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35 篇推送
20世纪美国非裔迁徙地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实施“搬向机遇（Moving to Opportunity，MTO）” 的政策，随机挑选贫困社区的家庭为其补贴住房券、鼓励其搬到更好的社区（Chetty和Hendren，2018；Bergman等，2019）。不同于直接评估MTO的政策效果，Derenoncourt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这篇文章则将研究视野放宽至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搬向机遇”自然实验——20世纪的美国黑人大迁徙。
在1940-1970年黑人大迁徙期间，400万非裔美国人离开美国南部，迁往北部和西部城市定居。基于Bartik工具变量法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场浩浩荡荡的黑人大迁徙显著减少了北方城市黑人家庭当前的向上流动性，并可解释北方城市当前黑人和白人家庭向上流动差距的27%。机制分析表明，北方迁入地城市对黑人涌入所做出的反应最终恶化了城市环境，这种区位效应是解释黑人大迁徙负面作用的主要机制。
历史背景介绍
20世纪美国一共经历了两次黑人大迁徙。第一次黑人大迁徙始于一战爆发后的1915年，到1930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所减缓。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发生在1940-1970年，是本文所关注的。
与第一次黑人大迁徙相比，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也更具特色：黑人迁徙不仅受到美国北部城市劳动力需求增加等拉力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了二战后美国南部种族迫害不断升级、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黑人儿童被迫接受种族隔离教育等政治因素的推动。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后，美国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极大变化——美国南部黑人人口占比由1910年的90%左右下降至1970年的50%左右。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分析样本共包括130个非南部通勤区，约占美国非南部人口的86%和非南部黑人人口的96%，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
被解释变量为：1）1940年的教育向上流动性：使用IPUMS的1900-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父母受过中等教育的各通勤区黑人青少年接受九年以上教育的平均比例；2）2012年的收入向上流动性：借鉴Chetty和Hendren（2018）以及Chetty等（2020）的思路，基于1996-2012年的美国联邦所得税记录计算1980年代出生的、按照父母收入排名的黑人收入排名。
解释变量为1940-1970年美国各通勤区黑人人口的变化（
）：1940-1970年某通勤区中各城市增加的黑人人口总数和占1940年该通勤区各城市总人口的比例。由于该变量分布高度右偏，作者进一步计算了1940-1970年各通勤区黑人人口变化的百分位数（
）并将其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图1 揭示了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期间各通勤区黑人人口变化与2012年收入向上流动性的负相关关系，这为后文实证分析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对向上流动性的长期负面影响提供了初步证据。
图1 1940-1970年各通勤区黑人人口变化与2012年收入向上流动性的关系
实证策略
作者利用1940年前黑人在1300多个南部县和130个北部通勤区间产生的移民网络（share部分），和南部县仅推动黑人外迁的众多因素预测得到的1940-1970年各县外迁人口的变化（shift部分）构建交互项，作为各通勤区黑人人口变化的工具变量：各通勤区的预测黑人人口变化百分位
。作者对南部县黑人移民的变化进行预测时使用了Post-Lasso的机器学习算法挑选预测变量。
图2绘制了解释变量
和工具变量
的散点图。回归结果表明，通勤区黑人人口每预期增长1%，黑人人口约实际增长0.30%（对应图中的斜率0.3）。一阶段F值为15.34，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图2 各通勤区黑人人口变化的一阶段回归结果
注：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均为二者与基线控制变量和人口普查区固定效应回归后所得的残差。
主回归结果
表1面板D的两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大迁徙期间各通勤区黑人人口每增加1%，低收入家庭今日的家庭收入排名就会下降0.125%。大迁徙对北方迁入城市向上流动性的平均负面影响可能来自家庭构成变化的影响（选择效应）和童年环境变化的影响（区位效应）。作者用Chetty和Hendren（2018）计算的童年暴露程度对成年收入的影响来代表区位效应，两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大迁徙期间黑人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童年暴露在各通勤区的时间每增加1年，就会使当前的家庭收入排名显著下降0.0087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别假设童年暴露期为20年和15.53年，计算得到区位效应可以分别解释120%和93%的黑人大迁徙对向上流动性的影响，这说明区位效应是解释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对向上流动性负面影响的主要机制。
