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教授

摘 要

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也影响到明代的修谱。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明代浙江族谱修纂较为流行，浙东山区聚族而居，修谱尤为突出；浙西水乡析居异财，修谱弱于浙东。明代浙江人修谱求真不诬祖、忽先者有之，修谱攀附作伪而牵连附合、填隙补空者亦有之。

阅 读 导 引

一、族谱修纂的思想

二、族谱的内容

三、族谱的体例

四、族谱的修纂

五、结语

明代是中国族谱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浙江的族谱修纂占有重要地位。学者已对明代浙江族谱学的重要人物、修谱现象、宗族治理个案以及金华、温州等区域的族谱修撰有所探讨，但是缺乏全面的论述。本文尝试利用明人文集中的谱序等资料，结合现存明代浙江族谱，就明代浙江族谱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不足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族谱修纂的思想

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主要有四方面的考量：一是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主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二是强调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三是受欧苏族谱学的影响；四是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

（一）“一本万殊”的知本观

北宋张载《西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后被概括为“民胞物与”。程颐认为：“《西铭》理一而分殊。”即天地间有一个理，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即每个事物中存在自己的一个理。

明代诸多士大夫从“一本万殊”的角度思考问题，明初儒者浙江绍兴余姚人赵撝谦（1351—1395）指出：

天下事物之理，皆一本而万殊者也，有大而旷漭，可循而知者；有小而浅近，不可得而知者。如天下之山千支万派，起伏散峙，若不可得而知者。苟求其所自，虽南北西东之异，支派贯达，要必宗于五岳。五岳之大，脉则总于昆仑也。此虽大而旷漭，由万殊而求一本，可循而致也。

这种“一本而万殊”如天下之山宗于五岳，五岳总于昆仑一般，而祖先之于子孙亦是同理，修族谱则是“万殊而求一本”。

潘希曾（1476—1532），字仲鲁，金华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也以树木之喻宗族，重视“一本而无二”。他说：

嗟乎！世之人孰不爱其身？惟目前之图而不重其本，轻其身者也。抑孰不爱其子孙？规规身后之利而无以维系其心，弃其子孙者也。枝干峥嵘，必植其根，而后千花万叶于焉以荣。天下未有本拨而末茂者，独木乎哉！是故祖父吾本也，兄弟其枝干，子孙其花叶也。吾父之视吾兄弟犹吾于子也；吾祖之视吾从兄弟，犹吾于孙也。自鼻祖至于耳孙，愈远愈分，而气脉所贯，固一本而无二。世之人惟不知本也，是以骨肉之亲至同途人，喜无庆而戚无吊也。平居不相得，而患难不相拯也。贵且陵贱也，贫且忮富也，将其身之不保而欲以及其子孙不可得也。家之有谱所以重本，始而维系乎族属，君子之善爱其身与其子孙，舍是无所用心矣。

修谱是重本始而维系族属的行为。

绍兴府余姚新河吕氏《家训·睦族》要求：

宗族之广，不能无亲疏长幼尊卑之分，自吾一身视之，则有亲疏，自祖宗而视之，则一体也。有曰：四海为家，万物吾一体，家视四海，体视万物，又安有彼此视宗人哉！惟理一分殊，故服有等杀，而情无亲疏，施有缓急，而恩无差等。幼必敬长，卑必承忠，喜必庆，忧必吊，未有漠然休戚不相关者也。今立祠堂以祀四祖，置祭田以供春秋，无非敦睦以劝孝友之意，子孙永遵，可弗替焉。

其睦族的指导思想即是“理一分殊”。

（二）谱系之法为先王宗法遗意

元末明初的士大夫多有从宗法论述修谱必要性的。郑真（约1383年前后在世），字千之，宁波鄞县人，自号荥阳外史。他认为，族谱可以立宗：“士大夫家敦睦之法，莫重于立宗，立宗莫先于叙谱。谱所以辨昭穆，明长幼，分远近也。……古者九宗五两之法既已废矣，有能叙其得姓之由，自源而流，由枝而叶，以永一家之传，岂非先王遗意哉？”将修谱作为立宗的措施。

方孝孺是明初著名学者。洪武三十一年（1398）惠帝即位，遵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任职翰林院，他继承并光大了其师宋濂有关宗族建设的思想。他认为：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国犹一族，一里犹一家，况其同姓之人乎？然犹恐其未至也，复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维持其心。是以上下亲睦，风俗和厚，历世长久，六七百年而不坏，岂非治之得其道故耶？

