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女童保护2020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以线上连线和线下演播室的形式召开。

在谈到如何使性侵案件能及时曝光以便被有关机构及时掌握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提到以下几点：加强对未成年人预防性侵的教育、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鼓励社会服务人员走进社区，关怀居民及困境儿童需要、实施强制报告制度和黑名单制度。胡卫还称，今年参加两会，他预备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就当前儿童遭受性侵情况分析、如何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对策建议、强制报告人制度的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此次座谈会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为指导单位。

关于如何使性侵案件及时曝光的建议

具体来说，在如何使性侵案件能及时曝光以便有关机构及时掌握的问题上，人大代表胡卫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加强对未成年人预防性侵的教育。

“我们要让家长加强对他的子女进行预防性侵的教育、让预防性侵的教育进入学校和课堂、要让我们的未成年人知道什么是性侵行为、对性侵行为要坚持说‘不’，遇到性侵的时候他们要能够灵活机智的拒绝性侵，并且能及时报案，并且对报案的未成年人我们要有他们的保密制度，要保护未成年人他们的隐私权。”胡卫说道。

第二，要鼓励社会服务人员走进社区，对接村、居委会居民需要。“特别是要关怀我们的困境儿童，在跟困境儿童的交往交流中，一旦发现他们有被性侵的情况，就该及时报案。”胡卫强调。

第三，要实施强制报告制度。胡卫说，尽管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我国强制报告人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但是在实施强制报告人制度过程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方面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特别是对隐瞒未报、缓报情况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惩罚，对违法行为要加以控制。”

第四，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对一些曾经有过性侵犯罪的犯罪分子采取高科技办法进行监管，比如韩国在2008年他们曾经就在这些释放的性侵分子脚上安装电子脚环，一旦他们进入幼儿园 、学校等场所，他们的脚铐就会发出警报，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对他们加以制服。”胡卫说，“我们需要一个黑名单制度，凡是有性侵行为的犯罪分子，无论他们是否实施性侵成功，我们都要让他们终生不能从事青少年工作有关的职业，这就是黑名单制度。我想通过这样一系列办法，群防群治，让性侵罪犯无处遁形。”

强制报告人制度面临的困境

强制报告人制度是介入性侵儿童行为的重要环节，在保护儿童的过程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强制报告人制度的实施并不尽如人意。胡卫认为，它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首先，胡卫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有一个叫做父母侵权的概念。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有孩子的教育、培养、管理的责任。打孩子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哪怕是强制报告人的主体，往往也认同这种观念。另一方面，中国人往往有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身边即便发生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情况，往往也很难被发现。

其次，法律法规也没有很好的配套。“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当中，有很多指导性条款，但我们缺乏惩处。”胡卫说。

针对这些困境，胡卫提出，首先，要加强程序正义，对我们的法律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知晓、了解我们的强制报告人制度。

另外，胡卫提出，强制报告人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有对隐瞒、缓报情况的处置规定。“现在我们的强制报告人制度只是对强制报告人主体有规定，比如企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它们都有责任对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情况及时报告，但是我们对隐瞒、缓报的情况却缺乏处罚依据，因此造成损害我们该如何通过法律处置，这方面我们认为还应继续加以完善。”胡卫说。

最后，胡卫认为，报告人制度还应该有相应的设备条件配备。“我们现在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缺乏关照和心理指导，也缺乏专门的机构及人员。只有涉笔、人员条件配备齐全，强制报告人制度才能在保护青少年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胡卫说。

胡卫还称，这些年来他本人一直关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情况，加强对未成年人预防性侵的研究。前年他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时候，也专门就女童如何预防性侵的问题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今年他参加两会，也就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问题准备了一份提案。“这个提案包括一个就我们当前遭受性侵的情况的分析，关于我们该如何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我们也有一系列对策和建议。那么针对强制报告人制度，通过对中外强制报告人制度的比较分析，找出我们当前强制报告人制度执行过程当中存在的不足、困境的原因分析，同时对我们强制报告人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对策。希望我们的报告人制度能成为保护儿童的重要关键，在保护儿童过程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胡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