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35岁的常仁尧在30多位亲朋好友的注视下走出三门峡监狱，结束了他一年半的刑期。

2018年底，他因为一段“20年后我打了那个欺负我的老师”的视频成为争议人物。这段8分多钟的视频中，学生因20年前所遭遇的体罚和过度惩戒决心以暴制暴，而老师则连连道歉，口中喊着“都过去了”。

这场报复行动以后，网络上不少成年人在少年时遭遇老师暴力行为的集体记忆被勾起。“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也在舆论论战中，出现了分歧和裂缝。

2019年7月，打人者常仁尧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一审判决宣布时，常仁尧当即表示要上诉。

此后，他的心态和认知却迅速扭转，他向被他打过的班主任寄去了一封封道歉信。

虽然直至出狱，常任尧没有收到张老师的回复，但是常仁尧却说自己“已经实现了自我救赎”。

放下

出狱那天，常仁尧一直在笑，紧紧挽着爱人的手。在雷湾村家中，早已集结在一起的朋友们打算和他一起吃饭庆祝。

当日代理律师周兆成也和常仁尧进行了视频通话，律师发现常仁尧虽有些清瘦，但是精神状态很好。

其实俩人在去年底的一次狱中会见时，就讨论过出狱以后的打算。常仁尧希望能够继续从事原来的电商行业，多赚些钱，弥补爱人这一年多以来的艰辛。

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在萌生，他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重返大学校园，攻读MBA,或者继续深造。

在周兆成的倡议下，常仁尧也在考虑开通直播平台，在这些平台上分享自己阅读图书的心得体会。毕竟，读书是常仁尧在狱中一直坚持的习惯。

时间倒回到2018年冬天事发时。常仁尧坚持认为：“我打人有错不辩解，但老师至少要负一半责任。”他所在的雷湾村100多位村民也联名去派出所为他求情。

然而，这些声音并未影响司法判决，他还是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一年半。

有不少人觉得，是他背负的“殴打老师，侮辱师道”的道德罪名，让他的判决一切从严。

在一审结束时，记者也曾致电他的爱人。她当时十分心疼丈夫在狱中日渐消沉低迷的状况，希望能够通过二审为爱人减刑。

二审辩护律师周兆成第一次在狱中会见常仁尧，发现他面色苍白、毫无血色，依旧处于“想不通”的状态。

他意识到：对于当时的常仁尧来说，判刑多久或许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哪怕他接受了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救赎了呢？这场官司“救心”比“救人”更加重要。

他决定给常仁尧做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导。首先，周兆成厉声批评他：当街打自己20年前老师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毫不留情的指责，让常仁尧听后痛哭流涕。

当天在常仁尧调整好情绪后，律师又耐心听他讲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当年遭遇张老师全部暴力行为和不公正待遇。听罢，他也告诉了常仁尧类似的经历“上中学时，曾经在一节课上被老师厉声斥责，文具盒都打扁了。”

“尽管那位老师也始终没能向我道歉，但是我只能通过自救，做一个善待别人的人来阻止这件事成为心里的‘恶魔’。”

这些话，常仁尧初听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他甚至评价：“我以为周律师作为我的辩护律师，会理解委屈，但是他却像公诉人一样，先是把我有理有据教训了一通。”

然而，在半个月不到后的第二次会见中，周律师发现常仁尧就像是“换了个人”。他告诉周兆成自己喜欢上了读书，最近在读《拿破仑》《甘地》这些名人传记；最喜欢看的书是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又过了不久他又主动告诉律师：自己在监狱里劳动时，总能完成规定任务两倍的劳动量。周兆成明白，这意味着他真的“放下了”。

2019年8月19日上午，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二审宣判，河南洛阳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前后，常仁尧的态度似乎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不少人因此怀疑这是否就是代理律师想出来了的“权宜之计”。

周兆成对此的回复是：“这个案件其实根本没有赢家，无论是常仁尧、张老师，还有实验中学，其实都是受害者。而我作为辩护律师也希望他获得老师、学校的原谅，同时也捍卫几千年的尊师重道的传统。”

遗憾

其实在事发以后，常仁尧主动给张老师写过好几次忏悔信，其中有一封书信还是由周兆成转交给张老师的。

在2019年8月由律师转交的忏悔信中，常仁尧写到“我在看守所呆了快8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强迫自己深深忏悔、面壁思过，一想起张老师，我就陷入无限的自责和内疚中不能自拔……我打老师的行为真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错了……马上9月10日教师节要到了，我在看守所里无法出来，希望老父亲替我在教师节那天效仿古人做法，亲自去学校给张老师‘负荆请罪’，以洗刷我对张老师以及全体教师群体所犯下的弥天大错！”

“我看过常仁尧之前的忏悔信，言辞之间都还是比较生硬勉强的。但是这封信，很显然是发自肺腑的忏悔。”周兆成说。

然而，这封信依旧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事人张老师的任何回音。

常仁尧在看守所时，他父亲好几次登门去向张老师道歉。有一次大雪封路通不了车了，常仁尧父亲步行六七公里，从村里走到张老师县城的住处。但是他非但一直没能和本人聊上，还差点被驱赶报警。

如今，看到归来的儿子，父亲比什么都满足，“我还是希望儿子始终能保持诚心道歉的态度，其他的事情我们决定不了。他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

其实当事人张老师在去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其实他本不打算追究。但视频经网络扩散后，他及家人所受的伤害太大。此外，他当年没有打过常仁尧，但惩戒还是有的。如果常仁尧给他亲口道歉，他会去法庭上帮他说话。

实际上几次开庭，张老师始终没有出现。

其实，这些年张老师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记者2018年底到栾川县的实地走访中发现，当时的张老师，已经和20年前的暴戾形象判若俩人。学生们都认可这位老师讲课讲得耐心细致，对同学们也都很温和友好。“他总是围着我们转”一位学生概括。

但回到常仁尧的案件，张老师似乎又选择了规避和沉默。代理律师周兆成几次登门拜访张老师，但是都扑了空。

周兆成和当时常仁尧就读的栾川县实验中学校领导沟通，他发现学校非常维护张老师的尊严和名誉，这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常仁尧也是这个学校曾经的学生，最好的结局自然是学校也能够对他施予包容和理解。”但是常仁尧始终没有获得学校和老师的正式原谅。

“学生尊重老师，老师也爱护学生。我很想促成这样的教育美德的双向互动，很遗憾我努力了，但是失败了。”周兆成说。

记者问常仁尧，是否要和张老师再见一面？他回答：“事情已经过去了，见面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希望张老师能够保重身体。”

“如果遇到了其他和你遭遇相同的同学，你会规劝他们放下怨念吗？”记者追问。

常仁尧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还是希望老师能够做到爱护学生，这样学生也能够从心底里尊敬老师。”

2019年7月，教育部提出将出台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20年后打老师”的人伦悲剧，或许能在国家法规的硬约束下不再上演。

周兆成说：“如果常仁尧的案件真的能够推动教育立法细节的进一步完善，那他也的确突破了一个案以及一场个人际遇带来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