自井田隳废，人各顾其家，家各务其私，至于兄弟且相攘夺，况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见先王之遗意者，惟谱系之法可为耳。一乡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数十家，多者数百家，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同，至相悬也。苟无谱以列之，几何富者之不侵贫、贵者之不凌贱、强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谨书之于谱，取而阅之，曰：“是虽贱与吾同宗也，是虽贫与吾同祖也，是虽弱亦吾祖之子孙也。”默而思之，盖恍然悲而惕然惧矣。匪惟一乡一姓者为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岂惟郡邑之一姓者为然？一国之中其始徙必本于一人，人能思之，则虽相去千里，可合为一宗，视之如一家也，奚有争夺哉！

是法也，先王之遗意存焉，而废也久矣！亲亲之道息，而风俗浸衰，一乡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况郡国乎？郡国之不可知而合者，势远而无征也。势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谱者，惟同乡者尔。尚古之士间能为之，则又往往循私而失实，或谬制字名加于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贵显之人加诸其谱之首，而弃其所出之祖者众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

在方孝孺看来，大宗小宗之法协助井田之法维系“先王之世”，自井田隳废社会失序，惟谱系之法可见先王之遗意。修谱可改善贫富、贵贱、强弱关系，促进一乡一姓、同邑同郡乃至一国的社会和谐，人之“思其本”可以促进“亲亲之道”，改变风俗。可惜的是，一些修谱者“循私而失实”，有失古意。方孝孺还自称“有志于先王善俗致治之道”，故看到《楼氏宗谱》编纂者“独自十世祖以下书之，凡生仕卒葬之详，苟有闻者无不备载，阙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是“有识而合于古者”，正合其志向。

（三）欧苏谱以及宋儒的影响

北宋欧阳修、苏洵的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在明代影响很大，很多明人修谱都要参考欧苏谱。如潘希曾说：“宋儒欧阳氏、苏氏慨然有感乎此，乃考古大小宗之意，修立谱法，其见远矣。由宋以迄于今，士夫家多遵用其法。”绍兴府余姚人吕本说：“虽然谱废亦久矣，至欧、苏二公而始重。六一谓谱之传在得其人，老泉谓贤者之不尽传，由谱不立之过。”强调欧阳修、苏洵对于族谱传承的人物的重视。

修谱者在欧、苏谱之间，也会有所选择。有的对欧谱情有独钟，浙江慈溪人乌斯道指出：“明之卿相家，甲第相望，皆以儒业显，必有谱牒贻厥后……谱牒之存否，实系子孙之存否。子孙之存否，又在乎子孙之贤否也。余方以此为叹，郡之胡公鼎氏效欧阳公家谱法，缉宗谱……余尝宦游庐陵，知欧阳之家不能不替，其子孙不能皆贤，第其声名事业为世所重，其所缉之谱又可法，故传世久而不坠。”他以胡氏宗族为例，说明修谱对于宗族存续的重要性。胡氏谱就是参考欧谱编辑而成，恰好乌氏游历过欧阳修的家乡，据他的观察，欧阳修的宗族在明代有所衰落，但是名声很大，且其族谱传之久远。

有的族谱依据苏氏谱例。杭州的钱塘柴氏家谱，“直效苏文安公不祖刺史味道，而惟以详其所可详，亲其所可亲者收之。”淳安许氏“后谱仿苏氏例，于所亲则图系于前，谱列于前称府君行第，尊所自出也。生没娶葬毕书，详所自出也”。潘希曾有感于苏谱兴孝之说，“苏氏之作族谱也，尝曰：‘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则斯谱之作不徒然矣。”

浙人修谱的思想，还受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影响。如潘希曾说：“横渠张氏亦曰：‘宗法既立，于朝廷大有所益。’或问之，曰：‘士大夫各知其祖，忠义岂有不立，朝廷岂无所益。’呜呼！此先儒立谱之深意也。”张载立谱以维持朝廷统治秩序的想法得到体现。嘉兴海盐人陈廷器重辑族谱，向同邑张宁索序，张宁答曰：“先正云：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化，须是明谱系使人不忘本，立宗法使人自知来处。子能行古之道，余何辞？”将为族谱作序视作关乎“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化”的崇高行为而乐意从事。

明人在修谱实践中有所创新。台州太平（今温岭）人谢铎为家乡黄氏族谱作序，说黄某人“复取欧苏之法因旧谱而增修焉。曰大宗图，则因其所为宗绪图者而修之；曰小宗图，则因其所谓六世图者而修之；曰谱传，则因其所谓世事录者而修之。而复益以坟墓志，居徙考，婚姻世考，则又欧苏之所未备者也。於乎！其为法亦详矣”。黄氏族谱内容比欧苏谱要完善。

