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蝶变为在世界舞台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高地；由武汉郊区一片农村，成长为中部地区崛起的科技“新动力”；自小小渔村逆袭为“中国硅谷”，不断谋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北京中关村、武汉光谷、深圳南山科技园等中国科创中心，用一个个珍珠般熠熠生辉的创新创业故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绘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以永不停歇的创新为支点，扛起高科技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孵化的大旗，把源源不断的成果从“书架”搬到“货架”。政策创新、体制创新、政务服务创新的“浇灌”，让甘于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百折不挠、持续攻坚，使越来越多创新的金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

本刊编辑部特别策划“一村·一谷·一园”系列报道，选取3个科创中心的传奇故事分3期连载，深度揭示新质生产力集聚高地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崛起轨迹，及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宝贵启示。

中关村在哪儿？当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某一站或是海淀区的某条街时，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上的一面墙给出答案：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关村已由电子一条街，拓展至如今的中关村东城园、西城园、朝阳园、海淀园、丰台园、大兴-亦庄园等16个园。它在488平方公里土地上，哺育着1.7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00余家上市公司、85家独角兽企业和11家营收超千亿企业。

自中关村诞生之日起，一条路反复被提起——白颐路。老中关村人总说：中关村的事，得从白颐路上说起。

寻找“白颐路”

如果时间能够折叠，白颐路的南端点会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那是1995年夏，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户外广告。广告牌指向的目的地，是我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小说家宁肯就是在这一年给自己那台“Win32”连上网的第一代网虫，也是头一回由“瀛海威时空”的界面进入BBS、聊天室，给自己取了第一个网名“Kefes”。

今天，我们很容易读懂“信息高速公路”这六个字，和它掀起的互联网一梦三十年。但在当时，第一条高速公路刚开通不久的北京城，这块太过时髦的广告牌总被人错当作路牌。没找着高速入口的人折回来便问交警：“哪儿呢？信息高速？”

高速不在，但中关村在这儿。广告牌下的路叫白颐路，是20世纪80年代末踏入中关村地界的“南大门”。脚下的路一路向北，把巨大的人流车流引向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那个年代，以“中关村第一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纷纷下海创办科技企业，形成了中关村的雏形。

红红火火的电子一条街很快得到了更高待遇。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基础上，北京在海淀划出100平方公里，建立外向型、开放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走“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技工贸相结合”的新路子，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享受税收、审批、融资、定价等新政策。由此，中关村扛起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大旗。

白颐路，是这片充满活力的100平方公里的轴线。这条南起白石桥、北达颐和园的路，有什么特别？

——白颐路两旁，北大、清华、人大、中科院计算所交错坐落，那是中关村跳动着的“心脏”。有了它们，第一个中文操作系统、第一个中文输入法、第一个中文字库，一些当时最前沿的技术或科技产品，才诞生在中关村，或买卖在中关村。

——与白颐路垂直的知春路上，“长”出了以电脑为核心的“生态企业”。耳熟能详的联想、新浪、搜狐、金山词霸、神州数码，都是从这里起家。

北京白颐路魏公村人民教育出版社大楼

“70年代的白颐路只有10米宽，1982年再拓宽，变成双向四车道。1997年前后，一条宽阔的城市主干道替代了原来的乡村公路。”毕业于北大的60后张振清是掘金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见证了这条路由窄变宽、从短到长的历史。

“一铺难求，租金不愁。”张振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中关村大街的昔日盛况：柜台紧挨着柜台，买家与卖家摩肩接踵。进入千禧年，鼎好电子商城、海龙电子城、中关村e世界构成的中关村“黄金三角”，撑起了全国电子大卖场的半壁江山。彼时，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计算机进入中国不过五六年光景。而身怀绝技的攒机高手、抱着孩子卖光盘的大姐、乌泱乌泱的购机人潮，已经在我国智力要素最密集的白颐路上，托起了不同于老北京二环里那种喧嚣的产业飞地。数据显示，2009年，中关村电子卖场总面积已达32万平方米，成为全国当时最大的电子卖场群。

白颐路越修越宽，路的两旁越来越高。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替代了高大的白杨树。路口开了几十年的点心店，都变成了电脑店。新的招牌越来越多，新的公司不断开张，几乎连接成片，直奔北去。

