，但我就是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公司都是围绕创新出现的。资本是用来促进创新发展的工具。如果你去研究下硅谷的历史，会发现很多初创公司是从大学中走出来的，有些是从其他公司出来的。但是，大学孕育了很多有趣的公司，它们重新定义了整个市场，例如说互联网和万维网、做搜索引擎的谷歌、做个人电脑的苹果等。这些创新都来源于大学，我认为大学在现在依然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赵何娟：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有关于垄断。您如何看待科技公司的创新与垄断的关系，谷歌、亚马逊、苹果、都经历了反垄断事件，您怎么看待科技巨头面临的垄断质疑？技术创新是否最终只会成为科技巨头们的游戏？

约翰·轩尼诗：很难说。很多新事物和技术都是由年轻公司创造出来的，接着它们会被一些大公司收购，我认为这个模式是不会结束的，会持续下去。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公司有趣的地方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吞并小公司变大的，而是通过内部创新、有机发展成为了大公司。说到垄断，我们会想到收购和并购，会担心大公司通过收购扼杀市场竞争。在美国，一个典型例子是标准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收购了很多铁路网，并且将涉及到石油运输的铁路网进行联通，从而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局面。但谷歌、亚马逊和苹果主要是靠内部创新，它们的发展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做了相应的技术投资，我相信这是它们成功的秘诀。我认为这造成了一个有趣的困境，因为你也不想技术投资影响到创新的出现。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厘清这些公司是如何通过技术投资来驱动技术创新并成长起来的。

赵何娟：将实验室内的科研转变为商用产品，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约翰·轩尼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经常讨论如何将大学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或者在公司研究实验室中的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整个过程。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通过学术周刊去转化你的技术，而是通过人。人才是技术转化的重点。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历史来看，惠普就是从斯坦福出来的、杨致远和戴夫·菲罗也是从斯坦福出来创办了雅虎、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则创立了谷歌、罗森·布鲁姆和他的几个学生则去创立了Vmware。你不能指望发表学术成果，就能够让整个行业去使用你的技术。发明者必须参与技术转化的过程。所以我总是告诉其他人：人才是技术转化的重点。

赵何娟：可以展开说说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约翰·轩尼诗：人才是技术转化的重点，这对技术创新，特别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原型尤其重要。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研究 RISC 技术时，它也只是一个原型。它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款产品，只是概念展示。实验室创新就是如此，尤其是在生物医学领域。实验室成果与可大规模使用的成品药是两码事，中间还要很长的过程要走。新的电池技术也是一样的，实验室中出来的概念到大规模生产电池成品是两件事情。这里的关键在于，从事这项技术创新的人是持着乐观的态度看待这项技术的潜力，外面的人经常会觉得这些技术创新不是从实验室出来的、不会有技术转化。我们需要的就是企业家的决心和动力，他们必须相信这项技术会成功。如果连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技术的话，这个技术也不会转化。

赵何娟：下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埃隆马斯克的很多关于科学的言论，科学家们并不认可，您觉得企业家和科学家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屏障？

约翰·轩尼诗：据我所知，应该没有屏障吧。我认为埃隆是一个非常会将抽象概念转化为现实的人。想想他在特斯拉所做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发明很多新技术，对吧？他使用的就是普通电池，只是说这些电池的包装不同，但他所做的是说“我们要制造电动汽车，我们要重新设计汽车的每一个方面”。我记得那时在洛杉矶工厂里时，我看到了特斯拉 Model S 的第一个原型，那是还只是一个原型，还有一年才会成为正式产品。埃隆给我展示了那个原型有趣的地方，比如这辆车没有传动轴，所以也就不需要泵了。他提出了全新的车辆设计，因为他那是还只有电池，没有可以用的马达或者引擎。SpaceX 也是一样，他非常擅长跳出思维框架进行创新，这是一套不同的技能，与从事基础科学的人的技能是不同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试图发现新事物，并在某个领域积累深厚的知识、学习不同的领域。但两者的技能都很重要，因为科学家和企业家需要合作。企业家需要科学和新发现来创造新产品和新公司，科学家需要企业家将他们的发现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事物。