表1 大迁移对各通勤区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性的长期影响
此外，作者还在稳健性分析部分集中讨论了黑人移民冲击和向上流动性负相关关系可能面临的其他混杂因素，如南方黑人移民的负向选择、其他移民冲击的可能影响（南方白人移民的影响和南方黑人劳动力对原欧洲移民的替代作用）以及去工业化的可能影响等。在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后，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
图3总结了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对黑人男性、黑人女性、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今日向上流动性影响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大迁徙期间各通勤区长大的黑人男性当今的个人收入排名显著下降，且对来自父母收入更高的黑人男性负面影响更大。然而，大迁徙对黑人女性、白人男性、白人女性成年后个人收入排名的影响均在统计上不显著。
图3 大迁移对向上流动性影响的性别与人种
注：图中展示的是黑人移民人口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回归结果。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分别指父母收入位于第25百分位和第75百分位的家庭。基线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
大迁徙对黑人男性向上流动性的负面影响大于黑人女性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补偿假说”。考虑到黑人男性在迁入城市的收入较低，与其结婚的黑人女性可能会增加她们的劳动供应以弥补“失去的”男性收入。二是“环境假说”。部分文献指出家庭和环境因素对男孩的影响比对女孩的影响更大。作者的实证分析支持了环境假说，但并未找到支持补偿假说的实证证据。
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排名的负面影响大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白人儿童。表2反事实分析进一步表明，大迁徙带来的黑人移民冲击使低收入家庭的种族差距增加了24%，中等收入家庭的种族差距增加了27%，高等收入家庭的种族差距增加了28%。
表2 大迁徙对向上流动性影响的种族差距
注：第一行汇报的是观察到的今日向上流动性的平均种族差距；第二行汇报的是将经历黑人移民冲击最小的北方黑人家庭今日的向上流动性作为基准、计算得到的反事实今日向上流动性的平均种族差距，括号内为标准差。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分别指父母收入位于第25百分位、第50百分位和第75百分位的家庭。
机制分析
为什么第二次黑人大迁徙之后，美国北部不再是黑人家庭的“机遇之地”?作者建立了1920-2015年包括地方政府支出、私立学校入学率、城市犯罪率和监禁率及其他通勤区特征的面板数据库并进行机制分析。
图4面板A（左图）表明，除谋杀率外所有潜在机制均没有显著的事前趋势。面板B（右图）揭示了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后北部城市衰落的事实：1970年后北方通勤区的谋杀率和监禁率显著更高，地方政府的警务投资也显著增加；大迁徙对白人和黑人私立学校入学率的影响相反，这表明北部通勤区的种族隔离程度有所加强。因此，犯罪率上升、政府支出的重新分配以及种族隔离等导致了北方迁入城市的环境恶化，进而对迁入地黑人移民向上流动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图4 大迁移对区域犯罪率等因素的影响
注：图中展示的是黑人移民人口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回归结果，因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估计面板B时除了控制基线控制变量，还额外控制了1931-1943年的平均谋杀率。
总结与讨论
这篇文章通过构造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期间北方各通勤区黑人移民冲击的Bartik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迁徙期间美国北部城市经历的“黑人移民冲击”降低了今日北方城市的向上流动性，特别是对黑人男性的负面作用更强。为了应对20世纪中叶黑人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北方城市的白人家庭选择退出公立学校和原有城市社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方迁入地的城市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教育和居住隔离加剧，城市犯罪率上升，地方政府警务公共开支增加。
这篇文章对国际上针对贫困家庭的搬家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期间，数以百万计的黑人移民迁往北方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然而北方城市的一系列反应最终阻碍了黑人移民的向上流动性。这促使人们思考：重新安置弱势家庭可能并非“一劳永逸”的；只有充分考虑迁入地对人口构成变化做出的反应，并采取后续措施减少迁入地内部的差异，才能真正实现减贫、改善社会不公等政策目标。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