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

《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创作生涯中的经典歌剧之一，也是歌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近日再次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版，以史诗般的叙事与情感表达、跨媒介沉浸感的舞美设计，将戏剧的“骨架”与音乐的“生命”相结合，诠释爱的救赎与精神的超越。真挚的情怀和浪漫的色彩，让整部歌剧拥有一气呵成的美感。

叙事的构建

《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根据诗人海涅的小说《施纳贝莱沃普斯基的回忆》第七章改编而成，其核心聚焦于一位被魔鬼诅咒永生、漂泊海上的荷兰人，他的救赎需要通过找到一位忠贞不渝、相伴一生的妻子。荷兰人遇到的各种困境和矛盾，既有对宿命不甘的挣扎，也有在爱情面前的奋不顾身。

主人公自我身份建构和认同的过程，不仅是个体认知行为，也与社会背景、文化历史密切相关。当荷兰人与女主相遇后，女主纯洁而坚定，一心渴望成为别人的救赎。而“救赎”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语境中与女性的关联明显。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女性总被赋予“圣母—玛利亚”的救赎形象。《漂泊的荷兰人》中女主的命运结束于为忠贞爱情的献身，荷兰人则在生死之间来回碰壁却始终无法靠岸——两种力量的冲突构成了叙事情节的核心，也体现出深邃的哲思。

视听的交融

歌剧中的“声景”主要包括演唱声景和音乐声景两个部分。其中，演唱声景是指演员通过对剧中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活动的剖析演绎，诠释特定的氛围和意境，直观地传递出歌剧的思想内涵。而音乐声景则是作曲家内心世界和情感活动的写照，包括调式调性的布局、和声织体的编配、曲式结构的补充，以及乐队编制的扩充等。

在《漂泊的荷兰人》中，瓦格纳突破了传统和声技法的束缚，创造性地将其与调性扩张法结合，丰富了和声织体结构的层次。序曲部分交响乐队的余音缭绕、管弦齐奏，与舞台上拟真的海浪、暴风雨景观交织，呈现出此起彼伏、波涛汹涌的视听效果。在曲式结构上，乐段的组织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选段式结构，而是通过循环体动机变化发展的方式，使得每一部分主题在衔接转换时形成流动的结构关系。特别是在全剧三幕的每一幕开场都巧妙地引用了“命运动机”，一方面统一了整部歌剧的叙事语言，强化了叙事节奏的连贯性；另一方面，营造出层层递进的紧迫感，预示矛盾冲突的到来。

在歌剧第一幕第二场的女主叙事主题中，开始旋律轻柔欢快，给人以宽慰和希望，木管组乐器的先抑后扬使音乐整体充满了和谐之美，表现出女主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而与之形成对比的荷兰人段落，则是一段不协和的音程关系，特别是降D大调的运用——作为只有在特定作品中才会出现的罕见调性，通过大管、圆号等铜管组乐器低沉而雄厚的音色，诠释荷兰人的深度与复杂性，为他宿命式爱情的悲剧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瓦格纳尽量避开了传统咏叹调中“分曲”结构的衔接，极大地增强了剧情的连贯性。特别是大海主题动机的频繁出现，神秘莫测的海洋力量是荷兰人命运的象征，海的动机以跌宕起伏的旋律线条为主，突出了各声部线条的均衡统一，从空间层面增强了乐队的纵深感和表现力；并且多次运用半音进行、和声张力的反向运动，以及密集型的织体排列，编织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塑造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

舞美的意蕴

《漂泊的荷兰人》的舞台设计摒弃了过于繁复的布景，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形意结合，虚实交替。

通常来讲，舞美空间设计的首要任务是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剧中荷兰人的巨船如幽灵般的存在，营造幽闭、迷茫与阴森恐惧的氛围，暗示诅咒与不可知。灯光颜色和强弱的对比、追光的运动方式，将荷兰人的形象塑造为一种理想化的象征，代表个体在经历苦难时的挣扎与追求。而在表现狂风巨浪、永恒不息的大海时，多媒体投影幕布将惊涛骇浪诠释得更为立体生动。

此外，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让时空的转换更加巧妙，通过舞台背景的转化，让观众明白了时空的变换。比如，在第二幕中，女主手捧画像的那一刻，虽然未曾与荷兰人谋面，但早已心动，对爱的渴望将她带入另一个时空。在第三幕的结尾，红色的幽灵之船与挪威船并置，舞台构架起了现实与传说的桥梁。

荷兰人的形象不仅是瓦格纳创作精神的体现，也是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重要符号，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文内涵，是艺术与哲学结合的典范。而国家大剧院版在叙事空间、视听空间上，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瓦格纳作品的独特魅力。摄影/王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