（四）修谱犹如修史的认知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绍兴府山阴人，师事王守仁，为王门浙中派创始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后谢病归，来往各地讲学40余年。王畿从春秋大义论述家谱借鉴国史，还引入心学解释修谱。万历五年（1577），他赴宣歙论学，应太平县杜氏之请，为之作序，阐发了他对谱学的看法：

夫有国史有家乘，乘者史之流也。按凡例修国史者必知《春秋》之义，然后可以明王道而正国体，修家乘者亦当知《春秋》之义，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可谓得其意矣。予谓欲明《春秋》之义，莫先于辨是非，究明一体之学。良知者是非之公，自圣以至于途人，皆所同具，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良知者天地之灵气，原与万物同体，手足痿痹，则为不仁，灵气有所不贯也。有人于此以县寓为家，以昊天为祖，以四海为兄弟，以万物芸芸为同体，谁曰不可，故同之则楚越一家，以其心之同也，异之则肝胆易处，以其心之异也。今夫聚族而居，父子伯叔兄弟咸在，出入则同，吉凶庆吊则同，序，事则同堂，会食则同席，由是而及其所自始，一体相授，俨然如将见之，以其谱之存也。古者敦睦以合族，君子难之。夫合族之难，非合之难也，以身范族之难也。非身范之难也，能以族范身之难也。故勇可以夺三军，而不可以加一族，力可以抗万乘，而不可以藐周亲，顾躬行何如耳。子也，既明一体之义，以身为范，不患出之无本，一人倡之，众皆从而和之，使伯叔兄弟共明一体之学，以其所范，概于子之身一体相承，绳绳不绝，人伦将自此而可明，风俗将自此而可正，合并为公，以实行将之，不徒科条粉饰之具，始足称为善俗耳，予故乐而道之。

欲认识春秋大义，需要究明一体之学，合族需要有人以身范族，从而一体相承，明人伦而正风俗。

有人在家谱与国史之间加上了方志。如宁波慈溪人郑满认为：“谱之作尚矣！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有谱一也。”

二、族谱的内容

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荡，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以台州府为例，黄岩的吏部员外郎陶汉生修谱，“列图于前，系谱于后，以明世次，名曰陶阳图谱。”这个图谱由图与谱构成。童氏有家谱一编，“图以系世，录以著行。”图和录组成家谱。宁海葛氏“辑其支派分别、名字年寿、卒葬之详为书”。仙居陈氏在旧谱基础上新纂：

其家旧藏世系图，为三纸，其一纸始自始祖至于六世；其次纸始于六世独列十二解元、十二朝奉、十三解元、十六郎四人，余若干人皆不列，而表为近派；又其次纸始列十二朝奉，次及特进，而表为本派。盖作此图者，特详于其所自出，固无足怪也。但其所谓近派者，于六世七世之间失著支系，是以于世代莫知所属。故今谱于六世之下，惟十二朝奉特著特进一人，而余皆缺所生不著，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盖其慎也。

这个洪武二十七年（1394）所序的图谱原来只有“三纸”，续修的内容也不会太多。

一些文献被收入族谱。嘉兴府海盐人张宁为同邑陈氏族谱作序，谈到陈氏分为东西两派，“六世派各空其左方，以俟修续。次之以铭志，终之以名儒送赠诗文焉。”收录了墓志、诗文。

也有内容丰富的族谱。温州瑞安锺氏族谱有谱例、系图、世谱、家规、家仪、诰敕、碑志七项，“首之谱例，明作谱之法也，次之系图，著承传之序也。又次之世谱，纪行实之详也。亢宗鸠族，必有规范，故家规次之。禔身正家，必有仪榘，故家仪次之。附以列圣之诰敕，昭天宠也。继以名贤之碑志，表卓行也。其立例严，其考据精，真得古人作谱之良法矣。”值得注意的是，该谱有谱例，给人以规范的印象，而设有“家规、家仪”表明重视家族规训。又如黄岩谢氏，“旧谱称典农中郎将缵，盖自缵至仆射伷若干世，为一图。自伷子经略使鞅徙居黄岩者，又若干世，为一图。世乱阙逸，多不可考。其后或妄加补缉，遂成完书，虽其子孙亦莫之知也。成化庚寅，温岭郭端朝氏修于翁山之塾，以会稽派远，始削其图，而鞅以下犹因其旧。知宝庆府愚得先生世修尝侍其季父梅坡翁性玉，获闻同异之实。辛卯之岁，乃取旧谱，参用欧苏家法，阙疑去伪，揭鞅为始迁之祖，断自滦为一世，世经而支纬之。既又与其从子太史君鸣治推义广例，为名录，为谱传，为宗范，为居址世考，为祠墓志。又系以累朝诰敕及士大夫所著述者，类为若干卷。篇有序，序有义，可谓无遗法耳矣。”该谱不断编纂，删去远派，新谱有名录、谱传、宗范、居址世考、祠墓志以及诰敕与文献，而“黄岩之黄氏，自昭武镇都监绪兄弟为三族，惟都监所居洞黄族有谱。至十四世孙松坞处士公尚修之，其子职方主事彦俊又修之。其孙文选郎中世显又增义益例，考其居址、坟墓、婚姻甚备，附以诰敕诗文，征诸大夫士为序跋，合若干卷”。也是多次编修，有世系，有文献。可见这些浙江大族重视对族人的规训。

