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苏妮萨·李（Sunisa Lee, 昵称“苏妮”）就要出发前往东京了。踏上征程十天前，她的爸爸约翰·李和妈妈陶颖（Yeev Thoj，Yeev在苗语中音同“颖”）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街道上组织了一个露天派对。他们在Facebook上宣布了这一活动，悬挂横幅，出售1000多件签名的Sunisa团队T恤，为她的旅行筹集资金。整个下午，前来拜访的邻居和亲友络绎不绝。他们在纸条上写下对苏妮的美好祝愿，然后把纸条挂在晾衣绳上。

为了确保不被传染新冠，苏妮没有参加这场派对。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一家人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欢送活动，邀请了一些苗裔（Hmong）长老。“我们想要一个传统的苗族庆典，”约翰说。

传统上在苗裔的拴线祝福仪式上，人们会一边轮流给被祝福的人手腕上系一根白线，一边说祝福语。但为了保证苏妮的安全，这个仪式也做了点修改。“我们只取了一根长线，一位长者把它系在她的手腕上，然后我们各执一段线，拿着它许愿，”约翰说。为了训练方便，苏妮最终得把绳子剪断，但她是带着这些祝福来到了东京赛场的。

18岁的苏妮·李是第一位代表美国队参加奥运会的苗裔美国人，当她在东京奥运女子体操全能比赛中获得一枚金牌时，这不仅是亚裔美国人的胜利，也是全美约30.9万苗裔同胞的胜利。

苏妮成为奥运金牌得主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也反映了在美国定居的苗人所经历的挣扎、动荡与彼此间的支持。

上世纪70年代，受战争影响，许多苗裔逃离老挝，背井离乡移民到美国，受众多文化和社会问题影响，至今苗裔的整体教育程度和收入在亚裔中垫底。一些人误认为亚裔就像《Crazy Rich Asians》里的角色那样个个都是白富美，但苗人的存在恰恰凸显出了亚裔的多元性，一个苗裔高中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归纳了这一点：“你能看到有些亚裔穿着耐克鞋，而我穿的是人字拖。”

“我们是到处迁徙的山民，没有一个落脚点，我们始终要与逆境作斗争，”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科莫公园高中（Como Park High School）的体育主管杨柯（Koua Yang）说。“我们是历史上的勇士，现在我们在美国实现美国梦。她代表着我们所有人的斗争。”

“你是为了你自己”

约翰·李正在等他女儿的电话。2021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五下午，他和他的伴侣陶颖以及他们六个孩子中的四个坐在圣路易斯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几个小时后，他们18岁的女儿苏妮将参加奥运会体操比赛的美国队选拔赛。

“来了来了，她打电话过来了！”约翰说，当他接起电话时，一家人安静了下来。陶颖凑得很近。

“你准备好了吗？”约翰问道。

“我好紧张啊，”苏妮在FaceTime上说。“紧张得要吐了。”

“镇定，”陶妈妈说。

“你这样做不再是为了别人，”约翰说。“不是为你的朋友，不是为苗裔社区。你现在这么做是为了你自己。好吗？”他停顿了一下。“为了自己，这是你唯一的目标。明白了没？”

“嗯，明白了，”苏妮回应道。

约翰鼓舞人心的赛前讲话已经成为精英体操圈的传奇，尤其是在2019年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他从胸部以下瘫痪，无法亲自参加女儿的运动会以后。从那时时，苏妮开始跟人们分享他们在FaceTime上的谈话内容，并公开谈论她父亲的话如何缓解她在赛前的紧张情绪。

而事实上呢？爸爸自己也并不像他表现得那么淡定。

“我试着想要表现出对她的信心，”约翰说，“但我内心有些紧张。”

“女孩们穿牛仔裤而不是裙子！”

这场比赛将决定苏妮是否能获得美国队的入场券，这对于一个难民家庭和一个少数族裔社区来说意义非凡。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苗族人在老挝参加一项被称为“秘密战争”的秘密行动。苗族最早起源于中国，在17-19世纪，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人迁移到老挝、越南、缅甸和泰国的山地。在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苗族人为美国而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后遭到屠杀和清洗，有统计称在战争中死亡的苗人高达20万人。他们为了逃生，历经艰难险阻来到泰国难民营，而后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大批苗族难民从1975年开始陆续移居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留在老挝的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约翰的父亲就是这样一名苗族士兵，最终他带着一家人从老挝来到美国。约翰记得，他们全家到达圣保罗的那天，刚好是1979年的圣帕特里克节，那时他7岁。“天气非常冷，我们没有外套，”约翰说。“我们从来没有坐过车。我们从未见过电灯。我们在老挝没有电。这是我第一次在餐桌上吃饭。”

