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在央视播出，该剧部分取材于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并在路遥故乡榆林市清涧县取景。
《人生》是路遥的经典中篇，首发于《收获》1982年第3期，作家毛尖曾用“风靡中国大陆”来形容这部1980年代的作品：“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人生之路》海报
四十多年后，电视剧的播出也让不少观众开始阅读或重温原著小说。“某种程度上，《人生》写的是路遥自己的人生经验。”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就《人生》和路遥的人生之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在他看来，《人生》是路遥文学成就最高的中篇小说。通过小说《人生》，我们能够感受到路遥对人生和文学的庄严，以及对生活和人的爱意。
【对话】
澎湃新闻：《人生》在1980年代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李建军：空前的轰动。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底层青年，看得失声痛哭，因为这篇小说揭开了他们心里被长期掩盖着的伤疤。很多作家，比如莫言、阎连科，看《人生》都深受触动。那一代作家很多都是农家子弟，高加林就像他们“精神上的亲兄弟”。高加林的命运象征着当时所有农村青年的命运。
另外，小说还写到纯粹又美好的爱情，所以不管是农村青年还是城市青年都很喜欢看。《人生》出版以后，路遥成为1980年代初中期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作家。紧接着有了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朴实、真诚又有感染力，让高加林成为观众街谈巷议的人物。
陈晓 饰 高加林
澎湃新闻：你认为《人生》是一部怎样的文学作品？
李建军：在1980年代初期，从题材到主题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人生》都打破了原来僵硬的模式。在它之前，我们很少关注个人的境遇和生存状况，我们总是把个人融入整体，农村青年的个体经验也是被严重忽视的，或者说，是用一种宏大的叙事把个人的经验淹没掉了。路遥的《人生》第一次深刻表现了高加林个人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困境里的遭遇。它是“新时期”第一部表现个人命运或者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人生现实主义”杰作。
另外，从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角度看，路遥在《人生》里用了空前成熟和自觉的方法来展开叙事和塑造人物。过去小说家写生活都是单向度、简单化、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但路遥塑造了一系列复杂的人物。比如高加林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方面你恨他，觉得他抛弃了农村姑娘刘巧珍，忘恩负义；另一方面你又同情他，觉得他也是生活中被动的角色。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户籍制度。我国在1958年1月公布了户籍制度管理条例，确立了“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么一个户口制度。农村户口不能转成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农民身份固化了——生下来是农民就永远是农民了，既不能随便迁徙，也不能到城市里去生活。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从1958年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再到现在，户口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严重的户口歧视和身份歧视了。
在原著小说里，《人生》既是高加林个人发展的悲剧，也是一个爱情的悲剧，甚至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路遥
澎湃新闻：路遥在什么样的人生背景下写下了《人生》？
李建军：某种程度上，《人生》写的是路遥自己的人生经验。1949年路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所有高加林遭遇的这些他都遭遇过。他还是“男版刘巧珍”，因为他被女朋友抛弃过，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冲动，后来想到自己还那么年轻，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时农民离开农村的过程非常艰难。在“文革”期间，路遥作为造反派“红四野”的军长，通过“三结合”到县里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在乡村社会，那是一个高级别的干部，但他依然是农民身份。后来“三结合”这一领导组织被解散以后，他又回到农村当起了农民，就像小说中高加林到县城工作最后又被遣返回农村的经历一模一样。
所以他写《人生》是切实地将他自己的、朋友的、亲人的人生经验都汇聚在一起，有现实生活依据，而非凭空虚构，这也是路遥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贴着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写。现在胡编乱造的作家太多了，但路遥的小说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一种很强的真实感，你一看就会被吸引、被感染、被说服。
陕西榆林，路遥故居。视觉中国资料图
澎湃新闻：反过来说，《人生》对路遥的人生有着哪些特殊意义？
李建军：意义巨大。在《人生》之前，路遥在“文革”时期也发表过十几个短篇小说。“文革”结束之后，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叫《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二部中篇小说叫《在困难的日子里》，我认为这篇小说标志着路遥整个写作的转向，即从不成熟的虚假权势英雄塑造转向讲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故事。《人生》是他的第三部中篇小说，也是他创作成就最高的中篇小说。发表了《人生》，路遥就成为最重要、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
澎湃新闻：你怎么评价路遥的文学人生？
李建军：路遥的悟性和文学天赋很高。他写《人生》时才三十出头，但他对生活、人性、文学的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他是天才都不过分。
我认为《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是路遥所有创作的精神纲领，他说：“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应该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路遥懂得爱的哲学，字里行间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爱和对人的理解。爱的能力比写作本身的能力更重要，爱的能力的培养也比写作技巧的培养更难，路遥完成了精神与情感上的自我启蒙，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路遥的写法没有什么新奇的技巧，就是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是能让人读懂，能吸引人，感染人。路遥说过，他“要把笔磨钝了写”。笔本来是很尖利的，你可以写得华丽、漂亮、炫目，但路遥就是要磨钝了写，很朴实。现代主义的那些时空交叉、意识流等等技法，路遥都会，但他觉得那些离读者太远，容易给读者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所以他不用。
澎湃新闻：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的评价一直不算特别高，但他的读者群是非常庞大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建军：我想这或许是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价值尺度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文学趣味教育出了问题。现在大学里教书、编教材的人，很多是受1980年代文学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学就应该是先锋的、现代主义的、奇特的。所以为什么对路遥评价不高？因为路遥的作品很朴实，没有任何陌生化的、奇特的东西。
但我觉得路遥就是在方法和内容的朴实和普遍意义上，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创作。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并不华丽，莫斯科大学一位俄语文学教授给托尔斯泰作品的语言打分很低。路遥受托尔斯泰影响很大，他是那种真正具有泥土气息的作家，用有温度的语言来写人和生活。为什么普通读者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一看就能看进去呢？因为他用的是那种最朴素亲切，也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文学并不是让我们去猜谜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路遥的写作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有哪些启示？
李建军：文学其实是人和人之间诗性的交流方式，文学追求的效果应该是让大家能够理解，能够被感染、被说服，让大家觉得文字既亲切又有魅力，这是路遥的创作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一个启示。文学作品只有首先让读者理解和喜爱，才有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作品。
澎湃新闻：回到小说本身，高加林的选择一度引发了国人关于人生道路的大讨论，你认为“高加林难题”在今天是否有被重提的价值？
李建军：高加林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人生困境。人生困境是每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的，只不过每个人面对的具体问题不一样。
对高加林来说，他的困境来自城乡户籍制度，但这是一个他个人无解的困境。所以我们对他道德上的任何责备都是没有意义的。以高加林的素质和能力，他完全能在县城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他面临着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障碍——他是农村户口，他不是城里人。
现在的“90后”“00后”也会面临“留下”还是“出去”的选择。如果是农村青年进入大城市，也要面临自己和在城里长大的人“不一样”的困境。今天的北上广也有来自农村的高加林，很有才华，或许爱上了城里的姑娘，但是家里很穷，一套房子都买不起，最后只能分手。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遭遇，也是高加林悲剧的延续吧。所以，四十多年后，我们依然会被高加林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