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杨廉（1452—1525）所作台州《天台卢氏家乘序》，“其谱之为类，有本支图焉，有恩命录焉，有什一纪焉，有先茔志焉，有文献考焉，有祀典焉，有家训集焉，所载可谓详矣。”内容分为七项。

以上是依据谱序等资料的介绍所知族谱的内容，下面考察存世明代浙江族谱的内容。笔者经眼过四部明代浙江族谱，其中绍兴府、严州府各两部。

绍兴府两部明谱均是余姚的，都修于万历年间。《余姚江南徐氏宗谱》，明徐师道纂修，上海图书馆藏明稿本。该谱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卷，是一部包含两支派的“宗谱”，有序跋、赞引、凡例、诰敕、先祖事迹、瓜瓞图、宗谱传、像赞、传记、诗歌、记文、墓志、族规、家训等，内容丰富。修复族谱，意在加强宗族的凝聚力，维持族内秩序。

《余姚新河吕氏家乘》，国家图书馆藏，12卷附录1卷，现残存卷4—9、12，计7卷。具体内容，卷4、5、6、7分别为世考一、二、三、四，卷8、9分别为《文献一·史传记载》《文献二·诔·墓志铭·行状·传·赞》，卷12为《文献五》，也就意味着卷10—11是《文献》三至四。卷12《文献五》中收录了行第诗、家训、文移。附录则有《大明集礼纂要》，含冠礼、昏礼、丧礼（附本宗五服之图等）、祭礼（附“祠堂图”“正寝陈设序立之图”）。该谱显示出“家乘”的特色，注重收录文献，附录《大明集礼纂要》强调宗族的礼仪建设。

严州府的两部族谱都是遂安县的，也均修于万历年间。明人张邦聘纂修《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一卷，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活字印本。该谱首载明永乐（二篇）、宣德（三篇）、成化、弘治年间时人所撰序言七篇；接着详载张邦重、张世卿同述的《纯峰张氏家训》十七则（内含附录一则）；还有张邦重、毛一公、凌大震三人所作的《路口八景诗》二十四首及贺寿诗三首；文末附有张邦聘、凌大震和余学文所撰《跋》三篇。引人注目的是该谱不载世系图。其《家训》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以治家维护社会秩序，忠于国家，显示出家国一体的特色。

洪汝仲等纂修《遂安洪氏家谱》，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该谱载序、源流、凡例、祖姓、迁徙图、分派图、列传、寿序、宗约、祭仪等。该谱的宗约、祭仪详尽，给人以强烈印象，反映了万历时期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

上述四部现存明代浙江族谱的名称是宗谱、家乘、家谱，依据本文前面论述所引文献来看，明代浙江宗族谱系之书的名称有族谱、家谱、宗谱、图谱、世谱、家乘，这些名称基本呈现了当时的一般用法。此外还有其他名称，如“世谱”，崇德赵氏据说出自宋太宗之系，修《崇德赵氏世谱》。有《东嘉王氏世录》，莫如忠称：“东嘉王氏之为家录、世录也，亦犹国史之遗焉。夫曰世录，录其世系者，凡详于记事，则左史法也。曰家录，录其家藏者，凡详于记言，则右史法也。”此“世录”录其世系，详于记事，以别于录其家藏、详于记言的“家录”。