长度不过几公里的中关村大街，已容不下如此大的变化。白颐路，不再是中关村的全部。

中关村的版图一路北延，不断扩容。“用友”创始人王文京一手带大的用友软件，从海淀南路一间9平方米的办公室，到魏公村、白石桥，从入驻上地、落地永丰，到如今在北京北部一条以“用友”命名的道路上拥有680亩的独立产业园，36年来没离开过中关村半步的用友也一路向北，扩大规模。

王文京回忆，中关村第一次走出海淀是在2006年。那一年，北边的昌平、延庆，南边的丰台、亦庄、大兴，都有了中关村的“园”。遍及北京多地的10个园区，总面积扩展到233平方公里，翻了一倍多。

中关村的路，越走越宽。它不再只是围绕着“电脑”打转，而开始成为一种“日新月异”的象征。甚至，这个“村”的变化，带动整个城的气质也变了起来。

2016年，当宁肯再次经过中关村，他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前沿北京、现代北京，与那个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皇城根，彼此映照，遥相呼应。“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胡同已经不能涵盖北京了。京味儿文学，把北京写小了。少的那个东西，那个日新月异的东西，就是中关村。”

目睹北京巨变，宁肯决定写一写中关村。动笔前，他按图索骥把中关村的新模样端详个清楚。此时的中关村，经历多次扩容，已形成了网状的一区多园的“大版图”——从一条街，到100平方公里的一片，再到散落于北京东南西北的10个园构成的233平方公里，再到把远郊区县也囊括进来的17个园的488平方公里。36岁的中关村一直向外生长——天津、廊坊、保定、重庆、开封、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它走出北京，播种津冀，遍及海外。

今天，这个面积抵得上一个新加坡的“村”，不再只有“菜地里长出计算机”的单一故事，参天大树般的中关村有了不同于往昔的使命。

北京中关村日落风景

闯出“五环外”

距离长安街26.8公里，遥远的北京五环外，有一个被称为“宇宙最堵”的十字路口。后厂村以南的软件园南街，十字路口的四个角，我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腾讯、网易、新浪各据一方，因此这里又名“互联网十字路口”。

这里的晚高峰出现在晚9点以后。“千万别在晚上来这儿，没个半小时，甭想出来。”北京的哥认真告诫。尽管如此，每晚9点多，的哥还是会蜂拥而至。打车的人多，他们总能满载而归。

今天，勤劳智慧的程序员把明代的牧马场、新中国成立后的远郊区，变成了一片寸土寸金的产业飞地。“互联网十字路口”所在的中关村软件园，每1平方公里创造的产值已高达2164亿元。很难相信，如此高的经济密度居然出现在北京五环外。

这在中关村并不是孤例。在北京昌平，今年年初刚登上《Nature》主刊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不足8平方公里，即带动昌平区医药健康产业收入高达910亿元。这里有着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等生命科学最前沿领域的技术孵化，也有300多名高层次人才的成果转化。从基础研究到中试研发，从生产流通到终端医疗，每一环节都散发着“高精尖”的味道。

是什么成就了中关村园区这“1平方公里的辉煌”？

“创新是重要支点。今天的含‘科’量、含‘新’量，成就了明天的含‘金’量。”中关村软件园总经理姜爱娜一语道破。

创新，是中关村的核。但这个核的坚韧，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8年，北五环还是一片荒郊野岭，四环以里的中关村还是熙熙攘攘的“攒机圣地”。“个人电脑要从国外进口，价格很贵，四万多块一台。我开始准备博士论文的90年代中期，有了‘攒机’一说，一台电脑的价格降到了一万多。电子一条街上，但凡有新店开张，一定是电脑店，做的都是‘攒机’生意。”龙芯中科创始人胡伟武告诉半月谈记者。那时的他正在中科院计算所读博士。

一段时期，中关村曾因没什么科技含量而饱受争议。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回忆，1988年他通过竞聘当上试验区（中关村的前身）第一任主任后，第一次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就被问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不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那时，我们的技术基础还极为薄弱。哪怕是试验区的科技企业，也没有能力自己生产产品，更别提搞研发、搞创新了。”胡昭广说。

