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于2010年的一篇旧文，当年反映抗战中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的电影《喋血孤城》上映，颇为引人注目，毕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喋血孤城》的拍成，在中国内地，它也仅仅是第三部反映抗战正面战场的电影而已——对于长达八年的悲壮异常的中国抗战史，这显然是太少了。即便是如此，《喋血孤城》的票房仍是惨淡异常，投资者亏了很多钱。而当年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哪里又会想到，管虎的《八佰》，在这许多年后，又会遭遇比《喋血孤城》更惨烈的命运呢？—— 刘向南

当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把有关《喋血孤城》拍摄现场的杀青片段通过摄像机的屏幕展示在彭道诚面前时，病房里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老人的眼球动了一下，瞄向了镜头。

也许不会再有人知道，老人是否真的已经知晓他牵兹念兹的电影已经拍成；也没有人知道，此刻老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为了能把常德保卫战这段历史拍成电影，彭道诚携妻于七年前就开始奔走，三年前跌了一跤，住进医院，仅仅是从昏迷中恢复意识很短一段时间后，他80岁的身体终究没能经住时间与病痛的摧折，成了“植物人”。

《喋血孤城》的拍成，当然不仅仅对这对老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价值更在于以艺术的形式对抗战历史的记录、还原与展示上，毕竟，从上个世纪80年代《血战台儿庄》上映至今，包括《喋血孤城》在内，这样的影片在中国大陆也仅是出现了寥寥三部。

奔走了七年的“抗战”

何首旺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他第一次看到彭道诚所写《常德大血战》剧本的情形，那是2003年末，他帮助彭道诚整理文稿，在阳台上一个旧纸箱里偶然发现了剧本的打印稿。

略翻几下，何首旺就动了心。那时候，他跟彭道诚结识的时间还不长。何首旺在常德市建行工作，2003年末的一天，他接待了前来咨询贷款购房事项的彭道诚，一来二往成了朋友。今年47岁的何首旺好文化，喜书法，并知名于当地书法界。他对彭道诚的人生经历感兴趣，想要记录下来，那个剧本正是发现在他的采访过程中。

彭道诚生于1928年，当时已从常德市文化局离休，创作过多部戏剧。彭道诚告诉何首旺，剧本于1992年就写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常德市政协曾拟牵头把它拍成电影，估算需要资金800万，因筹资困难，不了了之。

2004年初，何首旺跟他的两个朋友谈起此事，他们也很上心，旋即邀上彭道诚一起到省城找专业人士请教，回常德后即着手成立文化公司。何首旺他们还将彭道诚一家接到公司附近租房居住，租金由他们三个年轻人平摊。

彭道诚的妻子胡央珍回忆，在此前后又一件事情的发生别有意义：某个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征集剧本，彭道诚把常德大血战的剧本寄了去，不久，一纸通知发到了常德市文化局，他的剧本被录用。这给彭道诚以极大鼓舞。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彭道诚开始了为募集资金及项目立项携妻四处奔走的日子。这几年中，他们到过北京、海南、广州、珠海、深圳等地。“在北京，彭老就住在地下室里，有次没钱了，他就吃别人的剩饭，喝点面汤。”他们甚至把房子都卖了。即便如此，直到电影垂成，这对夫妻还背负着“招摇撞骗”的骂名。

彭道诚也曾是一名老兵，作为一名解放军，他参加过淮海战役。为拍电影，他找遍各种关系，其中多是他的战友。胡央珍回忆，彭道诚的一个战友在印尼经商，曾答应出资5000万来拍摄，但不久印尼海啸发生，拍片计划随之告吹。

“接力赛”之最后一棒

为运作《常德大血战》剧本，自2004年起，彭道诚等共成立了4家公司，前3家均告失败。直到2008年下半年，投资者陈建成加入，第4家公司成立，这才把电影拍了出来。

找到陈建成的，仍是何首旺。在此之前，因为对彭道诚之妻胡央珍产生了误会，“感觉她就像利用老头子的这个剧本到处骗钱一样，”何首旺一度退出。2008年下半年，胡央珍再次找到何首旺。这个时候，在常德商人陈建成正跟随何首旺练字，由此转机。

