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机中的苏联与美国

Berlin Airlift - Definition, Blockade & Date | HISTORY

作者 / 马克·特拉克滕伯格

译者 /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1958年11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他的政府将与东德签订和平协议。赫鲁晓夫说,当合约签订之时,西方在柏林的权利也随之终结。他将会给西方列强六个月的时间商议如何将西柏林转变为一个“自由市”。但是,如果西方诸国拒绝在此基础之上的协商,并寻求通过军事力量维持现状,苏联将会“奋起防御”,保卫它的东德盟友。由此,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苏联就会以战争相威胁。这导致了一直持续到1962年底的、不同程度的大危机。这场危机究竟是关于什么的?苏联人一直在威胁,但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和平地达成目标,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西方相对峙?面对苏联的施压,西方将如何应对?北约各国政府希望如何化解这场危机?尤其是它们愿意接受哪些有关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安排?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愿意诉诸武力,而不是在危机中屈服?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着该事件的意义,也决定着柏林危机期间大国政治的基本结构。

苏联的政策以及德国核问题

苏联选择在柏林施压是出于对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关切,尤其是西德的动向。柏林本身并不是问题。苏联的目标并不是把西方各国赶出去并最终占领柏林。如果这一直是苏联的目的,那么显而易见的策略应该风险小得多,即通过阻断柏林与西德的民用地面交通来破坏柏林的经济生活。显然,在这种情形下不需要使用武力。

这场危机本质上也不是关于东德的——稳定那里的局势,或是让西方接受中欧的现状。所有纯粹的东德内部问题都可以通过以苏联军事力量为支撑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如果从东德流出经过西柏林的移民人群是个问题,那么苏联可以通过封锁边界加以解决。诸如此类,只要是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行动,其风险都要比尝试单边“清除”西方诸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小得多。事实上,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在1961年初就曾请求苏联封锁边境,但是被苏联人回绝了。他们清楚地表示真正担心的事情在别处——他们想钓一条更大的鱼,并且想继续用柏林问题作诱饵。

确实是因为苏联人真正担心的是作为整体的德国问题,而不仅仅是柏林或是民主德国的内部问题,所以才会以西方的权利以及西方诸国为攻击目标。苏联想从它的前盟友那里获取一些东西:它希望它们能够阻止西德变得过于强大。西方诸国显然想要保持中欧的现状,并且只要苏联人乖乖待在军事分界线的另一边,就不会诉诸武力。一个依赖盟友保护、相对孱弱的联邦德国将不得不采取完全的防御政策。如果西德强大且独立,正如一位苏联领导人对杜勒斯所说,它就会“用不同的口吻说话了”。如果西德发展出自己的力量,一旦东部有暴动,他们就可以进行干预。如果东德人意识到他们在西边的兄弟不会弃他于不顾,反倒更有可能会首先反叛。而且联邦德国的干预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社会主义政权在民主德国的崩溃甚至可能导致全面战争。

一个强大的西德国家首先是一个在自己控制下拥有可观的核力量的国家。这支核力量并不需要非常庞大就能令苏联人感到威胁。热核武器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到了某一界线之后武器的数量都不再重要。假以时日,像联邦德国这样的有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国家当然有能力建立起一支足以毁灭苏联的力量,甚至是在苏联率先发起进攻的时候。如果德国意欲发展这样一支力量,它就可以玩一种有控制的(或实际上是半控制的)升级游戏。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对抗,谁也不知道会怎样发展,但是在苏联看来,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强大的德国—也就意味着拥核的德国—是个威胁;目前形势下,联邦德国相对较弱并且依靠着它更注重现状的伙伴国,这显然是苏联更乐见的。既然西德是否可以拥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诸国的态度,那么针对它们的政策就很必要了。有必要让西方政府感到来自苏联的压力。所以苏联领导层决定于其薄弱处施压,即在对苏联来说最易于控制紧张程度的地方施压—那里,当然就是柏林了。

