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的大一统史观，常使人们习惯从“中国”这个整体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相对忽视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殊性。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抱怨说，中国历史的书写常常不假思索地把历史讲述的“单元”定为国家，其盲点在于：很多情况既非中国特有，仅看中国也无法理解，还会遮蔽地方上的多元丰富性，因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研究之自然单位的假定，需要由超国家和次国家的两个层面加以质疑”。
在看待诸如春秋战国、南北朝这样分裂与混乱的历史时期时，这种情况尤为值得关注。公平地说，这也不完全是现代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使然，因为这种“中国作为整个整体”的观念似乎早在先秦就已逐渐成形。不过，以战国而论，虽然孟子等人都提出“定于一”，但这在当时而言不如说是一个希望，身处时局中的人谁也不知道能否实现（就像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有无数人念兹在兹重建罗马的统一，但欧洲这种分裂、制衡的局面延续至今）；然而，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惯于将战国时的诸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论述，其间虽有差异，那也是“在整体之下的个别差异”，因为统一国家的结构本身就会让我们忽视一些差异性和复杂性。
杨宽《战国史》的书写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论述各国变法的情况时，他举证各国的情况，笼统地都看作是“变法”，但忽视了像“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的事例，与三晋、秦国的变法远不是一回事；同样地，他将战国的封君归纳为几个特点：在封邑内征收租税的特权；封君在其封邑之内，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接受国君的命令；赵、秦等国封君的“相”往往由国君从中央派遣到封邑，并由“相”主管治理和掌握兵权；封君的封邑在传统的习惯上是可以世袭的，但实际上极少能世袭。这些诚然存在某些共性，但相应地，他并未去强调各国的差异性。

像“战国四公子”这样的称号，也不免会让人以为孟尝君（齐）、信陵君（魏）、平原君（赵）、春申君（楚）是同一类人，确实，他们都是以“养士”著称的封君，也都是一时风云人物，但如果深入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就会发现，孟尝君是其中尤为特殊的一位，甚至可说与其他三人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在此不妨重温一下“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当孟尝君被齐王罢免时，其门客冯谖为他营造了“狡兔三窟”：封邑薛作为退路；说服魏惠王聘孟尝君为相，以此迫使齐王让步，恢复孟尝君职位；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最后一招尤为重要，因为“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本来薛因为与齐国本土远隔，在面临楚国进逼时可能被舍弃，但后来这一局面出现时，孟尝君暗示齐王“先君之庙在焉”，齐王就不得不出兵救援（《齐策三·孟尝君在薛》）。最终，“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这可以理解为：孟尝君由于手中有三个筹码，因而他享受着一种事实上的半独立地位，君王也不能不有所忌惮。
相比起来，信陵君魏无忌虽是魏安釐王的胞弟，有功于国（《史记》所谓“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但受兄长猜忌后，不得参与国政，只能饮酒纵乐，郁郁而终；平原君赵胜一度不肯纳税，结果国君委任的田部吏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赵奢列传》），这表明他在封地之内无权抵制国家征税；至于春申君黄歇，则更为特殊——他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族出身者，其贵族身份本身就是楚考烈王所赐，并非宗室，更未能世袭，因此他权位的独立性最弱，依附于国君对他的宠信。
当时虽然仍维持封建制度，但列国的社会风气也大大受到“尚贤”的影响，贵族也不能仅仅因为血缘便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其地位。《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便已明白指出：从当时（前265年）上推三代，甚至自赵国立国时起、以及诸侯各国，国君子孙几乎没有能长久保持其地位的，原因是“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谓“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已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这意味着内在于后世科举制中的精神已经悄然兴起：只有才干和功业才能给自己的地位赋予合法性，并确保其延续性。也因此，许衡认为：“战国之四君，其可称者，唯一春申耳。至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子，乃尸位素餐者也。”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邑，传统惯例是世袭的，但正如杨宽所指出的，到战国时已很少有世袭的情况。各国所封宗室，只有齐之孟尝君、魏之安陵君、赵之平原君是世袭，其余也不见世袭，他认为这是各国在“实行变法以后，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注意取消封君世袭的特权”。的确，像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时便有“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的限制，孟子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均表明世袭的权位越来越难得到保障。不过，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世袭并不一定就是封建，唐代藩镇封建化之后，内部权力移交不一定世袭，但仍独立于朝廷；反之，从西汉到明清，宗室贵族受封王侯之后，往往虽得以世袭，但却未必有独立性，清代的亲王、郡王甚至完全与封地脱离，变成了纯粹的贵族称号。