陈建成与何首旺同岁，曾是常德最为著名的律师之一，后来经商，先后开过五六家公司，涉足房地产、商贸连锁、担保、拍卖等行业，小有所成。因为兴趣使然，“一直想在文化方面来发展。”所以，当何首旺向他推荐这个剧本时，他很快就产生了兴趣。

像很多常德人一样，陈建成也对常德保卫战有着别样的情节，他向本刊记者介绍，常德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们的父辈，年长一点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他说，常德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保存如此之完整的，全国都鲜见；“在细菌战与常德会战中，常德平民就死了20万人，这些年来，常德人上百次赴日进行战争索赔，在中国，这样的城市，南京之外，也就只有常德了。”

很快，以陈建成为法人的湖南楚城文化公司成立，共有4名成员，陈建成之外，另3人分别是胡央珍、何首旺，以及后加入的投资人陈卫平。而这时的彭道诚已经病倒在床，对于发生的这些并无所知。胡央珍回忆，在昏迷后一度醒来的那段时间里，老人仍对他的电影念念不忘，曾说“只要有一口气在，也要把它拍成。”

2009年10月，《常德大血战》正式开机拍摄，共历时2个多月，因为何首旺要上班，陈建成要筹钱，并没有多少文化的胡央珍成了公司驻剧组的唯一代表，为演员发工资，打理剧组生活，都由她一人负责。胡央珍回忆，“我们都没拍过电影，是第一次，陈总今天给我打30万，明天给我打50万、100万，就这样慢慢把它拍出来了。”

作为电影拍摄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年近60岁的胡央珍被导演沈东认为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沈东是这样描述胡央珍的：“毋容置疑，她为这部片子付出了极大心血，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这部片子。常德有几百万人，有这种情怀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只有她孜孜以求地，倾家荡产地走到了今天。”

回溯起来，直到2003年前后认识彭道诚并和他结婚之前，胡央珍，这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地道的农村妇女，怎么都不会想到她的人生会与一部电影产生不可分解的关系。她是经人介绍与当时“还很有活力，很有才华”的剧作家彭道诚认识并组成家庭的，而仅仅在这之前，她还在常德南门外一个建筑工地上为人烧饭，工资500元/月。

“在剧组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哭。”胡央珍回忆。问题出在钱上。“就跟守城的余程万一样，他天天听到援军来了，援军总是来不了，我们也天天听到钱来了，钱也永远到不了。”沈东回忆。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加入的投资人违约撤资，公司一时筹不到资金，曾被迫中断拍摄20多天，因为居住的宾馆不能结账，剧组被宾馆撵出，几百人站在大堂里等了半天，最后还是胡央珍找人借了5万元钱，才把住宿问题解决。

尽管这样，从8月19日开始，《常德大血战》还是以《喋血孤城》的名字在全国上映了。

“这么多年来，以这个题材创作剧本的，在常德不仅仅是彭道诚一人，据我所知，就有四五个人进行了创作，都想把它搬上银幕。”陈建成说，“这是一个接力赛，我们拿到的是最后一棒。”

杨光远：《血战台儿庄》拍摄前后

在国内，拿起拍摄国民党正面抗战题材影片第一棒的，是著名导演杨光远。杨光远80岁了，（2010年）9月11日下午，在北京六里桥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的家中，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那是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主办的《八一电影》杂志刊出一篇题为《血战台儿庄》的剧本，作者是名叫田军利和费林军的两个年轻人，其中费林军是八一厂子弟。杨光远注意到了这个剧本，另加费军林的父辈多次向他推荐，更让杨光远产生了兴趣，因为作为军队厂的八一厂“不可能拍摄国民党抗战题材的电影”，他找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朋友，广西厂也感兴趣，于是决定合作拍摄。

杨光远导演。他在2011年9月去世。

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初见之下，杨光远也感觉到敏感，但他“在创作上能放得开，胆子稍大一些，”再加上对抗战题材有着自己的理解，也就坚持下来。杨光远是这样对本刊记者来表述他所理解的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抗战本身也是中国军队的抗战，因为是抗日战争，不存在党派之争。”