因此柏林危机时期,德国核问题是苏联政策的核心。苏联经常强调此事的重要性。苏联高层领导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和西方领导人的会晤中不止一次提及此问题——1958年4月和阿登纳、1959年1月和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以及1963年1月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苏联对此事的关切实际上已积累了一段时间。例如,当苏联大使在1957年4月25日提及此事时,德国领导人甚至都没想掩盖自己的核野心。阿登纳“并不否认联邦德国可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而且德国外交部长布伦塔诺补充道:“如果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可以拥有核武器,为什么联邦德国不可以?”德国总理实际上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表了类似的观点。1958年,苏联人愈发担心此问题。苏联人就在要跨过一个关键门槛时挑起了危机,这当然不仅仅是巧合——正好在德国空军即将获取某种核能力的时候。“载货火车”项目——训练一支德国战斗轰炸机部队以便使“它可能拥有核能力”,并且建立核储备设施供其使用——在1958年末“成功完成”。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战后首位西德总理,致力于市场经济,重建德国军事力量。

事实上,德国核问题自始至终在危机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联人早在1958年11月就提出此事,并且在肯尼迪时期不断重复此事的重要性。例如,在1961年7月,苏联驻美大使宣称,和平协议——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必须停止德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事。德国境内的恢复失地运动者正在武装德国并且寻求热核武器”。同年10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肯尼迪总统会晤并讨论柏林相关事宜。苏联政府所想的就是使现存的德国边界合法化,并且宣布东西德拥有核武器都是非法的;他说道,苏联“最强调的是”后一个问题。这些并非是孤立的例子。自195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安全”问题——指德国及其周边地区应该有特殊的军事地位,尤其是在核领域——是苏联外交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西方领导人此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是“真的害怕”德国,而且非常担心如果联邦德国变得强大而独立,将会发生什么。他们通常认为,德国核问题是苏联最为关切的事,并且有时——尽管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推测,至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柏林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担心德国拥核。比如,赫脱在苏联引发危机不久后就与几位法国外交部的高级常任官员举行了会晤。这位代理国务卿“认为,目前苏联态度的关键在于阻止德国拥核这一问题”。法国官员“认同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解释目前苏联行动的最重要的唯一原因”。汤普森大使在危机开始之时认为赫鲁晓夫的观点是“西德将在几年后完成重新武装(包括核武器的储备),东德政权将会愈发摇摇欲坠”。他推测,苏联领导人担心“在这种情形下,西德对东德暴乱反抗活动的干预会使得赫鲁晓夫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就是一场世界大战,要么就是失去东德,继而失去其绝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卫星国”。英国人也担心会有战争的风险,“如果东德出现暴乱且西德还有核武器,那么他们必定出手相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1962年7月的观点反映了那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他说:“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苏联人是真正痛恨并且害怕德国人的。他们担心联邦德国的复兴及其对核武器的觊觎。”

1957年,阿登纳在一次采访中宣称,战术核武器“不过是火炮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联邦德国“也必须接受常规武器的最新发展”。

苏联人认为,如果西德获得独立的核能力就会有更大的战争风险,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像汤普森一样的近距离的观察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像德国这么强大且有男子气概的民族”不会长久地接受国家的分裂,“尤其是当他们装备精良的时候”,并且考虑到苏联的政策,很难想象“除了诉诸武力,还能如何统一德国”。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德国人对强迫自己在东德发生暴乱时保持消极的政策十分不满。例如,施特劳斯甚至在1956年就认为,阻止“西德人民尝试帮助他们边界那边的兄弟”几乎是不可能的。1961年7月,施特劳斯告知美国国防部长,如果苏联镇压了德国东部的暴乱,德国部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西方还没准备好和苏联一较高下”,但是西方各国应该准备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此外,施特劳斯被认为是阿登纳的可能的继任者。在1950年代中叶,阿登纳本人明显感觉到这种压力。此外,1961年8月,德国外长冯·布伦塔诺向西方的外长们提议,一旦东德发生动乱,必须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正式的抗议远远不够;他说,如果东德的暴动被镇压,西德的舆论不会默许德国部队以及边境的警察“在营地里默然不动”。这些都强调了德国核问题的重要意义:当德国孱弱时可能仅仅是这么说而已,但是当它强大之后,它可能想做什么呢?