三、族谱的体例

明代是族谱体例完善的时期，突出表现在族谱体例的扩展，谱例借鉴史、志体例，会通谱、统宗谱的出现，族谱的政治化倾向四个方面。这里从其他侧面论述明代族谱体例问题。

修纂族谱，有一定的叙述法则，称之为书法，或曰书例。方孝孺重视族谱纂修，自家族谱纂修有十条例：

一序得姓之根源，二记族数之远近，三明爵禄之高卑，四序官阶之大小，五标坟墓之所在，六述妻妾之外氏，七载适女之出处，八彰忠孝之进士，九扬道德之遁逸，十表节义之乡闾。

这个条例就性质而言，比较重视道德规范的彰显。其中记载妻妾之外氏、适女之出处、彰忠孝之进士、扬道德之遁逸、表节义之乡闾，带有明显的表彰忠孝节义的成分。

潘希曾所制定的《谱例》有谱图以及传等：

姓氏之所从来远矣，时代变迁，其上世多不可知。吾所可知之世，吾尊以为始祖，可也。谱图界上下旁行，上自高祖，下止玄孙，为五世。玄孙再提为九世，又再提为十三世，以至于无穷。图后略疏名字、事迹为传，各以其世列焉。异姓冒嗣者不得书，同姓而失其宗派者不得通谱。凡嫡长子继始祖者，族人世宗之，所谓大宗也。继祢者，兄弟宗之。继祖者，同堂兄弟宗之。继曾祖者，再从兄弟宗之。继高祖者，三从兄弟宗之。所谓小宗也。大宗百世不迁者也，小宗五世则迁者也。世远族众，其势必分，续图谱者各自其所亲之为玄孙者提焉，以下系其子孙，亦小宗意也。而皆以吾谱冠焉，则大宗可互见也。谱掌于宗子，支子各藏其副，每岁必会族以读之，生子长孙增书之，是为谱之例云。

图谱五世一提，各支为图，前置大宗图。最后是藏谱、读谱规定。卓发之（1587—1638），字左车，号莲旬，杭州仁和人，其族谱包括谱图、家传、大传、外传、后录。费宏介绍温州永康《芝英应氏家谱》前为图、传计六卷，附录为墓图、家训、时文凡三卷，称赞该谱记载甚备，义例甚严，“盖图以派分，则宗之大小不至于混而无别；传以齿列，则族之少长不至于紊而无序；墓以图识，则虽祖之迁殁不至于樵牧弗禁，如后山之所虑也。”台州府《天台童氏族谱》其例有五：“一曰图谱，合族为一图，迄五世又分为宗图，各疏其行业显晦；其次曰内外谱，凡姻戚之家事迹显著者亦附见之；又其次曰事谱，载先世事迹善行可为后世法者；又其次曰文谱，则自唐以来奉敕修谱、表状及先世遗文；又其次曰墓谱，凡先世之丘墓皆具载焉。”

两部现存明代族谱内含“凡例”，先看严州府淳安县的《遂安洪氏家谱》：

一曰谱义。夫谱者普也，溥博而无遗也，审本源，别支派，叙昭穆，辨同异，明嗣续，芟繁黜伪，传信阙疑，务在明实，使观者知世数，虽疏而皆本诸祖宗之一体，感动联属，蔼然有仁让之风，此作谱之本意也。若夫冒祖以自诬，饰赝以夸俗，吾则无取焉。

二曰书法。谱体多仿欧苏，以世次为提首，今谱图于父下明列其子，下必本其父，断以一世、六世、十一、十六世，为提首，连续无间，百世可知矣。宗人世次项下，讳行字号生娶卒葬及出身履历，皆例书之，上下旁行分注事实，书世次，书派名，书迁居，盖所以重一本也。其迁居之下，即以始迁之人为一世，总其世次，尤当以分注下见之子，不可以拟一律论也。

三曰传信。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无善而称之，是诬之也。今之人祖考初无可纪，偶因繁富气势，假托通显，伪为状志表传，附之谱牒，适以诬之，非所以荣之也。若祖考生平实有贤行，当时失于表著者，追而为之，无乖实录。

四曰阙疑。史迁作《史记》，自陶唐以后世守天官，然亦不能致审于洪荒之世，汉太皇上不得其名，则阙之，所谓史阙文也。谱，家史也。有名则书名，而以字行注之。不得其名，则但以行第书之，不得其行，则书失讳，先后并列于上，而下无所承者，则书失续字讳生娶卒葬，远不可稽者，姑阙之，妄有增益，是自欺也。欺世吾弗为之矣。

五曰谨严。夫亲不容于伪，是吾宗者虽贫贱不弃，非吾宗者虽富贵不攀，图所载者，行以叙齿，事以纪实，葬以稽藏，娶以明配，子以著代，女以重婚，均书之也。继妻必书，为嗣亲也。妾子必书，重继体也。若夫子孙自底弗类者不书，以其自绝于祖祢也。女再醮者不书，妇出于其夫，或夫亡者再改适者不书，以其失妇道也。再娶无子者不书，异姓随母者不书，以其非吾宗也。

六曰嗣续。夫无嗣应取本宗昭穆之子为后者，则注名于本生父下，以见所出之同，刊图于所后父下，以明世嗣之义，其异姓来继者不书，有妻无后者书无传，未冠而卒后书早世，以释老比无后例。