战国正是世袭贵族的独立性弱化的关键时期，当时除了齐国之外均已推行郡县制，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这些封君的自主权大大缩减。在封邑之内亦须听命于君王，由国君直接委派的“相”则相当于郡守，在一定程度上与郡县无异。封建时代的领地原本是独立单位，国君不能直接插手诸侯领地上的事务，因为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的层级化，没有统辖一切的中央权力机构，但由于新兴的国家力量有了更强大的财税基础，就能供养得起常备军和领薪官员，从而压制封建诸侯的力量。按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观点，这是某种“横向绝对主义”（horizontal absolutism），即王权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制服具有独立行动权的大贵族和教士，垄断武装力量并支配全国性教会，原先独立的封建巨头由此逐渐变成在职官员，不得不仰王权之鼻息。
就此而言，孟尝君在当时的自主权是不寻常的。冯谖为他在薛邑“烧券市义”，本身就旨在收买人心，强固他制衡王权的资本；相比起来，信陵君在魏国有难时，谋士薛公、毛公却都劝他为了魏国的宗庙，舍己为国。实际上，按《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孟尝君长期在封邑内培植势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先后“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封地薛邑和三千食客则是支撑他在“天下”这一政治舞台上竞逐权位的基本资源。威廉·麦克尼尔曾说，三十年战争中，波西米亚之于独立军事统帅华伦斯坦而言，“是一种个人财产，可以从中汲取人力物力以支援在德国的战争”，那么，对孟尝君而言，道理也一样。
在这样一个纵横家的时代，他需要的是比自己封邑更大的舞台。杨宽认为当时封君在封邑内权力有限，故其在中央失势后不能为所欲为，所举一例便是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将在封邑薛筑城时，有人劝告：“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战国策·齐策一》）但这个说法也可以这样理解：直接在中央攫取权力，相比起固守自己封邑，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孟尝君的权力之路：他在约公元前310年即已世袭薛的封地，但之后更近一步进入朝廷，到前301年齐湣王即位后，一度甚至专权到“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史记·范雎列传》）。荀子因此指责他“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弄得“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荀子·强国篇》），将他与赵之奉阳君都列为“篡臣”，这类封臣“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故而“用篡臣者危”（《荀子·臣道篇》）。
荀子从儒家的视角指责孟尝君不守“臣道”，其实是在以领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一个不依附于王权的封建贵族。因为这种“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的做法，正是其独立性的体现。战国四公子中的另外三人，都不曾接受他国的官职，信陵君虽然有大功于赵，但赵王也不过只是“以鄗为公子汤沐邑”，相当于一笔特别报酬罢了，但孟尝君一生却曾先后出任齐、秦、魏三大国的相国。杨宽在《战国史》中指出，“孟尝君不仅是个封君，掌权的齐的相国，而且是个烜赫一时、声势浩大的纵横家”，他一生中既曾与魏相公孙衍一同合纵抗秦，又曾在出任齐相时接连主持齐、魏、韩合纵攻楚、攻秦，都大获全胜，苏秦所谓“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当作五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战国纵横家书》八）。但他虽曾与秦为敌，到了前299年，竟又应秦昭王之召，入秦为相，因为他是当时声望最高的纵横家。

这样一个人物，显然不以任何国君或国家的利益为依归。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在齐国危亡时他的表现：前286年，齐湣王灭宋，贸然打破原先各国权力均衡，诸侯震恐，两年后遂有五国伐齐之举，齐国一度只剩即墨、莒两城未下，差点亡国。然而在此之前的294年，孟尝君由于在贵族田甲用暴力“劫王”的事件（所谓“田甲劫王”）中遭齐湣王怀疑而出奔回薛邑，旋即出任魏昭王相国，这不仅破坏了原先齐魏韩三国联合对外的合纵局面，还使他与齐湣王的关系恶化。当齐湣王骄横招致各国进攻时，他却任魏相，与各国一同攻打自己的“祖国”。齐国经此一役，一蹶不振，再无力争雄天下，但孟尝君个人却从中得益：正因齐国中央权力的衰落，他才能“中立于诸侯，无所属”，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继任的齐襄王甚至不得不对他做出让步，“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史记·孟尝君列传》）。