所以,如果苏联人谨慎对待德国问题,并不是他们太多疑了。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苏联在欧洲最基本的利益正受到威胁。从长远来看,如果什么都不做,德国势力的复苏可能会威胁苏联在欧洲的整个地位,甚至引发战争。在为时过晚之前,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了。苏联人想要知道是否可以和西方诸国达成某种一致,这样可以稳定中欧的局势,尤其是阻止联邦德国取得独立的核能力。但是首先苏联人必须使西方诸国认真考虑他们的关切,而柏林显然就是施压的杠杆。

柏林危机期间的美国政策

苏联人威胁着西方在柏林的权利。为了捍卫这些权利,西方诸国将会采取多大程度的行动?为了平息这场危机,他们愿意做出多大的让步?他们愿意接受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德国整体问题的态度——建立一个限制德国力量并稳定现状的体系的基本理念。

美国目前是最重要的西方国家,并且在危机当中美国政策需要注意的基本要点是,它最终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更愿意和苏联打一场全面核战,而不是在柏林问题上向苏联屈服。此事非常之难,而且我们也不应惊讶于艾森豪威尔在此事上采取的基本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在此问题上他经常采取强硬立场。危机开始前几个月,杜勒斯说他不太相信美国在必要时会出兵柏林的承诺,总统“表示惊讶”。当然如果苏联人进攻这座城市,美国必须参战。如果美国不那么做的话,欧洲很快将会沦陷,美国将会冒着被苏联击败的风险。在危机期间,总统经常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美国过于受迫,一场全面核战争在所难免。他知道,美国比苏联强大,而且苏联人很可能不会把事情推向战争边缘。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去做,那么美国政府将别无选择,只得进行全面的核打击。正如他在1959年3月向国会领导人所解释的那样,“真正决定全面战争的时刻不会到来,但是如果它真的到来了,我们必须要有坚持到底的勇气”。艾森豪威尔说,当“严重危机阶段”到来,美国将会“参与全面战争来保护我们的权利”。他的“基本思想体系”就是,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孤注一掷”。另一方面,他又似乎经常回避这一战略,以至于他有时似乎看起来赞同在欧洲进行大规模地面战争的方案;有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得不郑重提醒他美国的战略究竟是什么。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曾在1953年至1961年间任美国第34任总统,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盟军在欧洲最高指挥官。

但是不管艾森豪威尔有什么顾虑,他还是赞成现在普遍的观点:可能不得不诉诸武力,并且由此美国在最后的考量中不得不接受某种全面战争的风险。这种观点认为,西柏林无法通过任何正常的方式进行军事防御,所以柏林的自由取决于美国最终是否愿意将事态升级为全面核战。并不是第一批前往柏林的车队被拦截之后美国就意欲进行全面的核打击。美国的计划是先通过有限的军事力量来试探苏联的意图。如果该方案失败,下一步可能是涉及一个师的主要军事行动。如果苏联决定进攻这样规模的军队,那么即是在跨入警戒线的门槛:这就是在“火上浇油”了。美国不会在柏林的军事行动中投入任何更多的部队,但是,如重要政策文件里所说的,“美国最终将选择诉诸全面战争”。