赵何娟：但是在中国，我们发现科学家和企业家比较难在一块合作。您能以在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一些建议吗？

约翰·轩尼诗：是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尝试过创业的科学家。首先，大学鼓励大家将自己的技术商业化，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技术很重要的话。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社会有承诺：如果我们发现可以改善社会的技术，那么我们就成立一家公司用以造福社会。这对个人和大学来说都是好处，不仅可以回馈社会，还可以看到它造福人类。多年来，帮助我们做到这点的就是有创业背景的科学家，他们有过技术创新，并将其商业化，他们了解这个过程。现在斯坦福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意味着年轻的科学家是比较容易找到可以给他们指引或者反馈的人的。不知道怎么怎么办技术创新变成一个产品？他们只需要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找找，应该就有人曾经有过创业经历，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方法之一。

赵何娟：谢谢您的回答。创新总是一波一波的到来，在您看来下一波将诞生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潮流或者领域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许多初创公司和企业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约翰·轩尼诗：虽然AI现在看起来已经足够火了，但我觉得我们仍处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起步阶段，我们实际上更接近这波浪潮的开始，尽管它已经在技术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AI浪潮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的突破还不到十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发现是惊人的，绝对是惊人的。与AI相关的论文数量、技术进步的速度，都很惊人。所以我认为，未来二十年AI将会在整个信息技术领域有更多的应用。它将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将改变我们构建计算机系统、云系统、我们构建数据中心的方式。我们构建一切的方式，都将因此而改变。

很多公司会采用该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特定业务，就像甲骨文或 Salesforce 将他们的技术应用于特定业务、财务会计信息或应用于销售一样。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例子，金融领域，医疗保健。仅在医疗保健领域就有巨大的机会，真正提高我们的医疗。我的一个想法是，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种机器学习机制，可以用来预测下一场疫情的爆发，这意味着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牺牲和经济损失。所以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你知道下游还有其他技术，无论是量子计算还是其他硅技术的替代技术，我们需要它们。我不确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否真的是量子计算，但它的确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领域，我们在做的更多还是科学研究，真正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和潜在应用。但我认为它有很大的潜力。

赵何娟：很有趣的观点。疫情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

约翰·轩尼诗：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真正感到兴奋的一个领域是，疫情让我们都不得不上Zoom工作学习，特别是我们从事教育行业的人，不得不到线上进行在线教育。我认为我们其实在疫情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更好的教育方式，更好地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那些国家的人们不一定有机会接触到高质量教育。我觉得这将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

赵何娟：正如您所说的近几年世界变化很大，就您的观察，现在的谷歌，和2018年之前的谷歌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您如何理解谷歌“不作恶”这个口号的？就您观察，谷歌取得成功最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约翰·轩尼诗：谷歌改变了很多。实际上，我很早就加入了谷歌董事会。（2018年）是我成为董事会主席的时候，但实际上我是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加入董事会的，所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谷歌仍然是一家小公司，只有数千名员工，而现在谷歌拥有超过 100,000 名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口号“不作恶”是说你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你应该做什么的口号。这是公司早期的一个很好的口号，我认为可以将口号改成我们应该做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东西上，例如改善用户体验、给用户更好的产品，我认为这是关键。我认为谷歌的成功建立在两件事上。首先是优秀的搜索体验，应始让用户认为在谷歌上搜索出来的结果是重要的可信赖的。因此，要尽可能让搜索体验变得更好，并尽可能地不出现偏见，这样就是在尝试给用户最好的搜索体验。这是关键，与用户的信任关系基于此。

第二个是持续改进和测量。改进、测量，改进、测量，再改进，不断尝试将产品做得更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我们在此过程中所做的一件事是广告，我们会给用户展示广告，但不同的是我们会尝试展示更适合用户的广告，结果证明这对用户和广告商都有好处。因此，我们尝试不断地测量产品并加以改进。我们使用了一个衡量系统，称为客观成果，我们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实现目标后，我们会对结果进行测量，然后衡量我们是否做得好、我们是否达到了目标，看看哪里做得更好了、哪里需要加倍努力。因此，不断改进和测量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赵何娟：您如何展望未来的硅谷和谷歌？