杨光远的爱人汪友茂回忆说，当时，八一厂一些老同志曾劝杨光远，说：拍这个干什么，我们党的抗战题材都没有拍完呢。“我就跟他说，你想拍，就去拍，现在不可能再打成‘右派’了。”

而作为题材“敏感”的一个例证，反映在最初发表的剧本上，用于叙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角，是被公认为爱国抗日将领的张自忠，即便这样，他的名字在原创剧本中也没有用真名，而是化名“张海峰”。后来电影拍成，经过之前的剧本改编，“张海峰”不但回归为“张自忠”，叙述的主线也变成了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李宗仁。纵观整部影片，在李宗仁、张自忠之外，蒋介石、白崇禧、韩复渠、池峰城、孙连仲、王铭章等历史人物都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再现。

出现在银幕上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情景是，在为战死藤县的122师师长王铭章举行的葬礼上，蒋介石为之悲情垂泪，蒋介石在葬礼进行过程中发表演说，这时敌机来袭，众将领要他避一避，蒋介石不为所动，慷慨陈词：“慌什么，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

这样正面描述蒋介石的情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即便这样，电影经过严格审查，直到最后公映都予以保留。杨光远说，“台儿庄会战是国民党打的一次震惊中外的胜仗，川军将领王铭章在这次会战中英勇地以身殉国，蒋介石动了感情，他在追悼会上的演讲，我们采用了蒋介石当年演讲的原话，这是有据可查的。”

《血战台儿庄》从1985年开始拍摄，1986年10月制作完成，当年底，在电影局召开了一次“规格空前”的审片会。今年74岁的汪友茂也参加了这次审片，她回忆，参加审片的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有中宣部长、广电部长、统战部长、文化部长，后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也在座，“统战部长阎明复拉着老杨的手，说他拍了一部好片子，并表示这个片子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达不到的。”

汪友茂回忆，“当时，阎明复部长表示下个星期定一天，几个部再交换一下意见。”一周后，杨光远接到电影局传达的消息：审查通过。

未完成的抗战“三部曲”

令杨光远始料未及的，是《血战台儿庄》获得的巨大成功，这当然不仅仅表现在票房上。《血战台儿庄》是由电影局与广西厂分别投资120万来拍的，杨光远“省吃俭用”，连这240万都没有花完，电影发行以后，“为广西厂赚了不少钱，他们用这些钱盖了不少房子。”

《血战台儿庄》剧照

更大的成功来自于社会反响。在电影投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就吸引了各界关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后人更为关心。汪友茂至今保存着那段时间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我看到的，就有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孙连仲的女儿孙惠书、韩复渠的儿子韩子华分别写给杨光远的信，在信中，他们表达了对影片力求描述历史事实的希翼，并就他们所知的这些国民党将领的史实给与建议，特别是时在贵州省民革的韩子华还在信中附带了从旧杂志上翻拍的一张1936年10月16日其父韩复渠赴杭州谒蒋时所摄照片，以供导演参考。

汪友茂透露，就她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在《血战台儿庄》拍成后，蒋经国曾看过两遍，“是通过一个两岸都能接受并与两岸都有来往的人，把录像带带了过去。先是蒋经国与宋美龄看，后来蒋经国又召集全体中常委来看。蒋经国表示：从这个片子看，中共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片子也没有给我父亲抹黑。”

杨光远生于1930年，1947年参加解放军，曾做过摄影记者，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敌后抗战影片《地道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拍摄，就是由他担任摄影师。杨光远告诉我，在拍摄《血战台儿庄》时，他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这部影片拍完后，他还要拍摄一部描述1939年中日昆仑关之战的影片，还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影片，这些是他的抗战“三部曲”。

由于有了与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的合作基础，杨光远再次与广西厂合作，由几家民间企业投资2000万元，于1994年拍摄完成了《铁血昆仑关》，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但是，它的经历并不像先前的《血战台儿庄》那样顺遂。