七曰嫁婚。夫婚姻之家族尊者书其地，否则例书氏，所出有显者书其父之名，若有节义德行之实，有关内教，则书名以注小传以彰之，女归有显者，则书其婿之名，再嫁及犯名分者不书。

八曰纪载。谱之后必有附录，先状志、铭表、碑传，次序记、题跋、诗歌，有关谱者，悉皆录之，以见吾祖考之所交游者，皆有道之士也，外此，不得以概入。

九曰宗约。盖宗者吾身之所自出，实国与天下之本也。使无礼以约之，则生齿日繁，卜筑日广，犹惧涣焉而无统纪也。即乃抚接见颁乡约、宗礼，参以家规，而名之曰宗约。上以宣扬圣谕，下以唤醒人心，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乎礼义之俗，而无忝于厥祖焉。否则有不醒焉者，必非贤子弟矣，约中叱之、罚之。

十曰宗仪。宗嗣之祭，有岁定于秋冬，秋则孟月望日以荐新，冬则季月二十四日以谢岁，如清明佳节，各以坟墓拜扫，其盥献之礼，详见祠堂节仪。然主祭者必先严己之精神，率卑幼起敬起孝，以昭祖考如在之诚，如有惰慢不恭，及一切失容之事，许约正副议罚，以警其余。

该凡例10条，包括谱义、书法、传信、阙疑、谨严、嗣续、嫁婚、纪载、宗约、宗仪，从中可见对于修谱十分讲究，具有知本推仁的修谱理念，反对“冒祖以自诬，饰赝以夸俗”，追求实录，反对增益阙文，出于强调贞节与孝道，对于再醮、僧道予以抑制，附录所载文献丰富，宗约与宗仪反映出该族乡约化，选举约正副，使宗族组织化。

再看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族谱凡例》，共计24条，详尽规定了谱例，其依据史书体例以及欧苏谱例，第1条录诰敕，第2条叙世原，第3—11条围绕系谱之图表所定，多依欧谱，第12—16条为书例，第17条为谱中人的名称问题，第18条是像赞之例，第19条是宗谱所录文献之例，第20条是族人事迹采择规定，第21条是女性事迹的记载问题，第22条为族规家训，第23条是序跋收录规定，第24条是入谱年龄不限的主张。

四、族谱的修纂

明代族谱修纂盛行于南方地区，在浙江也相当流行。族谱修纂依据宗族墓记等文献，世系分合是修谱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族谱修纂存在着求真与作伪现象，同时重视对族谱的保管。

（一）族谱流行的地区

多有明朝人认为自古以来北方战争多于南方，故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宗族与族谱保留较多。山东人于慎行指出北方经历的战事，并与南方相比较：

自汉魏以后，晋有羌胡之扰，唐有两河藩镇与五季之乱，宋有金元割裂之虞，大江以北无虑二千余年连州跨域，鞠为荆棘戎马之场，一二遗黎，出没兵燹，仳离流散，往往存一线之息，而保其族姓，故虽大国大邑，亦鲜百室之聚，何言谱牒！吴楚闽越之间，被兵则后而缓，即不无散失，易于生聚，故百里之域，必有望族，或不下千万余指，而有贵且贤者出焉，因得捃摭网罗以为谱牒，岂非所谓足则能征者与！

战事对北方的破坏重于南方，吴楚闽越所在的南方存谱盛于北方。罗洪先也指出，战争是造成谱牒修纂在北方衰落而在南方兴起的原因：

江北古来战争地，滁和以东，五代至国初，尤当兵冲，蹂践抄掠，莫计启辟。夫土无宁宇，人无强宗，转徙靡常，见闻弗逮，厚本敦爱，感无缘生。士人非甚好古，视谱咸若赘余，其势固然也。惟江以南，中原限绝，祸非难首，定自传檄，间入割据，败不旋踵，宋元遗构，僻隐宛存。故谱牒莫盛于江南，而附援亦惟江南为甚。

南宋元明江南谱牒兴盛。史学家王世贞也说：

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委敌，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闽广之间，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出而当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

五代以后，北方士大夫移民到吴越、闽广一带，有这些“贵姓者”在，自然修谱也“不在北而在南”。

浙江人陈鹏为徽州休宁金氏族谱作序说：“吾浙久不续谱，惟徽独重之。沿乡接境，款延学士，无论岁月，盖徽多大姓，而源流甚远，故子孙日见蕃蔓，分处于各邑异郡者，非旦夕可考也。不由谱录，孰通信义，如此岂得不萃精于是哉！”认为徽州多大姓，重视修谱，而浙江不可比拟。徽州休宁人程嘉燧也指出：“自唐衰谱牒沦废，士大夫不讲久矣。今新安、豫章山谷间故家遗俗，其载籍犹有存者，吴越废著，迁徙不常，虽公卿巨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将江浙人迁徙不常，不知所自出作为谱废的原因。