约翰·轩尼诗：我认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和抓住技术浪潮。我刚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时，个人电脑还不存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当时有一个叫做 ARPANET 的东西，是给一些学者用的，但没有真正的互联网，也没有万维网。我们讨论的这些创新，首先是 80 年代出现的个人电脑和工程工作站，然后是 80 年代稍晚的互联网和万维网，然后是移动技术，然后是社交媒体，这些都为技术创新和应用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我希望这会继续下去，希望硅谷继续利用技术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当然，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环境就是一个重大问题，在环境治理方面我们还没有带来那么多技术，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做了。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保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相应的努力还不够多。这些都是创新的机会，我认为硅谷将会继续创新，我认为谷歌也会尝试这样做。

赵何娟：这让我想起脸书和微软在做的元宇宙。元宇宙是否会是下一波科技创新潮呢？

约翰·轩尼诗：我觉得我们还在努力弄清楚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这些技术的作用，找出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的方法的阶段。目前来说，它们主要运用在游戏和一些其他事情上。游戏很好，是重要的市场。娱乐可能也很重要，但不会改变世界。我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技术，真正帮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到新技能、我们要如何帮助改善世界各地的医疗、如何给人们更好的生活。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帮助解决气候变化。这些是我想看到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赵何娟：下一个问题可能对于中国很有意义。如果让您给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提问，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约翰·轩尼诗：我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赚很多钱，那不是我想听到的。我想听到的是“我有一项技术，我认为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我想打磨这项技术并造福社会，因此我想建立一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公司。”这是我想听到的答案。然后我想知道他们技术创新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如何在该技术领域形成真正的领导地位，这样他们就不会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打垮，例如另一家公司突然间决定“好吧，我们也要搞这项技术”，然后就过来搞垮他们。还有他们将如何获得专注力、如何获得动力、他们是否会专注。我经常告诉初创公司的一件事是，你必须让你的第一个产品成功，因为如果你的第一个产品不成功，那就结束了。如果你的第一个产品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做第二个产品，如果你又成功了，那么你可能就熬过来了，然后成为一家真正的公司。你必须不断地思考这一点。小公司资源有限，但他们拥有动力，他们应该拥有一群真正致力于公司理念和愿景的企业家，这就是我想在一家初创公司中了解的东西。

赵何娟：不少公司也想要出海，成为像谷歌和脸书那样的国际大公司。在这方面，您是否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中国公司呢？

约翰·轩尼诗：当然。我认为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很国际化了，毕竟它们进行了扩张。事实上，这是硅谷过去 20 或 30 年发生的变化之一。许多年前，公司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前，不会轻易国际化，所以会觉得大公司才能国际化。但是现在，科技公司会很早就开始走向全球，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化的时候，你应该去思考如何建立优势、你的优势是什么、国外市场和外国市场有哪些共性和那些差异、要如何应对这些不同之处，要如何成为一家在两种环境中都受到欢迎的成功公司，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我觉得成功的公司都做到了这些。

赵何娟：就全球科技创新交流而言，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些什么样的希望？

约翰·轩尼诗：我当然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科学研究需要全球的合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为之做出贡献。回想中美之间最早的一些交流，除了乒乓球外交之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是中美建立往来关系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当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时候，那时的校长就参与了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学术团队，那时应该是在7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而且我们的许多毕业生也在这过去的20年里，回到中国的学术圈或者回到中国创业。我认为这些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是真的有交流。有了交流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国际合作去解决重要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难题，都不是单单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多个国家的合作，而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赵何娟：非常感谢。时间飞逝，我们的谈话时间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轩尼诗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邀请。今天的一些问题也来自TMTPost的用户，你的粉丝，他们很关心我们今天的对话，也很热情。刚才的分享非常精彩，让我受益匪浅。我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继续这种对话，我期待着将来有一天你能来中国。

约翰·轩尼诗：我很期待。我期待着再次来到中国。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韩敬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