进入千禧年，互联网浪潮来袭，让中关村三大卖场的喧嚣日渐停歇。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张振清记得，2004年，从白颐路往西拐到海淀中街，一座以“理想”命名的大厦，盛放了我国第一代互联网人最初的理想。90米高的玻璃幕墙通体透明，整体设计明显超前于时代，新浪logo——那只红色的大眼睛在大厦顶端高高悬起。当年，风头正劲的爱国者、新浪租的是中关村最贵的写字楼，盘的是写字楼里最贵的楼层，还未上市的百度还只是一间几百人的小公司。

“互联网刚进入中国的前十年，第一批中关村企业的姿势还是复制和模仿：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师从雅虎，百度师从谷歌，阿里巴巴师从亚马逊、ebay，新浪微博师从twitter。”张振清说。

尽管是模仿，随着3G、4G基站越建越密，光纤到户越铺越广，“信息高速公路”在中国飞驰，造就了互联网企业一段闪亮的日子。

收入来了，也有资金自己搞研发了。2010年，全球人工智能进入“深度学习时代”，国内的移动互联网正如火如荼。老牌的互联网巨头里，存在感并不最强、却以技术立身著称的百度率先觉醒，成立自然语言处理部，在人工智能领域下重注。

十年，1000亿元。专注于最前沿的技术攻关，勇气可嘉，但代价巨大。2013年，百度在国内率先成立深度学习研究院，同年布局无人驾驶。进入2014年，百度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已超谷歌。AlphaGo击败李世石的第二年，百度宣布“AllinAI”。“未来，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声称自己与人工智能无关。吃不到这道‘主菜’，将失去一个时代。”李彦宏的这一预判在2019年，无疑是超前的。

顶着巨大的研发风险，以创新抵御寒气，坚持数年技术沉潜，使百度穿越周期，走出了不同于同时期企业的上扬曲线。2022年底，技术浪潮从移动互联网来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而三年半以前的2019年3月，文心大模型1.0即已发布。

这些年，“白颐路”上硕果累累。2024中关村论坛开闭幕式上，这个“村”一年内诞生的数十项重大成果，发布即惊艳——全球首颗全系统集成、支持高效片上学习的存算一体芯片，世界上已知最薄的光学晶体，全球首款连续、稳定发射成功入轨的朱雀二号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国际首个全模拟光电智能计算芯片……这张“全球首个”的技术清单越列越长。

细数这些中关村的“特产”，不难察觉到含“新”量的变化——从以前连元器件都要靠进口才能攒起来的电脑，到如今自主研发的计算速度超越“穷举算法”上亿倍的“天工量子大脑550W”量子计算机；从仿制药中蹒跚起步到全球首个治疗肝衰竭干细胞新药的推出，再到我国第一款获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抗肿瘤创新药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从进口软件的汉化版，到用友财务软件市场份额位居亚太区之首……

创新，塑造了发展的新优势、新动能。“十几年前，外国友人来考察中关村企业，当我们介绍百度、搜狐时，说的是：这是‘中国版的Google’‘中国的Yahoo’。但今天，我们能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这是中国的Xiaomi、中国的Tiktok。”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宇蕾说。

永不停歇的创新，让中关村企业在世界舞台拥有了姓名。

生命科学园站

一个周三的15时20分，刚结束学术会议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步履匆匆穿过走廊，一头扎进满是英文文献的办公室。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谷）标志性大楼（会议中心大楼）

这间办公室，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北京地铁四通八达的今天，来一次也要“翻山越岭”，可以想见20年前这里有多“边缘”。

今年是王晓东执掌北生所的第21个年头。中关村被视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2003年回国的王晓东正是生命科学领域这方“改革试验田”的田长——这21年，大胆改革的北生所，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高成才率、高成果回报率的新机制、新办法。

“过去，中国人只能吃外国人的创新药。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外国人能吃上中国人的创新药？”王晓东对半月谈记者说。

今天，他的这个梦想正在实现。王晓东指指对面的生物科技企业百济神州，说道：“2023年，中国第一款获FDA批准的抗肿瘤创新药、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已突破10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本土药企对外授权的数量首次超过授权引进。”

王晓东刚回国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隔壁村的土狗跑来跑去。彼时，我国生物医药的科研与技术基础也是这般单薄、荒芜。

20年前的中国，虽坐拥让人艳羡的医药消费市场，但创新药研发几近空白。这些原研药动辄投入超10亿美元，研发周期以10年来计。在人才、资本、机制不充足不充分的环境里，创新举步维艰。