浙江的修谱其实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嘉兴秀水人陈懿典论述谱牒时有专门探讨，他说：“夫古宗法诚未易复，有谱牒则宗法可渐复者。今两浙之中，浙以西杭会嘉湖之区，风俗凋敝，鲜世家巨族，为谱牒之倡纵有一二，亦落落如晨星，其析产异居、单孑孤姓者比比也，其法在谱牒之未具。浙以东江左王谢之家声犹在，往往聚族为居，赤城古括天姥之区，衣冠淳庞，有先进之风，大都俗推一人以为长，其谱牒已具，特宗法之未尽举耳。斯二者所为风气异也，诚能体大禹之心，遵成周之纪，用司马之法，宗欧苏之旧，浙西则先倡以谱牒而后率以家法，浙东因其既具之谱牒，而令以宗法行之，直易易耳。惟司世教者留意焉。”认为浙西鲜世家大族，多析产异居，修谱较少；浙东旧族犹在，族长、谱牒已具，建议浙西修谱行家法，浙东以宗法行之。

绍兴会稽人陶望龄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浙东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础碑碣往往有唐宋间物，其人重本难徙，贵族望，谨姻连，家庙鲜饬，系牒明备；其长老率能抗举宗法，以训定其子弟，有先王遗风。而时复有贤者生其间，为讲求废坠，弥纶不逮，以为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坏。至渡江而西，通都泽国，冠绅之里或不能名其祢祖以上，父子兄弟傧介而后见，族属弃远，转徙如脱。盖声利之相薄，风会之相靡，每敝于奢丽之乡，而犹幸存于庞固俭朴之地，其势然也。”陶望龄强调的是基于浙西水乡与浙东山区生态的不同，造成两地族居及修谱情形的相异。

（二）修谱的依据

明人修谱，往往依据前代遗留的各类文献。明初金华义乌人王祎为《龙泉章氏族谱》作序，说道：

《龙泉章氏族谱》四篇，二十一世孙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谱自溢始。前乎此，非无谱也。盖其族盛于建之浦城，而分于处之龙泉。其居温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于浦城，与龙泉为同祖。四族子孙，硕大繁衍，在故宋时，每间岁或数年辄为会，会则各出谱牒，互考而续书之，曰《庆系图》。则其族各有谱旧矣。龙泉之谱，尤称详备，然皆荐经兵燹，亡轶弗存。溢为是惧，乃因本房小谱及历代坟记之仅存者，复旁搜远采，裒集而次第之，著为是书。本支原派，秩然有序。于是章氏号为东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诬，则其族之有谱，虽谓始于溢可也。

该谱是学者章溢所著，其族在宋代就有谱牒《庆系图》，可惜因兵燹遗失。章溢修谱依据的是遗存的“本房小谱及历代坟记”。王祎还说金华俞氏修谱也参考了宗族的坟墓资料：“十四世孙庆，惧愈久且益坠，博考精求，画为谱图，并裒汇墓记遗文及他杂述，总为十卷，书成题曰《俞氏家乘》。”

浙江盛行佛教，佛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考。仁和人沈谦撰《安隐寺志》十卷，其中有该寺法师之笔，所写传记识大，法系追始，既详且晰。沈谦与法师开玩笑说，安隐寺得您而传，杜氏得您而不传。指法师俗姓杜，因其出家而少了传宗接代之人。法师领悟此语，于是“遍叩宗老乡耆，征其支流行迹，又稽二氏冥荐之籍，生年卒日咸备录之，自其祖勤乐公，迄犹子珮玉，为世八，为传一，自正室小妇迄女子为外传三，虽不知所从来，时远不可稽，中衰不可述，法师意在传信，弗敢溢美，实有谨言之意焉”。法师修成的这部《杜氏族谱》，依据的是宗老乡耆的口述，特别是搜集了佛道“冥荐之籍”，得以备录先人生年卒日。

有的宗族比较幸运，有旧谱可以参考，进行续作。如朱右为浙江绍兴杜氏族谱作序，说：“予始居越之上虞，祁公之十一世孙肃修其世谱，补其缺略，序历官爵谥，旁考国史传志，缮写成帙。自岐国以前，则太子宾客信所修者。信，岐国之长兄也。祁公以下九世，则肃之高曾所遗旧谱也。有元更化以来，世殊事迁，或弗能袭而益之，则肃为之补也。”该谱既有旧谱，又参考了“国史传志”。

