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以追叙的方式，写几篇小说，以纪念逝世的亲人长辈。有一篇连题目都早已定好，就是《橘子红了》。

尽管题目喜气洋洋，而故事却非常凄悲。每一想起，就教我心酸。因此我总是逃避地写些旅居生活点滴以自遣，而把隔了半个多世纪的陈年旧事远远地推开。

可是年岁愈增长，往事的记忆愈是拂之不去，而且印象愈来愈鲜明。一晃眼，三年匆匆逝去了。我不知道上天还会赐予我几个三年？如再不写的话，我那些敬爱的亲人长辈刻骨铭心的创痛，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岂非永不为世人所知？我又岂能甘心？又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彦明去年春天来美，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高楼的咖啡室里小聚畅谈，我曾向她提起《橘子红了》的大概，她深为感动地叹口气说：“好凄凉，快写吧！”

她倦游回来后，接编联文，来信问我：“橘子红了没有？”我回信说：“一定要写。”她又高兴地来信说：“小猪冒出头来了。”希望我完成后寄给她。由于她的催促，我才真下决心写了。

写小说本当将情节细作安排，人物用心描绘。但我记忆中的人物，跟我太亲了，而且个个都那么单纯、朴实，他们无怨无尤的善良，使我实在不忍着墨多加描绘。他们坎坷的遭遇，也由不得我做主安排。如以客观手法，着意经营，在心情上，他们就会离我好远好远，一切就会显得很不真实，反使我有一分失落感。这是我反复矛盾了很久，迟迟才下笔的原因。也是由于我平时写散文，尽管是主观的全心投入，成篇以后，却常常有散文小说模糊不清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我自认为《橘子红了》是一篇小说。因为这里面的我——秀娟，不完全是我，我十六岁时还没那么通达人情，对人如此体贴。写此篇这是我对秀芬粗心大意，未能多多照顾的心理补偿。秀芬呢？则是好几个旧时代苦命女孩子的糅合。我狠心地让她承当了更多的苦难。至于文中的情节，多半是真有其事的。这也许就是这篇小说的虚虚实实吧！尽管如此，我仍是边写边多次泪水盈眶。因为大伯大妈，我的两位大恩人早已逝世。在天一涯的六叔（当然他不是排行第六，也不叫周平），亦已老态龙钟，不复当年穿中山装的英俊少年了。

特别要向读者交代的是，秀芬事实上并没有死，而是被带到外地，受尽了折磨，在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但我写不下去，我宁愿她因流产而死亡，一了百了。若要再写她，那又将是另一人的化身，另一篇小说的开始了，但我现在不想写。

凑巧的是，正在本文完成时，收到旅居德国一位童年时代好友的来信，告诉我前年回大陆探亲，在杭州一条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意外地遇见了“秀芬”。当然她已是白发苍颜，平平板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也没有问起当年的好友“小娟”。对多年动乱中的受苦受难一句不提，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坟已经做好了。”对身后能预做安排，她似乎已经很安慰了。

这，与我“小说”里所写的完全不同，她的灵柩并没有厝在故乡旧宅旁的橘园里，大伯也未能回乡为她安葬，因为大伯事实上比她早逝三十年。在这荒凉的人世，她孤孤单单地挣扎了几十年。我怀疑，这样地活着，比她早早因流产而死，究竟好多少呢？

大妈的灵柩就厝在荒芜的橘园里，半个世纪的凄风苦雨，无人过问。“四人帮”倒后，我才辗转设法托乡亲代为入土安葬，葬在大伯身边，他们最后总算团圆了。大伯终于由贤妻陪伴，大妈能与好心肠的丈夫，天长地久地相依相守，应当没有遗憾了。

至于那一片橘园，当然是更加荒凉了。橘树是否整年开花、结果，橘子是否红了又一颗颗掉落？再也不会有人关心了。

也许，橘树早已一棵棵枯萎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些，我都不能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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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作家琦君

小说经典集

《橘子红了》

琦君小说多以爱和情为主脉，故事发生时间多为20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或是江南或是台湾，主题是爱与孤独主人公多是为爱而隐忍克制。文笔清婉，含蓄，充满着古典美的浪漫与写意。这本小说集，除了《橘子红了》这一经典之作外，还精选了其他十一篇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