就是这样一片20多年前尚未开化的荒野，今天却孕育着我国最尖端的生命科学，滋养着活跃的产业。变化，如何发生？

原始创新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头号大事是吸引有才华、勇创新的研究员加入进来。回国不久的王晓东斟酌很久，提出建议：“能不能把高水平引进人才的年薪开到税后30万元（人民币）？”

这一数字不是拍脑袋而来的。考虑到国外相应机构招聘时的待遇水平，在生物技术这样的高精尖领域，想要跟国际一流机构“抢人”，收入太低不行。但王晓东的这一提议还是令周围人咋舌，当年有人问他：“部长一个月才拿2500块，你要招的是什么人？”

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研究真问题、“唯创新是瞻”是王晓东坚守的原则。而旧的机制、旧的指挥棒，束缚了科研人员开拓原创性研究的动力。

一套完全服务于创新的新机制在北生所开始实行——这里不设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不重论文、不唯奖项，而是进行5年一次的国际同行匿名评议。有充分的自由、信任，允许“特事特办”，但也有明确的导向：必须瞄准国际最前沿，必须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这样的先行先试，在20年前的科研机构中可算是第一个吃螃蟹。

从里到外的新改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评选中，700多位国际学者激烈竞争，27人最终获选。中国的获奖者最多，共7人，其中4位来自北生所。”北生所所长助理李晓红说。

用王晓东的话说，北生所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十年，展示中国人的原始创新能力；第二个十年，把成果带到“实战场”，解决实际的生命健康问题。

2012年，李文辉发现了乙肝和丁肝病毒受体，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3年后，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一步步将乙肝、丁肝抗病毒药物研发变为现实。

2015年，研究细菌入侵与人体免疫系统反入侵“战争”的43岁研究员邵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基于他的天然免疫与细胞焦亡通路研究，2020年北京炎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治疗炎症和肿瘤的革命性创新药物。

改革的号角下，第一个吃螃蟹的北生所，与一群没有编制的科学家，在“边缘”或“荒唐”的争议中蹚出来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带出了一支成才率极高的科学家队伍，也成就了一个闪耀的科学家“创业天团”。

先行先试，是中关村的传统。这一传统也在更迭中淬炼。

中关村诞生之前，学术是学术，技术是技术，商业是商业。没有一股绳把他们拧起来，让中国人的创造力发挥更大作用。

起初，白颐路上的公司群和商业体系在管理的缝隙中野蛮生长，但未被官方盖过戳，科研人员能不能下海、怎么干、干了归谁等关键问题尚处于灰色地带。“带来的结果就是高墙里的科研成果继续沉睡，科研人员科技报国的热情无法被充分调动，科技无法为经济服务好。”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说。旧有的机制，免不了与民营科技企业这个新事物发生碰撞。

1988年，中关村的前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定了民营科技企业迫切需要的“18条”改革举措。“现在回想，中关村改革的第一个‘18条’真是恰逢其时。至少一半以上条例，瞄准了科技企业最常遇到的政策痛点。进出口的批件、技术开发商品的定价等，都在改革的推进中得到迅速解决，极大解放了生产力。”胡昭广说。

回溯这个“村”30多年的创新路：走过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世界一流园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建了第一家国家级人才特区、第一家知识产权法院、第一家中关村海关、第一家创业者的银行……中关村的改革由点到线，再及面，走向纵深——从最早的科研人员能不能下海的合法性问题，到产权归属问题，再到如何创造环境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价值，中关村的先行先试如今已覆盖科技企业的全产业链条、全生命周期，也覆盖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全要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主创新成为中关村的战略使命。服务于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多轮先行先试加快探索起来。“1+6”“新四条”“新新四条”、两轮人才特区政策、财税政策等80多项改革措施，与促进在京高校、央企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中关村国际人才20条新政等一系列政策落实落地。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轮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两个轮一起转，以制度创新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程度地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活力。”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继红说。

创新主体无疑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初创企业、小微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各有各的政策。在中关村，只要你有发展的诉求、创新的需求，总能找到对应的政策，或等来需要的政策。中关村为创新服务的新举措，激发了创新、实干的热情和动力。”天智航创始人张送根说。

