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佟振保陷入生活失控、自暴自弃的状态,一个晚上,“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急忙返身向外逃。”佟振保在床上睡到半夜,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佟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终于,他谅解了烟鹂及自己人性的软弱,记起活在人世间无数的烦忧和责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每次读至此,总是疑惑不已,那双躺在地板正中带着鬼气的绣花鞋,成了事态转捩的关键。如果说绣花鞋是烟鹂急逃时遗下,场面理应一塌胡涂、混乱不堪,而不是摆成前后相近的“微带八字式”的形状。我疑心这双鞋就像鲁迅《药》中烈士坟头红白的花环,是作者凭空添上的。这掷鞋于地的示意,似乎与从前的相思卦习俗有关。
在明清时,女性有一种打相思卦的习俗。相思卦亦称鬼卦,即用一双三寸金莲红绣鞋来掷筊问神,以占卜出外的心上男子归或不归,对自己爱或不爱。
《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莲因西门庆一个多月不到她家来,“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声语,暗卜金钱问远人。”此回中有一支《山坡羊》曲,也说“凌波罗袜,天然生下,红云(红绣鞋)染就相思卦”。在《聊斋志异》一书的《凤阳士人》中,写一丽人为凤阳士人“度一曲”:“……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占鬼卦。”此曲后并有注解:“春闺秘戏。夫外出,以所著履卜之,仰则归,俯则否,名占鬼卦。”
至于如何看待相思卦的卦象,说法各异。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他的《词谑•鞋打卦》中说:“不来呵跟儿对着跟儿,来时节头儿抱着头。丁字儿满怀,八字儿开手。”手掷红绣鞋,视其自然排列的形状,以确定爱人来与不来,以及对自己的情爱深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此俗在当时却相当流行。明清时女性以红绣鞋作为占卜工具,是何原因?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是“示谐象”,因“鞋”与“谐”同音,这当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与明清时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对“弓足”及“弓鞋”的欣赏与爱恋有关。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舍弃热情奔放的玫瑰和王娇蕊,选择婢妾般柔顺的孟烟鹂,固然违背了自己的性情和原欲,但是,穿绣花鞋的烟鹂所体现的那种“三寸金莲”式的做小伏低,让佟振保充满了主人的感觉,使他感到家是他建立的一个绝对世界,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而“身子从衣服里蹦出来”的玫瑰,“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地合在身上”的王娇蕊,都是男人制不住的不守妇道的女人,出现在半中半西、华洋杂处的社交圈,纯粹中国人中这一路的人究竟少。对于这些热烈不羁的女子,佟振保到底还是心存畏惧,怕累及安全及前途。
在人生的理智制裁与性情自由之间,佟振保最终选择了重归秩序,动摇的家庭真能从此安稳吗?张爱玲采取了苍凉的不问人间事的姿态,只淡淡一句“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便了结了,但她似乎仍有未尽之言,篇末随手打了一个相思卦。那个微带八字式、鬼气森然的卦象,已隐含了不吉的意味。烟鹂对丈夫无条件的依赖,说明了一个传统女性自我否定的认命心态。虽然得到了丈夫的回归,但她的结局,不外是《茉莉香片》中冯碧落的结局,“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或许这便是“烟鹂”的含义,雾锁烟笼中模糊暗淡的、任人支配的小鸟,千百年来被湮没的无数深闺女性中的一个。表面上扮演女主人的身分,实则被附属在宗法象征秩序中难堪尴尬,无能且又无味,是一个整体模糊的人,一种空洞的存在。说到底,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都是任人赏玩的花,离不开自身生存土壤的植物,她们本身没有权利和能力自由伸展。烟鹂尤其处于“自闭”和“忧郁症”的双重状态,性格和环境的因素使她与外界无法沟通,小说通过便秘症患者的身份来映现她的存在状态。她是失语的,佟振保长期漠视烟鹂的存在,对她的哀求的发现,却是通过一双落在地上的绣花鞋,这是何等充满讽刺意味的一笔。
张爱玲表明了情与义的无可调和性,男人、女人的情义总是分裂的,有的可婚而不可恋,有的可恋而不可婚。《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丈夫、妻子、情人、妓女,又有哪一个能够做到情义得兼、身心两全?现代人在张爱玲看来,都是残缺、病态、不彻底的。即使“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意志足够坚强,但人性的荒唐和懦弱,会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内心设计的理想蓝图。当佟振保发现妻子和一个裁缝通奸,其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用牺牲“红玫瑰”的爱情换来了与“白玫瑰”的体面婚姻,建立一个理智制裁的对的世界,曾经是他的人生支点,最终,他发现这种生活不过是表面光鲜内里龌龊,还不如抛开顾忌去放浪任性。佟振保开始走下坡路,公开嫖娼,同时放弃了职业晋升的追求。直到一天晚上,佟振保幡然悔悟,发誓重新做一个“好人”。这当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所谓“变成个好人”,也就是回到原先那种忠于职责的作假生活,虽然事业有成,但内心却不幸福,由于面子上的努力,在社会上保留着“好男人”的名声,每三个礼拜去宿娼一次,作为窒息生活的发泄。
去年10月,止庵在央视《百家论坛》上讲学,评说张爱玲的残酷之美,指出“实际上张爱玲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她的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我们说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止庵认为是因为张爱玲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把全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
我觉得说得有道理,正因为这种俯看人间的视点,《红玫瑰与白玫瑰》篇末才有了这极富象征意味的写法:开灯见鞋,在地面上如同鬼卦。相思卜得相思卦,只是天机不可知。振保见鞋起悔,如有天启,烟鹂因鞋得赦,如有神助,而究竟这对夫妻终否得鞋(谐)?卦象微带八字式,一前一后夫唱妇随,细看却似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走来,其悲哀已尽在不言中。张爱玲与鲁迅都以法眼看到了鬼相的现形,后者不忍以悲观毒害青年,虽然峻烈彻底尚且留有余地,而前者却要行到水尽处,揭破一切事物的残酷底相。然而,残酷之下,人世的生活仍要继续,这就是挥之不去的苍凉。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张爱玲在写到这个结尾的时候,眼光游离在人世间和人世间以外,来看这对现实夫妻的无能为力。绣鞋打个相思卦,卜问世间情事,固然见出人间夫妇的虚妄愚懦,但其中那负荷生活的执著忍耐,不禁也令我们心生暖意。小说在这种悲喜交集中落幕,张爱玲将神圣的婚姻爱情撕开来看,看出其可笑之处、无价值之处,进而揭示人类生活的无根基性,但她还是在为无根基的生活寻找出路,让生活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