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唯一俄罗斯竞赛片,曾遭俄罗斯文化部长拒绝|戛纳影评

一位同妻的悲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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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ky

第三次入围主竞赛,却是第一次亲临戛纳,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向来擅长通过高超的场面调度和独具一格的摄影,描绘俄罗斯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

电影之外遭受俄政府打压、最后逃至巴黎和柏林居住,这段经历又总是成为记者们争相求问的话题。

早先入选的《盛夏》和《彼得罗夫的流感》已经积累了一波不俗的口碑,此番他携新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再度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成为本届首部登场的竞赛影片,外界自然纷纷好奇。目前,该片收获了场刊评分2.2。

《柴可夫斯基的妻子》聚焦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名义上的妻子安东尼娜的生活。

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是一座没有痛苦、没有私人生活的纪念碑。”基里尔说,“他的私生活仍然不为俄罗斯人所知,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

电影以一场葬礼开始,极度压抑与阴冷的色调下,一个约六分钟的长镜头追随着一个女人的背影进入灵堂,她坚持要参加葬礼、哀悼亡者,却没想到灵台上的尸体骤然挺起,对她大肆羞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这个人正是柴可夫斯基,而这个女人正是本片的主人公、与柴可夫斯基仅维持了三个月的婚姻时光的安东尼娜。

这段鬼魅的开头也为全片奠定了一种衰败与颓落的基调——安东尼娜是如何从对柴可夫斯基的一见倾心,到逐渐成疯成魔,酿成最后进入精神病院的惨剧。

她满心期待的婚礼,在她的妹妹眼中,“更像是一场葬礼”。

尽管结婚之前,柴可夫斯基就已经明确地告诉安东尼娜自己无法对女性产生感情,但安东尼娜并没有立即明白,这句话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与柴可夫斯基的婚姻生活毫无激情,柴可夫斯基拒绝让她来触碰自己的身体。安东尼娜为一场性事恨不得精心准备,却只能引来他的狂躁与嫌恶,最后甚至以掐住安东尼娜的脖子收场。

在金钱的诱惑与对纯洁的迷恋中,柴可夫斯基同意与安东尼娜结婚。但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刻起,这个“誓言”就注定要失败

由于嫁妆的支付比承诺的更难,柴可夫斯基发现自己被焦虑所笼罩,无法作曲,这段婚姻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让他沉沦。

在他们的“蜜月期”,她和柴可夫斯基在火车上遇到了两个老朋友,他们之间的情欲流转也许逃过了她的眼睛,却骗不过银幕前的观众,谁都看得出这个狭窄车厢里、在构图中被置于一角的安东尼娜处于多么边缘化的境地。

“苍蝇”是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使用的重要意象,无论是安东尼娜在向柴可夫斯基尴尬地求爱时,还是拍摄结婚照时,抑或是母亲对自己离婚的“命令”和最后自己独守空房的寂寞,“嗡嗡”的音效逼真地混杂进配乐中,微弱但足够刺耳。

于柴可夫斯基而言,安东尼娜就像这苍蝇,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性取向、努力为融入当时的社会环境以便消除谣言的幌子

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劝告安东尼娜与其离婚,并为她带来不同的男人、当面要求他们脱光以供安东尼娜“挑选”。

身材健硕的男性裸体在画面上却带来极强的压迫感,也是对安东尼娜近乎干涸的性生活的羞辱,他们围绕着安东尼娜,一边展示着自己的肉体,一边仿佛在取笑安东尼娜:“你是不是从来没了解过男人的身体?”

这些不同肤色的男性躯体围绕在安东尼娜一旁,与其说是为安东尼娜提供建议,倒不如说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赤裸裸的讽刺

但安东尼娜虔诚地拒绝与柴可夫斯基离婚——无论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朋友,还是自己的朋友和母亲。她忍受着他的堕落,不仅陷入痛苦和贫困,而且还逐渐陷入精神疾病。

饰演安东尼娜的女演员阿丽奥娜·米哈伊洛娃在影片中释放了极强的表演能量,在全片压抑的氛围下,她的表演瞬间充满了安东尼娜对爱情的天真、绝望与沮丧。

尽管从安东尼娜的视角出发,基里尔始终与女主角努力保持着距离。他似乎不准备完全深入女主的内心,剖析女主爱上柴可夫斯基的理由和她不断维持这段扭曲关系的原因,也不打算按照传统传记片的套路讲述安东尼娜的曲折命运,更无意探讨这段“婚姻”究竟是对还是错——从影片一开始,基里尔就为她精心打造了一座“男性至上”构筑的“牢笼”,牢笼的基座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个国力日渐衰弱、社会颇为动荡、阶层分化中的俄罗斯社会。

基里尔一点一点地描绘她在这笼中逐渐走向枯萎的过程,最后5分钟的长镜头独舞中,是对安东尼娜处境的进一步升华——她的舞步疯狂,似乎是在寻找什么、奔向什么,但是最终仍然被形形色色的男人围堵、困住。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时(2022年4月16日),基里尔·谢列尼科夫讲述了俄罗斯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丁斯基的反应:

“他告诉我们,‘柴可夫斯基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们没有授权展示任何与同性恋有关的东西。’我们坐在彼此对面,‘你在开玩笑吗?’我问他。梅丁斯基回答说,‘我们需要一部关于异性恋柴可夫斯基的电影。’我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实际上,基里尔也并未就柴可夫斯基的性取向延展出更多的讨论空间,甚至在影片中,当这段名义上的的婚姻伴随着柴可夫斯基的离开而间接宣告死亡时,他便或多或少地退出了。

这种“不在场”使得我们只能与安东尼娜一起,靠不断地想象来填补柴可夫斯基在场的可能。这种“想象”的另一层基础是,安东尼娜到后期已经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她的回忆是否准确、想法是否符合逻辑,都无法完全定论。

毕竟,最后一切就如同那场突然而起的大火,让两人短暂相处过时居住的房屋尽毁,就连那象征着婚姻存在过的婚戒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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