陶颖也来自一个庞大的苗族家庭，一度曾被安置在泰国难民营。1987年，12岁的她和母亲以及老挝的姐姐一起来到圣保罗，“我们去了一家超市，我觉得它很神奇。盒装香草冰淇淋！女孩们穿牛仔裤而不是裙子！我很高兴能穿上牛仔裤。”很多年后当她生了第一个孩子时，她用她最喜欢的泰国肥皂剧演员的名字给她取名为Sunisa。

当时难民安置在美国公众中并不受欢迎。为了避免公众反对，联邦政府实行了分散政策，策略是尽可能让苗人隐身，不要引人注意，防止他们像华人或者其他族群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族裔飞地。因此他们把苗族难民安置在50多个不同的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苗族难民在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和密歇根建立了他们最初的家园。

今天，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拥有大都市中最大和最有组织的苗裔人口。约翰开玩笑说，他和陶颖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沾亲带故。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在美国的苗裔总共就只有18个姓氏，包括王、李、张、陶等汉姓，他们默认每个姓氏都是一家人。

爸爸做的平衡木

约翰并不是苏妮的生父，但他觉得相比几个亲生孩子，他跟苏妮更有父女缘。当约翰遇到陶颖和她两岁的女儿苏妮时，他刚刚离婚，带着两个孩子乔纳（Jonah）和夏妮（Shyenne）。苏妮只比夏妮小12天，很多同学都认为她俩是双胞胎。约翰和耶夫从未登记结婚——这在苗裔中很常见，他们结婚离婚往往是在自己的长者那里进行——但苏妮还是决定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李。

“她想要他的姓，”陶颖说。

在成长过程中，苏妮和父亲的关系是通过运动建立起来的。约翰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在一段最受欢迎的家庭视频中，约翰和苏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从一张超大的躺椅上同步后空翻，当时苏妮8岁。在另一个视频中，他们一起后空翻，然后滑入酒店游泳池的深处。

和约翰一样，陶颖在高中时也是一名运动员，她希望女儿参加体育运动，尽管“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她说。当一个朋友看到苏妮在公园里翻跟头，建议陶颖带她去上幼儿体操课时，她立马就给她报了名。“我们的长辈认为运动是浪费时间，”约翰说。

为了让这个精力充沛、酷爱体操的孩子集中注意力，约翰在后院给她做了个平衡木，下面放了张床垫——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平衡木更能帮助一个孩子练习专注了。苏妮在高低杠上的套路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但她自己说，她最喜欢的项目还是平衡木。这个爸爸手工打造的平衡木至今仍放在家里的后院。

在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时，7岁的苏妮就赢得了全国少儿组全能冠军。那时，她引起了中西部体操教练杰斯·格拉巴（Jess Graba）的注意。格拉巴回忆起他们相遇的时候说：“她当时只是个孩子，动作很野，但她有天赋。她的空翻动作有点疯狂，她之前主要是在自己的院子里练习，但显然她有能力毫无畏惧地倒立。”此后的10年里她一直跟随格拉巴训练，而教练的妻子负责帮她补习功课。

9岁时的苏妮已经获奖无数。

苏妮12岁时第一次和爸爸打赌赢了。当她准备参加一个高水平的体操运动员预赛时，约翰跟她打赌，如果她赢得全能第一名，他会给她买她想要的iPhone。当她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卖掉了一辆修理过的旧卡车来兑现誓言。

约翰一直很清楚如何最好地激励她，如何在适当的时间施加适当的压力。约翰说：“当苏妮开始以精英的身份参赛时，她去哪里比赛我基本上都会陪着。我总是在比赛前和她说话，有时我对她很严厉，她会生气。苏妮生起气来，注意力会更集中一些。”

随着苏妮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断上升，压力也不断增加，约翰的谈话基调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每次都会跟她说，好好享受比赛的过程就好，她都已经听腻了，”他说。

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体操的经济障碍相对较高。运动员越有竞争力，出门比赛、购买比赛服和俱乐部会员的费用就越高，通常一年要花费数千美元。

高中体育主管杨柯说，苗裔基本上还是个父权社会。在女孩身上这种投资尤其罕见。“我执教苗裔女生多年，我不得不乞求她们的父母让她们打球。这也是我如此情绪化的原因之一。看着她的动作这么漂亮，想到她的家人为她参加奥运会投入了多少时间和金钱，我不禁哭了起来。”

但在苏妮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全国赛事之前，她的奥运之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互相激励

2019年8月4日，在苏妮第一次参加全美锦标赛的前两天，约翰在帮助朋友修剪树枝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胸部以下瘫痪。