从前284年五国伐齐，到前279年田单以火牛阵反攻复国，齐国在这五年里岌岌可危，元气大伤，而孟尝君在做什么？历史记载中找不出他为挽救齐国的危亡而奔走的片段。事实上，他当时身为魏相，倒是在请求赵、燕两国分别出兵十万、八万拯救被秦国猛攻的魏国——在齐国被削弱后，自前283年秦初次围攻魏都大梁起，二十年间七次围攻大梁，五次攻入了魏王游乐的梁囿，几度兵临城下。信陵君一生的事迹也都与这一国家走向衰落的大背景相关：他于前276年受封于信陵，前257年窃符救赵，前247年率五国联军击败秦军，直至前243年去世。固然，当时毕竟还没有抽象的“国家”观念，因此信陵君返国救魏时在意的是“先王之宗庙”，是一个人格化的“国家”，但毫无疑问，他对本国的认同感要比孟尝君强烈得多了。
两人的生平事迹均表明，他们在行事时可能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孟尝君在路经赵国时，因为有人讥讽便屠灭了一县，似乎也不担心这引起外交纠纷，此后更因为“怨秦”，联合韩魏两国接连攻打秦楚（楚当时与秦结盟）；但信陵君其实也一样，因此在赵国被秦进逼时，平原君请求救援时说动他的并非国家利益，而是他姐姐是平原君夫人（“独不怜公子姊邪”）。在《史记》中，司马迁显然对信陵君特别优待（唯独他的列传被命名为“魏公子列传”，而不以封号称呼，传中“公子”一词凡147见），对其人格推崇备至；但现实是：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非人格化，这种出于个人动机而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行动自由，是在日益缩减。信陵君本人甚至曾从魏国的国家立场出发，威胁发兵十万攻打安陵君的封邑（《战国策·魏策四》），在这方面，他的立场与孟尝君完全相反。
孟尝君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不同，就是他作为封君相对于君王的独立性，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在的齐国本身一直未实行郡县制，或许也因为他与“战国四公子”中的另外三人相比，几乎是两代人：孟尝君在前279年去世时，那三人都还未登上历史舞台。在战国中后期，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比欧洲近世的情况来看，可说是国家之间对外战争的时代，“再也没有一个封臣反对封建主的战争，也没有封臣反对封臣的战争，只有国家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政府的战争了”。新兴的绝对主义君王很清楚独立行事的封臣是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因而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在这方面也最决绝，虽有封君但独立性最弱，所谓“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李斯《谏逐客书》），“战国四公子”没有一人出身于当时最强大的秦国，这不是偶然的。
在孟尝君去世后，“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他“绝嗣无后”（《史记·孟尝君列传》）；但就算他再世，以往那种中立于诸国之间的封建权利也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整个时代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战国晚期，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越来越强的秦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巧合的是，韩非子出生于孟尝君去世前一年，死于秦置薛郡后一年），他认为晋齐两国的被“分”“夺”，是因“群臣之太富”，因而君主必须要“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篇》）。在孟尝君的时代，个人和地方纽带依然是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关系，这使他可以荫庇食客，依靠领主的人格权威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他去世后薛邑的覆灭，正如英法战争中勃艮第家族的垮台一样，意味着封臣再无能力挑战国君。秦灭六国后废止封建制，却未引发宗室贵戚和封君的叛乱，这很可能是因为此前各国已在实际上完成了郡县化。
不仅如此，社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各国都在向编户齐民的总动员战争模式发展时，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趋向“尚贤”与“平等”，像孟尝君这样独立性较强的封建贵族，除了在齐国这样较为宽松、经济又相对发达的环境之外，已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秦国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也发现旧贵族、大工商业者最“难制御”，例如魏国旧都安邑的旧贵族“其俗刚武，上气力”，爱好“游侠通奸”，因而秦政的举措就是将这些人流放，以至于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实际上，从中央集权的视角来看，这类旧贵族之地均是“难治”的，所谓“土豪劣绅”，意味着他们总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分权或自治。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末尾谈到，薛邑直至西汉仍民风不淳朴（“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原因是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显然，司马迁对孟尝君的道德评价不高，但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但代价却是中间阶层独立性、自治程度和社会活力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