自杜鲁门政府下台之后,这就一直是美国对于柏林的基本防御政策。尽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该政策也几乎没有改变。尤其是军方仍然强烈支持这种策略。实际上,诺斯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赞成比杜勒斯认为的谨慎方式更迅速地使用武力。美国军方领导人——如英国人总结的那样——认为,“与苏联决一雌雄的时刻即将到来,并且他们准备放开手脚、一展实力,甚至计划‘损失一两个师’,以示决心。他们几乎没有准备去讨论他们的计划在军事上是否有意义,但是他们却执着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陆路畅通的权利”。特文宁将军的观点尤其极端。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想要和苏联直接对抗。“我们必须在某处阻止这一切,”他在1958年12月说道,“我们必须忘却对全面战争的恐惧。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我们认为正确的点上强行解决问题,并且坚持到底。”但是,此刻在军政领导人之间达成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在欧洲的整个地位取决于它是否愿意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归根结底,美国都必须准备好冒着在此问题上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风险。美国高级官员因此总结道:美国“应在必要时准备好诉诸武力,以维持进入柏林的通道—甚至是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杜勒斯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道,苏联清算西方权利的要求在“语气和内容上都令人发指”,一旦让步就“意味着灾难”。西方在柏林的地位“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容置疑的”。此外,苏联在军事上要弱于美国。如果西方立场坚定,他认为,苏联会“将战争推向边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会寸步不让,在危机中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出于两个理由,他倾向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首先,美国是联盟的领袖,并且不可能在完全单边的基础上制定政策。西方联盟必须保持团结,欧洲主要大国的意见还是要考虑,而且实际上他们对军事行动都存有戒心。例如,1958年12月,美国政府试图让对柏林负有责任的另外两个西方国家接受如下原则:如有必要,将使用武力维护通向柏林的陆路通道,并在此基础之上推进应急计划。但是英国人不愿做此承诺;法国人也十分谨慎。如果想要和盟友相处融洽,美国政府必须行事更加温和。这样联盟就可以保持完整,欧洲人可能会在时机成熟之时接受强硬措施,尽管他们不愿提前承诺实施特定的军事计划。

美国在危机中采取温和政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并且这与美国政府处理德国问题的基本途径有关。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美国愿意维持现状,并认为苏联亦然。对现状的正式接受是不可能的: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尤其是对德国东部的控制都不能被视作合法。但是双方都明白基本的政治现实是什么,而且如果想要避免冲突,必须在这些现实的基础之上寻求一些方法来与对方打交道。

特别是关于柏林一事,艾森豪威尔认为有很实际的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柏林在苏联控制线之后一百多英里。西方盟国之所以在一开始会去那里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将会是统一的。但是随着冷战到来,东西德分立,柏林倒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艾森豪威尔回忆到,在战争末期,他已经预见到“事情将会变得多么棘手”。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假思索地打消了这些顾虑:“哦,我们能和斯大林搞好关系的。”尽管“当时他更加清楚情况”,而现在“他所担心的一切已经来了”。

但现在能做些什么呢?问题不仅源自军事因素,从长远来看,像柏林这样的前哨可能守不住。即使有人认为,西方可凭借纯粹的决心——也就是说,通过最终愿意冒着核升级的危险——无限期地维持自己的存在,但这并不足以拯救柏林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反复指出的那样,即使盟军的车队仍然可在走廊地区自由行动,苏联也可以通过有效地切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贸易来破坏柏林的经济生活。进出柏林的货物运输实际上受苏联控制。他说:“东德人可以因此切断与西柏林的所有经济联系,这样就会使得西柏林成为我们的累赘。”实际上,他“并不认为像西柏林这样一个随时都会受到敌对分子的骚扰和束缚的城市能长久维持”。

美国当然不会向苏联人屈服并且放弃柏林,但是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艾森豪威尔称其“一团糟”——他非常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战争末期的失误导致美国陷入如今的局势;艾森豪威尔认为,尝试“从远在苏联控制线后方的柏林控制德国”,这显然是个“失误”。由于政治因素,美国最终只能处于“完全有悖逻辑”的军事地位。他说道,西方早在“1944年和1945年犯了错误,现在必须设法偿还了”。在不牺牲柏林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制订出一系列计划来使得这种局势正常化。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责任和权利——除非我们有其他选择。”也就是说,除非可以制订出可以接受的替代安排后者可能包括给予西柏林一个特殊身份,使它“以某种方式成为西德的一部分”,或者让联合国帮忙保证城市的安全和自由。但是方案并不一定包括西方部队的继续存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必须撤军的时刻即将到来,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会接受东德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放弃德国统一的长期目标。西德人可能会声称,和东德官员交涉,并且允许他们在进入路径上为文件盖章就意味着向对东德的外交承认以及接受一个分裂的德国迈进了一步,因此这绝不可能。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人们也可以争辩说,不管苏联人说过什么,把东德视为苏联的代理人是在强调西方的说法,即东德仍然在苏联的实际占领之下,并且它只是一个傀儡政权,并没有自己的合法权威。