当时，格拉巴教练认为，出于安全考虑，苏妮不应该参加比赛：体操是一项充满危险的运动，如果选手在比赛中注意力分散，很可能会受伤，而且是重伤。但约翰对他女儿充满信心，说服她和她的教练去堪萨斯城。在比赛的第一天，他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和她视频聊天，告诉她如何结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尽力了。他说，在他眼里，她永远是第一。

当时16岁的苏妮说，她刚到堪萨斯城时感到心烦意乱。她没跟任何人提起她爸爸受伤的事。但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看电视转播，所以她要为他比赛。

约翰为了看比赛专门买了个笔记本电脑，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他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他的女儿在全能比赛中获得银牌，完成了世界上最难的高低杠动作之一，这是她迄今为止最盛大的演出。

接下来的一个月，她被选入美国代表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上夺得金牌，在那里获得了高低杠金牌，而且只差0.4分就能在全能比赛中击败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她离实现奥运梦想又近了一步。

到了此时，作为一名海军老兵，约翰已经开始在明尼阿波利斯退伍军人医院的康复病房里做复健，他没有放弃有朝一日站起来的希望。最近，他在背部植入了一种可以刺激腿部运动的装置。“希望在未来，如果我有上半身的力量，借助外骨骼，我可以走一点路，”约翰说。“这是我的目标。”

约翰说：“她总是说，她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很难，这激励了她。我知道对她来说，处在她的位置也很难。”

看着苏妮朝着她的目标努力，约翰也能在艰难的日子里坚持下去。“在我受伤之前，我很活跃，喜欢运动，里里外外的东西坏了我都能自己修好，”约翰说。“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这太难了。但当我对自己恼火的时候，我看着苏妮萨，想想她经历了什么才走到今天，她激励了我。”

整个苗裔社区也在支持着努力的一家人。2019年在庆祝苗族新年时，菲利普·陶（Phillipe Thao）第一次见到苏妮，他说：“我记得看到一大群人在排队，还不知道是啥事。后来发现每个人都在等着和苏妮合照，然后捐钱给她的家人。”在约翰瘫痪后，苗裔社区又一次捐钱来支持这个家庭。

“你为什么现在要退出？”

2020年3月，苏妮在训练结束后刷推特时，看到了新闻：由于新冠疫情，奥运会在现代史上首次推迟。她发现自己自孩提时代以来第一次整天呆在家里。她每周花30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的体操馆关闭了，她怀疑自己是否还想再坚持一年。她想知道，在休息这么长时间后，她是否还能完成自己的动作。

有好几个星期，她除了睡觉和哭泣，什么也做不了，苏妮承认她经历了一个抑郁的阶段。但当她的父母问她，“你为什么现在要退出？”她没法回答。所以她以父亲为榜样，在通往更大、更长期目标的道路上，设定了小的、可实现的目标。

当体操馆在6月重新开放时，她摔断了左脚，这意味着又有三个月的停训时间。那年夏天，她的姨妈和姨父感染了新冠肺炎，在13天内相继去世。“那是最艰难的时刻，”约翰说。

苏妮不能参加这两场葬礼，不得不通过Zoom和她的姨妈道别。她想念她的姨父，一个苗族萨满，他给她喝草药茶，帮助她疗伤。陶颖知道她的女儿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创伤，所以当苏妮带着伤腿回家时，她用苗族药草按摩她的肌肉，就像她的姨父曾经做的那样。

随着仇亚犯罪在全国范围内上升，父母建议苏妮和她的兄弟姐妹不要独自外出。苏妮更加依赖她的姐姐。“我们总是为彼此腾出时间，”夏妮说。

苏妮在TikTok上晒出了自己为奥运专门做的指甲。

姐妹俩拿到了驾照。她们互相给对方做指甲。约翰说，当妹妹感到压力时，夏妮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在爸爸发表完鼓励讲话之后，苏妮经常给夏妮发短信，和她进行姐妹间真正的谈话。“我让她的生活不只是体操，”夏妮说。“我让她的社交生活保持活跃。我让她保持正常。”

夏妮也是赛场中叫得最响亮的观众。在奥运预选赛中，她在平衡木上完美无缺，她的自由体操是观众最喜欢的。每次落地时夏妮都会尖叫，因为爸爸跟孩子们说，现在受伤后他的肺活量不行了，他们得替他叫起来。“当我在自由体操比赛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我姐姐的尖叫，”苏妮说。“她好吵啊，但我好喜欢。”

约翰明白，在这次奥运结束后，他也许就该放心地让女儿独行。奥运可能是他的小女儿最后一次需要他的信任，或者听他说：“你能行。”

“现在是动真格的了，”约翰说。“东京之行结束后，她会离开去上大学，而我将不再参与其中。她的生活将会改变。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