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 2020.5.26 ~ 8.23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江南因风景优美、物产丰饶、人文荟萃令整个民族魂牵梦萦，又以其“诗性” “自由”与“责任”特质在诸多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本展览在呈现江南艺术、讲述江南历史的基础上，从文物出发，提炼出江南文化深层的五种特征，精选代表性艺术品近二百件，以五大板块分别表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江南器度。

春风拂面任自在，行尽江南数千里。向历史学习，江南人将继续海纳百川、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追求卓越。

展厅效果

鸟纹玉璧 良渚文化 上海博物馆藏

吴王夫差鉴 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王羲之行草书秋月帖页 宋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金霞帔坠 南宋 浙江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 湖州市博物馆藏

陈洪绶 雅集图卷（局部） 明 上海博物馆藏

徐光启 农政全书 明 上海博物馆藏

吴昌硕 花果册 1916年 上海博物馆藏

可能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江南，也许是一片有着沃野千里的温润水乡，也许是一种悠然清雅的生活方式，抑或是一座结于山间的避世草堂。千百年来，称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江南因此而成为无数人的精神故乡。想必，对“江南”内涵的探讨也是多样化的，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便为此提供了一种回应。

《康熙南巡图卷（粉本）》局部（作者自摄）

对“江南”的探讨从步入展厅的一瞬间便已开始。正对展厅入口，呈现给观者的第一件展品是王翚等人所绘的《康熙南巡图卷（粉本）》，展开的部分为康熙帝巡至无锡与苏州一带的场景。众所周知，这一作品是对康熙帝第二次南巡的记录。画面中，车马辐辏的街道、熙熙攘攘的码头和鳞次栉比的房屋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稠物穰的市井人间。

这是怎样的江南？我想，这件展品的回答是：江南，是人的江南。这片土地属于坊间林林总总的市井百姓，他们寄居于这片温润水乡之中，又为这片土地创造着可期的未来与繁荣。同时，这又是一个属于帝王的世界，作为康熙治下大清帝国最为富庶的一部分，江南为他的王朝盛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赋税、粮食和丝绸。黎民与天子，是帝国秩序中有着霄壤之别，却共同在江南这片土地产生连结。于此，“江南”的内涵便由此展开：作为展览的序曲，步入《康熙南巡图卷》之中，也便步入了江南——这个由人创造且属于创造者的多样世界。

由此，在这件作为展览序章的作品之后，观者可以依次步入展览的五个单元：悬古垂文、安礼达生、铸业铭志、雅意闲趣、怀器鸣棹——彼此独立而又密切，共通的叙事和逻辑带领观者走进一个包罗万象的“江南”。

悬古垂文

于观者而言，第一部分的展陈是熟悉而又富有新意的。展品序列同大多数通史类展览几乎别无二致，其将“江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地理单元，用按照年代序列排放的展品还原地域社会的面貌变迁。

可这一部分仅仅是传统的地方通史展览吗？似乎并非如此。策展人无意在有限的空间内为观者呈现五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段历史，而是有选择性地讲述江南何以成为“昌明隆盛之邦”的过程。从良渚文化到满清王朝，其间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和宋室南迁让江南地文化面貌得以被逐渐塑造，这便是第一部分的目的所在。

第一单元以时间顺序讲述了江南文化从发端到繁荣的历程（作者自摄）

在这里，“江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面貌无疑是多变而又丰富的，《康熙南巡图卷》中的繁荣图景并非一蹴而就。从刀耕火种到钟鸣鼎食，从茹毛饮血到礼乐之邦，从边陲的不毛之地到帝国的掌上明珠，江南的面貌逐渐变得清晰、立体，由此，我们方得以进入江南的方方面面。

安礼达生

“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夏”，而江南“仓廪实而知礼节”。展览的第二部分便以“五礼”等为序列，力图展现江南繁荣的礼乐文化与信仰。展方以良渚玉琮与玉璧呈现石器时代面向天地、鬼神的吉礼，以朱然墓宫闱夜宴图漆案展示“亲邦”的宾礼，以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拓片代表魏晋时期名士之风的兴起，后分别以若干艺术品展示江南儒释道的信仰状况。本单元的最后一件展品是清代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通过这件似乎并不“惊艳”的展品，可以看到儒、释、道等多家信仰融合的印迹，在让这一单元的诸多线索得以交汇的同时，也昭示了江南文化兼容并包的本质——正是数千年来的融合，催生了江南文化繁荣多样的面貌。

清代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细心的展示模式考虑到了多角度观看的需求，以镜子辅助呈现器物的后半部。（作者自摄）

无疑，这一部分是对江南以及江南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对于我们所熟知的江南文化，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经济体系中产生？这一部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事实上，信仰与宗教同样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部分的展示，使得观众更加接近江南以及江南文化。如果说第一单元所呈现的主要是时间的递进，从良渚文化到满清王朝，那么，第二单元的展陈逻辑则是关于思想文化的嬗变，从五礼到儒家，再到佛法传入与道教兴起。江南丰富的伦理与信仰面貌得以被呈现，亦如移步换景的园林小道。

铸业铭志

这一部分内容聚焦于创造江南文化的江南社群。同时，展览“主题性”的特质也得以凸显。在此，展品成为观众接近古代名士大家的途径，逝者如斯，睹物思人，追溯往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文化展并非是对器物的展陈，而是对文化的塑造，器物作为符号，最终指向个人、家庭、人群所现的精神面貌，不仅构成关于“江南”的历史概念，更是属于从古至今所有江南人的文化认同。