如今，一系列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已走出北京，辐射全国。中关村率先探索了公司型创投机构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持续开展了投贷联动、设立民营银行、企业境外并购外汇管理、企业外债便利化、建设生物医药国检试验区、创新医疗器械应用推广、强化高价值专利运营等改革试点，已有30余项复制推广到全国。

中关村用实践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新路子，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作出表率。“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需要中关村。”胡昭广说。

创业迭代与耐心资本

对于天智航创始人张送根来说，中关村是他诞生梦想、孵化梦想之地。

走进天智航，一款名叫“天玑”的手术机器人映入眼帘。身手敏捷的它，不仅可用于脊柱外科手术，还可用于创伤骨科、关节骨科手术，能使医生独立完成手术中植入物亚毫米级的精准定位。截至目前，“天玑”实施手术数量已超7万例。

学历高、专利多、技术硬，是中关村创业者的典型画像。但张送根比典型的中关村创业者还多了一种特殊身份，他是中关村创业者里的“回头客”。“归国29年，2次创业，全在中关村。”张送根说。

是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吗？相反，还很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国家鼓励科研人员、留学人员创业。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研发的张送根响应时代召唤，下海创办了北京天惠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做的是全数字超声诊断系统。刚好赶上我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遇，加上进口替代又快又好，公司2001年成立，第二年就拿到许可证，4年后就做到了上亿元的销售额。”张送根说。

第一桶金来得容易，但张送根并没有太多成就感。“仿制基础上的自主设计，或是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创新，固然可以带来商业上的成功，但不是我想做的。”张送根坚信，基于临床需求的自主创新才是国家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

他放弃了快钱，转向真正的临床需求、“从0到1”的原始创新。2005年，力争做高精度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天智航在中关村东升园成立。而立之年的第二次创业，张送根选择的是别人做不到的事、难且正确的事。

自主创新的创业，注定充满波折与艰辛。“起初，我们以为蛰伏期顶多三五年，没想到一熬就是十年。2005年至2010年这5年，我们异常艰难地趴在地上匍匐向前，终于把中国的第一个医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拿到手。这期间，没有赚到一分钱。”张送根回忆。

哪怕是“天玑”已先后推出第一代、第二代，研发团队也依旧在自主研发之路上精进，向核心技术的更尖端处进发。天智航CEO徐进记得，为赶出能实施高难度脊柱手术的进阶版“天玑”，2014年春节前后，整个研发团队都窝在积水潭医院的地下室里，连续一周，每天都研发到凌晨三四点。

2015年8月12日，一个里程碑事件发生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应用天智航自主研制的骨科机器人，成功挑战了世界脊柱外科手术领域的“禁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复杂上颈椎畸形机器人辅助内固定手术。

张送根由“替代创新”到“原始创新”的二次创业路，是中关村创业迭代的一个缩影。

起初，“中关村创一代”带着团队，从鱼龙混杂的电脑倒买倒卖人流中，成为“不满足代理销售，开始筹划自主研发”的一股“清流”。随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中关村新使命的到来，这股自主研发的“清流”，渐成中关村创业者的“主流”。

中关村论坛上展示的柔性屏

2023年11月28日，一场名为“到中流击水”的新品发布会上，55岁的龙芯中科创始人胡伟武着一身中山装，稳步走到舞台中央。这一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通用CPU——龙芯3A6000在北京正式发布。

“龙芯3A6000采用我国自主设计的指令系统和架构，无需依赖国外授权技术，是我国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新一代通用处理器……”胡伟武难掩自豪。

“自主研发、原始创新，成为中关村新一代创业者的鲜明标签。”盛景网联董事长彭志强说。

十年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资本以中关村为起点，掀起了涌动全国的创新创业热潮。十年后，北京已初步形成了“耐心资本”供给网络，一批有耐心、重创新的资本沉下心来，做硬科技和科学家的“长跑”伙伴。不挣热钱、快钱，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孵化，把源源不断的成果从“书架”搬到“货架”。

一组数据，描摹出今天源源不断的创新创业活力。2023年，北京新设科技型企业高达12.3万家。算一下，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家科技型企业在北京诞生。

有了“耐心资本”的浇灌，越来越多创新“种子”成长为“大树”。2023年3月才注册成立的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一年内已获得红杉、小红书、美团、阿里、腾讯等多家创投机构的投资，跻身估值最高的独角兽队伍。其创始人杨植麟是个95后。简单租下的两层写字楼，甚至没有正式挂上公司招牌。门口处有一架摆着琴谱的白色电子钢琴，电脑后面清一色都是年轻面孔。