（三）世系分合问题

世系问题，包括始祖或始迁祖以来的世代传承、祖先以来分衍支派的通谱合族等，我们以温州平阳林氏为例，略作考察。据说该族五季时自长溪赤岸来居四溪。宋中叶，自四溪析居岭门。明初岭门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谱图请苏平仲作序。据敬伯说：“惟我林氏，自周博陵公历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余年，其名字世次，皆于此见焉。……今吾世谱顾详于远而难稽者，略于近而易考者，……由唐而上，全而有征，由唐而下，不全而无征故也。吾于其有征者既不敢忽而不录，于其无征者亦不敢旁求曲证，故以旧谱置于前，而断自所可知者，为岭门谱系附于后。盖林氏之在平阳也，皆祖福唐尉。后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岭门。又五世，支为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虽穷，亲虽尽，而同所自出也。”该谱包括新谱与旧谱，旧谱为自周至唐的平阳林氏世代，新谱记载宋以后的岭门谱系，传五世分支四房。

（四）修谱的求真与作伪

修谱是尊祖敬宗的大事，许多纂修者求真纪实。明初浙江平阳林氏修谱，作序者苏伯衡说：“君子重乎谱者，非以夸门地也，所以慎同异，别亲疏也。故无所据而强加之，是谓诬其祖；可据而反遗之，是谓忽其先。诬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为不妄援于己远，不轻弃于己疏，真知孝之道哉。”强调修谱不得诬祖、忽先，否则是不孝。平阳林氏修谱态度谨严。

夏鍭(1455—1537)，台州天台人,字德树,号赤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他说：“近时人家立谱，多取名人显宦为宗祖，而以己之宗祖为他人子孙，冒昧可笑，此谱之不时修之故也。吾邑妙山陈氏之谱，尝一再修于元延祐国朝永乐间，嗣兹累累修葺，皆不妄攀附，可以观家风矣。”探讨修谱攀附的情形。

关于修谱，严州府桐庐县人姚夔认为：“近世士大夫家鲜知讲及于此，间有及者，或牵连附合，如剪桃接柳，气味不相入，或填隙补空，如断港绝潢，脉络不相贯也。”将牵连附合、填隙补空视为两大谱弊。除了世系、图谱外，作伪还表现在传记方面。《遂安洪氏家谱》所载“凡例”谓：“今之人祖考初无可纪，偶因繁富气势，假托通显，伪为状志表传，附之谱牒，适以诬之，非所以荣之也。”

江南重视谱牒，但附援名宗问题严重。福建邵武人谢兆申有具体事例为证：“淳安汪氏之谱则有异，溯其身而上至鲁公之族，且七十余世矣，而讳字卒葬历然如日注，则其详也，殆不胜伪，呜呼！伪详则诬，若祖诬则背本矣。”认为淳安汪氏谱始祖为周朝分封的鲁公，历世七十余代，而名字卒葬像日历一样清晰，属于伪详。

（五）族谱的保存

族谱修好之后，有发放与保存的制度。绍兴余姚陈氏《增辑宗谱凡例》规定：“宗谱梓行，每堂长给予一本收藏之，不得假借损失，及与人抄录，自弃宗乱族，其或有之，宗长痛责摒绝之，别立堂长，所以重源本也。”该族由堂长收藏宗谱。

遂安洪氏《宗约》要求：“谱牒修完俱朱亲笔纪录。各宜珍藏，置箱封锁，岁时家长检点，毋许损坏疏失，如有任情借看及不肖盗卖者，以不肖论罪，各房不多给者，正以谨防此弊也，族众子孙，各宜慎之儆之。”族谱不仅置箱封锁、岁时检点，还控制颁给各房的数量，防止盗卖。

五、结 语

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受到宋儒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主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他们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都会影响到修谱。

明代浙江族谱的编撰有较大发展，内容渐趋丰富。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明代的族谱体例完善，现存的淳安县《遂安洪氏家谱》、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族谱》的凡例，均是很好的例证。

明代浙江族谱的普及程度虽不及徽州、江西，但仍较其他地区流行。浙江宗族的聚集与修谱具有两浙的差别，浙西鲜世家大族，析产异居普遍，少有修谱；浙东聚族而居，旧族传统尚存，已具谱牒。两浙生态也有所不同，浙西水乡与浙东山区生态，均影响到族居与修谱。

明代浙江修谱往往依据宗族的坟墓资料，佛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考，还有参考旧谱与“国史传志”的。修谱需要处理世系分合问题。强调修谱不得诬祖、忽先者有之，修谱攀附而牵连附合、填隙补空者亦有之。族谱的保存受到重视，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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