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7日，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本次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梁振英、尚福林、殷勇、李扬、宋志平等多位政商学界嘉宾出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表示，研究显示深圳市场化程度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在深圳，“有问题找市长”和“有问题找市场”有本质上的差异。

唐杰指出，大多数深圳企业可能不知道市政府，区政府所在，甚至不知道街道办事处在哪里，但大多数企业知道税务局，法院的所在地。

唐杰认为，在市场化发育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具有着真正的权利，不必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动作，市场化就形成了。

以下为唐杰演讲全文：

深圳问题有代表性，标志性，更重要的是示范性。深圳建立特区四十年来持续高速度发展。最近五年，深圳开始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并由高速度、高要素投入向高质量、创新性发展转变。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全球创新城市的前列。这样一个过程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是否具有示范性，是否有可复制的经验价值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深圳问题不孤立、不唯一，但较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如深圳一般在四十年间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创新中心的过渡。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城市的代表。深圳经验是否可以总结并运用于其他城市呢？这一问题随着我们进入“十四五”规划，大踏步迈向一个创新性国家，力图引领创新，变得特别值得关注。习主席在深圳四十年大会上讲到了深圳的发展，其中有几点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点就是深圳的高速增长。1980年，深圳的经济总量为2.7亿。到了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则达到了2.7万亿。1980年深圳的全口径税收为三四千万，到了2019年则超过了9000亿。1980年深圳人均GDP只有200美元，目前已经稳定地达到了三万美元的水平。1980年深圳开放时，深圳经济总量只有香港的千分之二，2017年超越香港，现在基本一直领先香港。反观人均GDP，深圳当年人均GDP只有 200美元的时候，香港人均GDP就已经超过4000美元了。到目前为止深圳的人均GDP已经为香港的三分之二。虽然仍有差距，但差距已在迅速缩小。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十分值得关注。

在深圳四十周年总结中，有两条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深圳在全国有一千多项领先改革；第二，深圳的经验被描述或者总结为三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如何理解这一过程，是研究和总结深圳经验的一个钥匙。

移民化是深圳发展的一大特点。深圳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普遍将深圳归为一个移民城市。假如我们说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那么前面可能还有一个移民化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高速增长和移民有关，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五亿人离开农村、离开家乡，走向全国的过程。移民主要从三方面带来创新：其一，移民带来多元文化的聚集。如果没有多元化，我们只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多元文化下我们可以从多角度看问题，也就有多个机会、多条道路。其二，移民带来创新精神。移民本身就是有一种不满足于传统城市的精神。但是否所有移民城市都能够增长呢？全国移民浪潮带动了我们四十年高速增长，为什么深圳能够尤为突出？

研究显示深圳市场化程度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在深圳，“有问题找市长”和“有问题找市场”有本质上的差异。大多数深圳企业可能不知道市政府，区政府所在，甚至不知道街道办事处在哪里，但大多数企业知道税务局，法院的所在地。在市场化发育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具有着真正的权利，不必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动作，市场化就形成了。

第二点是中央对深圳法制化的强调。1992年中央给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从此深圳可以利用立法手段来解决经济活动的规范性问题。改革是创新，是对传统制度的突破，但是如果创新以后我们不能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我们可能既失去了原有制度的规范，也未能建立起一个新规范。深圳在中央给予了立法权之后便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部创新和经济管理活动的立法体系，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四百部立法，这样的立法覆盖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详细来看立法和深圳发展的关系：深圳的城市特色在于基本上没有国家部署的大项目。深圳的经济主体由中小微企业构成，最具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四大，华为、中兴、平安、招商。“平安起家两张桌子，华为起家七八个人”，现在两家企业都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巨型公司。深圳具有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形成跟深圳从政府规章到人大立法，确定中小企业扶植法律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部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中小企业经济活动和支持政策的方方面面。法律还在不断地修订当中，政府依法支持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中小企业竞争。政府能够依法做到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支出、推动创新发展的研究开发支出能够进入中小企业，这是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是深圳的国际化。深圳国际化的过程是由低到高走出来的。深圳最早的国际化是做“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当年被称为血汗工厂，基本上是标准规范的动作在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完全重复，把人变成一个机器。我们很多人说“三来一补”很低端，但是“三来一补”教给了深圳如何利用劳动力密集优势，把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者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工人，变成一个现代有纪律的工厂组织，变成了一个现代大工业的一个运转方式。农村人因此而成为城市人。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的过程。“三来一补”对深圳更大的影响在于使其以合同方式挤入了全球分工体系。深圳 “三来一补”企业发现如果合同的的质量都达到了，产品也达到了，但送货到码头上晚了十分钟，班轮开走了，合同就废了，甚至要赔款。在这种影响下深圳企业养成了“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习惯。合同就变成深圳人、深圳企业最为珍惜的东西。如何把一个合同定得更加详细、更加准确、更加规范，就成了深圳四十年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深圳能够转型升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VC、PE在深圳的崛起。到目前为止，深圳也是全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深圳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VC、PE的总部所在。VC、PE能够成长，一个核心基础在于合同，在于法律意识，这是深圳能够走出来变成一个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因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深圳的VC、PE现在可以到全球去评估技术、买技术、参股技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对手或者它面临的竞争者是全球高水平的。深圳的两大公司，华为、中兴都是首先进入全球市场，然后又回到国内的，所以深圳企业是在一个最高水平上和国际高端竞争者竞争中走出来的。

最后一点就是有为政府的作用。深圳政府面对一个极其发达的市场，从来不会干预企业行为，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深圳政府干预企业行为、干预企业而成功的例子。深圳做得更多的是要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保持竞争者之间的公平。在这样一个竞争者公平的市场，深圳以更多的科研支出、政府公共支出、教育支出创造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几次重大的产业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对于关键的、高速增长产业的支持构成了新一轮发展的关键。2000年前后深圳大转型，形成了华为、中兴、比亚迪，形成了招商、平安等新企业的崛起，在这个崛起下，华为没有接受政府直接资助，平安也没有得到多少政府资助。深圳做到的是对一个巨大的潜在增长企业面临的难题，提供法律援助。所以有为的政府不在于直接选择企业竞争优胜者，企业竞争优胜者是在市场上形成的，政府的选择在于支持一个新兴的行业，为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奠定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基础，以及解决它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也就是中小微企业如何引进人，如何吸引人，如何能够做研发，如何能够通过研发能力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创新成果的增加，带动企业的竞争力的增长。这样的企业才会从深圳走向全国，从深圳走向世界，未来按照中央这样一个总结，实际上就是深圳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条件下的一个有为政府，应该是深圳在面临“十四五”规划，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使命，走向一个创新引领当中需要进一步发扬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来研究的，来探索的。

深圳走到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而在于在卡脖子领域、在更高端的领域，培育出一批企业走到世界前端。要解决像华为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深圳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研究，在过去的经验上形成有效的城市创新体系。在这样一个创新体系下，深圳就从工业制造业引领变成一个创新引领，深圳就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共同成长，发挥一个创新引领的发动机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深圳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转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衰退，一轮又一轮的创新走到了今天，但是目前深圳也只有三万美元，我们要走向五万美元，要走向旧金山的十万美元，走向纽约的十万美元，前面还有很多的难题，还有很多的沟沟坎坎要来做，这也是深圳应该向全国其他城市学习的内容，也是全国可能需要更多探索的内容。

中国未来五年，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未来要走向三万美元，全国要人均赶上发达国家五万美元的水平，也要有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深圳的今天应该是全国很多地方的明天，如何总结深圳的经验，如何从中低端走到中高端，不仅是深圳自己的事，这对全国都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