彭志强感慨，新一批年轻创业者真是截然不同的一抹亮色。“他们身上，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年纪轻，但学历高、素质优、性格稳、敢冒险，承压能力强，擅长硬科技。过去都是我们劝他们‘别着急，会成的’，现在是年轻创业者反过来给我们做心理建设‘相信我，一定没问题’。”

“火箭一条街”

距离曾经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30多公里的北京东南部，极具未来感的“火箭一条街”悄然形成。

地盛南街到荣华南路的2公里范围内，“天龙三号”“朱雀二号”“引力一号”“谷神星一号”“力箭二号”“双曲线三号”等多款身怀绝技的火箭，从这里“出发”。全国75%的民营火箭整箭研制企业在这里聚集。

2023年5月26日，中关村论坛上展示的火箭模型

敲开星际荣耀的大门，二楼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紧锣密鼓，加快“双曲线三号”箭型的研制。“今年，作为新增长引擎的商业航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民营商业火箭加速飞向太空，我们必须只争朝夕。”星际荣耀研发负责人姚春光说。

距离星际荣耀不足2公里，另外两家民营火箭企业——蓝箭航天与星河动力隔街相望。今年1月19日，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验证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验证了“朱雀三号”大型液氧甲烷可重复使用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关键技术的可靠性。另一边，在过去一年，仅星河动力一家发射的火箭数量，就占全国火箭发射总量的十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五、国内民营火箭公司之首。

高强度的技术攻克、高密度的商业发射，令“火箭一条街”活力奔涌。让人不禁联想起曾经火热滚烫的“电子一条街”。

2018年5月，随着中关村大街沿线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广安中海电子市场拆除，中关村彻底告别“电子一条街”时代。也正是2018年，我国迎来“民营火箭发射元年”。蓝箭航天、星河动力、星际荣耀、中科宇航等民营火箭企业相继在中关村亦庄园落户，汇聚成星光熠熠的“火箭一条街”。

过去一年，这条街以多个“第一”和“首次”书写了闪亮篇章。蓝箭航天实现全球首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连续2次成功入轨；星际荣耀成功开展国内首次液体火箭全尺寸一子级的垂直起降与重复使用飞行试验；星河动力完成民营商业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东方空间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今年，更宏大的一张蓝图正在展开。亦庄新城瀛海镇，曾经的雪莲羊绒北京生产基地正在为“北京火箭大街”的开建做最后准备。这里将为产业链企业提供火箭研发试验、生产制造等场地，以及10余个共享实验平台。

曾经，“电脑”就是中关村产业的全部。如今，打开中关村产业地图，从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到商业航天、量子、6G、人工智能，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开辟。“1988年，中关村仅有148家科技企业，总收入不过9亿元。2023年，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达8.7万亿元，占全国178家高新区的1/6。35年，已增长9600倍。”胡昭广说。

中关村企业的巨变、产业的巨变、创业者的巨变、影响力的巨变，来源于中关村的使命之变。

来自1988年一份泛黄的文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上，印着中关村最初的使命——为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直接结合，科学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推动技术、经济的发展。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正值高速行驶的中国号巨轮来到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创新能力成为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关村被寄予新期待——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2021年，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施》，向中关村提出新使命——瞄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

今天，走过36年的中关村，已由单细胞生物进化为复杂的有机生命体。“中关村已经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自主创新的主阵地、高科技企业的出发地。”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说，中关村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新路子，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人们开始放下过去的故事，看向中关村的新篇——

北部，机器人在“黑灯”工厂生产的手机在海外卖出上亿台，中国“土生土长”的创新药频频在海外获批。南边，自动驾驶机场线平稳丝滑地送乘客赶飞机，无人车队走出国门行驶在多国的街头，民营火箭加速飞上太空……这个“村”的创新成果正在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用。

“我们常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中关村的一切都是新的。”宁肯说。

刚出炉的《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2024-2027年）》已为中关村指明新目标——由过去的“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变为“全面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为建成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回到白颐路，一座DNA双螺旋结构造型的雕塑《生命》静静伫立。它的四周，车流人流奔腾着向前，如同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见证着中关村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史诗般的传奇。

（半月谈记者 王明浩 张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