但是如果柏林危机并不真的是有关东德的地位问题,如果苏联真正关注的是西德,那么这种灵活性便不能直抵问题的核心。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愿深入解决核心问题。总统自己不认为应该限制西德的权力,尤其是不应该阻止西德获取自己独立的核力量。如果欧洲防御的重担要转移给欧洲人,如果想要欧洲人断绝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如果核武器是北约地区防御的终极基础,那么显然欧洲人应该被配备核武器,并且有更多决定其使用的权利。他理解欧洲人为什么想要自己的核武器,并且认为美国应该在核领域对其盟友慷慨相待。当他秉持这种立场说话时,他不仅仅指英国和法国;他把德国归为同类。事实上从一开始,艾森豪威尔就对德国实力增强的前景相对并不警觉。他认为在过去,这可能是个问题,但那仅仅是因为俄国曾经国力衰弱。但是如今苏联过于强大,他会“接受一个强大的德国”。言下之意是,德国的核能力不值得大惊小怪。

作者: 〔美〕马克·特拉克滕伯格

译者: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出版年: 2025-5

从理论上说,杜勒斯的观点多少有些不同。他,以及他在国务院中的高级副手们确实认为,德国的实力是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杜勒斯实际上认为,美苏在使德国受限于“一些外部控制措施”方面有一些共同利益。但是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果强大而统一的德国与西方集团关系不密切,这是有风险的。他说,德国不能被允许“第三次重复他们在1914年和1939年的所作所为”。对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能“放任自流”,亦不能允许其“在中欧发挥巨大的潜力”。他和他的主要顾问认为,苏联惧怕德国,这是很合理的,并且如果一个国家重新统一,对“德国施加军事限制”将会是恰当的。苏联“有权获得安全感”。而且作为总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苏联也有权确保阻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苏”。诚然,如果苏联同意德国的统一,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必须付出的代价。

Lake by the Atlantic Ocean — haidaspicciare: Peter Sellers, “Dr. Strangelove ...

但是,如果德国仍然保持分裂状态,上述考虑就都不适用。杜勒斯可能不完全同意艾森豪威尔关于欧洲防务的基本思想。他当然想要更多的“灵活性”,希望减少对战略核力量的依赖。他于美军在欧洲军事存在的规模和永久性问题上,也与艾森豪威尔意见不合。他比总统更加不倾向于认为欧洲人应该承担起自己防御的主要责任。因此他也不那么倾向于认为欧洲需要能够自己控制的核力量。但是他同意核共享战略背后的基本理念,而且即使他确实对德国的核能力抱有顾虑,他也谨慎对待,不轻易表达——他并不直接反对建立西德的核力量。

所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不准备给予苏联人他们想要的。如果德国仍然保持分裂,他们将不会同意西德保持无核状态。因此,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政策并不接受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与苏联和解,即接受德国的分裂,以及使联邦德国依赖盟友。(《构建和平》,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图书简介:由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突然急速走到战争的边缘。在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接受欧洲现状的情况下,一场核大战的阴霾是如何出现的?美国是否曾想要回归孤立,将北约防务交给欧洲人自己负责?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特拉克滕伯格集20年之功,力求解答这一冷战谜团,并着力讨论其中的核心议题一一在冷战格局中,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通过聚焦战后欧洲解决方案的形成,他展开了这一图景的多重维度:从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柏林危机及古巴导弹危机,到美国的战略转变,再到美国不顾盟友异议,对苏达成妥协并主导欧洲问题的解决。由此,冷战在1963年进入新的篇章,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成为欧洲形势的根本基调。作者广泛利用冷战后解密的美国及欧洲多国档案,重塑了学界对冷战发展的认知维度。本书自问世以来备受赞誉,斩获乔治·路易斯·皮尔奖和保罗·伯兹奥尔奖两项美国历史学会大奖,现已成为冷战史和国际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马克·特拉克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横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学者。著有《国际史的技艺》《历史与战略》《构建和平》等。其中最后一本代表了他在冷战史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做出的重大突破。

译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守都,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现为南京理工大学讲师。徐菲,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现为南京审计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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