杨光远回忆，《铁血昆仑关》起初也是顺利通过了审查的，并拿到了发行证，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杜聿明是淮海战役的手下败将，是不是英雄”的争议，以致不能公映，直到2005年，电影局的领导再次调看影片，这才解禁，得以公映。而这个时候，影院早已开始市场化运作，“制片人没有钱去运作，排不上档期，”结果票房惨败，连拍摄成本都远未能收回。

杨光远至今还记得拍摄《铁血昆仑关》的缘起，那是《血战台儿庄》在广西厂后期制作时，他到离南宁不远的昆仑关瞻仰烈士陵园，面对三座长方形的墓碑上密密麻麻的万余名阵亡将士的名字，他的眼前似乎闪现出昆仑古战场上的血肉之躯与钢铁的火拼，他涌起难以名状的激动与沉重......

也许是受这次挫折的影响，杨光远拍摄中国远征军的设想搁浅了。所幸，曾在杨光远执导的《大决战 辽沈战役》中担任副摄影以及《大进军：席卷大西南》中担任摄影师的董亚春，已于近日拍摄完成了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这多少为其年迈的杨光远师了却了这桩心愿。

从影多年，杨光远更着重的是对光影艺术的追求，对于经营层面的运作并不是兴味十足，所以，当我提起下面这个经媒体报道的情节时，也难怪他不知情：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是，时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片发行的指示，“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

“我觉得比较悲哀”

回到《喋血孤城》，这是继《铁血昆仑关》之后国内出现的第三部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也许会像先前这部影片一样，它遭遇的也是票房惨败的命运。

至今，《喋血孤城》的投资人陈建成、陈卫平仍留在北京，为电影的发行奔走。为拍摄这部电影，陈建成出资2000多万元，陈卫平出资1000多万元，从发行情况看，尽管社会舆论一片赞誉声，仍是“非常不好。”

“主要是我们不懂其中的运作。”陈建成坦承，从经商的角度，投资这部片子，“是比较盲目的”，“胆子大了一点。”

据陈建成介绍，他们委托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属的电影发行放映分公司来做发行总代理，并支付了发行费用，尽管中影没有投资一分钱，电影的片尾还是把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的名字以制片人出现，“我们觉得他是制片人，也就是投资商之一了，能把这个片子当做自己的片子来营销，但是，中影并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片子来力推。”结果，“有的放映时间安排在上午9点，那时还没起床呢，谁去看啊？”

一位院线经营者的话也许能反映这种现实的无奈：“每部影片都有黄金场和非黄金场，《喋血孤城》是在同时段电影里上座率最低的，作为影院的经营者，不可能放着钱不挣，网络对影片的评分和票房并不成正比。”另一位经营者报出的大连某影城某个周五下午三点左右场次的上座情况是：《喋血孤城》8人，《敢死队》50多人，《龙凤店》50多人，《唐山大地震》40多人，“上座率差的影片，影院根本不会给场次。”

对此深有感触的还有导演沈东。他决定接手拍摄《喋血孤城》是在2009年7月，一天，他跟中国电影报社社长王迎庆吃饭，王迎庆见面即说：“沈东，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从7年前就已经认识了彭道诚夫妇并一直给予帮助的王迎庆希望沈东能接拍这部片子。

“我看了剧本，根本不靠谱，就是一个战史的罗列，当时就想放弃，因为战争戏太难拍了，而且知道投资不是特别大，能拍好的概率微乎其微。”沈东回忆。但是，待他查询过有关常德保卫战的资料后，内心又立即被触动到了，“很喜欢这个题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这些热血男儿能够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特别壮烈。”

《喋血孤城》的放映情况也让沈东很失望，“一些影院的老板根本不看好这个片子，他们喜欢的是恶搞的电影。但是，只怪这些影院老板也有点过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影院老板，中国人是习惯于忘却的，不喜欢看这个题材，我们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沈东去了常德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深有感触，“历史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也许跟我们一样，都是热血青年，就这样躺在下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我觉得比较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