如第一展柜展示了来自孙策墓、孙坚墓、朱然家族墓、包绶（包拯次子）墓、沐睿（名将沐英九世孙）墓的陪葬品，以及钱镠祈福所用的银简。展方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当观者在欣赏这些古代文物的时候，不仅能与具体的人物相关联，而且还能够追溯江南世家大族及其相关社会群体的历史。睹物思人，是近乎本能的反映，只是，当这一活动发生在展厅，便有必要思索这场“主题性”展览对观展方式与习惯的重塑。

“主题性”的展览形式无疑是新颖的，展方有意引领观者探求文物的价值，并打破了传统展览按时间顺序与材质分类的脉络。不过，这样的展陈方式必然弱化了展品作为“物质”的重要性，将我们的目光从文物本身引向对文物的深度阐释。

雅意闲趣

第四单元是关于江南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在开头部分，展方利用馆藏明代家具及文房用品，精心还原了一处明清时期江南士人的书房内景，尽管这些展品的出处不同，但有着共通的文化背景，因此组合在一起却毫无突兀之处。

第四单元第一部分的书房还原及一旁的园林投影（作者自摄）

展厅一旁墙壁上，是用投影还原的园林景象。园林，由此成为与文人雅士的收藏著录、艺术创作与闲暇自娱相关的重要文化空间。由此，得以通过这一场景的虚拟再现，进入江南人文化生活的世界。同时，这一部分也指向了江南社会更具普遍性的主体人群，即广大城镇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而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创造者。

怀器鸣棹

展览进入尾声，也在逐渐接近“什么是江南”这一提问的答案。江南，既是人的江南，也是时间与空间的江南。之前四个单元的展示已经明确了江南文化如何逐步形成，而最终理应面对的问题便是：江南该去向何处？这艘航船，由历史的长河驶来，也必将驶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更遥远的未来——由此构成第五单元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单元的前半部分，东晋的欧洲玻璃器、唐代扬州港出土瓷器与元代景德镇瓷器等勾勒出古代江南丝路畅通无阻、大运河千帆共济的繁荣图绘；后半部分则转而叙述上海的故事，讲述这座江南城市的重要性缘何逐渐凸显。最终，展览通过海派绘画的集中展示走向结束，一方面，正是上海这座城市为海派艺术家们提供了舞台；另一方面，海派艺术家们的兼容并包也成为江南文化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提升，让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得以在这片土地再次融合。这一切在都可以在本次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中得到很好的诠释——颜文樑先生所作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全新的创作技法和全新的绘画媒介让江南的文化面貌拥有了更为开放的可能。江南，便正如黄浦江上的航船一般鸣棹出航，即使处在暗淡的黑夜，也一定会向着画中光的方向。

颜文樑《黄浦江夜航图》（作者自摄）

何谓江南？何以见江南？

从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到中古时代汉文化的避难所，江南逐渐被农业文明和礼乐制度所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重心，而特殊的地缘，又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江南，在历史与空间的源流交错之中，终于成就了中国人梦想中的“天堂”，而“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则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江南”所包含的种种元素，使得遥远而熟悉的文化概念变得可观、可知。

展览呈现出了一个可以为观者所把握的江南。不过，与其称这一过程为“还原”，不如称之为“投射”，因为在这一对往昔江南的重塑过程中，符号近乎取代了实物。于此，“江南”似乎具有和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笔下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相似的意味，即，对一位身处江南之外的人而言，“江南”一词对他们的内涵几乎和江南这片地域同样重要——是江南的沃野千使人们心迷神往，是江南的昌隆文化让人们击节赞叹，是江南的风流人物被人们津津乐道。即使从未造访过这片土地，也一定会在耳濡目染之中塑造属于自己的“江南文化”面貌。这便是“江南”的魅力所在。

毫无疑问，本次展览是复杂而多层次的，也是成功的，着力呈现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江南，一个由人创造与共享的江南，以此回答一个问题——“何谓江南”。策展人其对文物进行了深度阐释，对展品进行了新颖组合，对展厅进行了富于江南韵味的布置，这都为更加接近一个完整的江南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场景。可是一场展览是否是对“江南”的最好诠释？我们究竟“何以见江南”呢？

展览尽可能地挖掘了展品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实物”的属性，将注意力从形而下的物的本身，转移到策展人在器物的组合中呈现的某一理念，从而将展品降格为通向某段历史或某位人物的途径，由展览的主体变为了展览的工具。于展厅之中，观众更多的是在感受、回味，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观看。

在我看来，这次展览如同一位大厨匠心独运烹饪的佳肴，尽力选择本土食材而非珍馐美味，并着力于将食材不寻常的口感和味道呈现给食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展览是一次叙述方式的实验，可能缺少一份独到布展带来的惊艳和众多举世名作带来的轰动效应，但是却在用一种理性又富有逻辑的态度引领观者走进江南的世界，探索一个属于所有人与每一个人的江南。

有趣的是，在展览最后的第五单元，环形展线将观众指向的展厅出口——同时也是展厅入口，《康熙南巡图卷（粉本）》依旧陈列于此：处在一个拥有双重属性的特殊位置，既是展览的序章，又可被理解为尾声。在领略过江南的五千年历史演变后，在起点与终点重合的位置，这片由人创造的千里沃野之上，春风依旧。

郝健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