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修昔底德陷阱’谈中美关系，它暗示中美关系问题是无解的，我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4月16日在哈佛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传播伙伴的第25届哈佛中国论坛上表示。

宋怡明还认为，今时不同往日，保持谦逊和尊重对方的观点，真诚坦率的交流，接纳不同处、升华共同点，如今看来，中美两国人民要坚持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已经成了一项艰难的挑战。促进中美相互理解和尊重，为两国长期健康的关系打下基础，既不像签署大笔的商业合同那般光鲜亮丽，也不会像取得科技新成果一样获得大量媒体关注，但它可能有助于减缓或扭转中美关系里的公众舆论状况恶化，对我们个体、职业和全球都更有意义。

以下是发言全文：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持续了大约20年。随后，在尼克松访问北京后的几年里，这个初始阶段让位于下一个持续了20年的阶段，当时两国在地缘战略上结成了对抗苏联的联盟，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互动确实相当有限。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阶段，一个持续时长略微超过20多年的阶段，这一时期两国间的交往面不断拓宽，交往程度不断加深。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可以记住的时期，美国不仅助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包括通过向中国的邻国提供重要的安全保证，这支持并促进了中国非凡的经济和政治崛起。正是在这个阶段，一群聪明而有远见的哈佛学生——其中一些人你们刚才在那段精彩的视频中见过——创立了哈佛中国论坛。25年前，在这个从1990年代初持续到2010年代中期的周期的高潮中，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时期两国）致力于就影响中国和影响美中关系的挑战、问题和趋势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中美双边关系中，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那时候人们的期望是，这种关系可以继续下去，一直保持在上升的轨道。哈佛中国论坛的创始人和论坛早期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了支持这样的对话有巨大的内在利益；难得的个人和职业机会也在这样的对话中产生。不幸的是，中美双边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哈佛大学中国论坛成立时的许多鼓舞人心、温暖人心的期望已经破灭，或者至少已经被质疑了。我不认为我需要向你们这样的听众详细说明我的观察和意见，我也不认为我应该在这里提出我对于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的原因的思考——这并不是合适的场合。然而，也许我可以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我强烈反对经常与我的另一位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我认为格雷厄姆他自己的看法远远比这种一般的用法要更加严密复杂。这种观点认为是中美关系体系的架构本身导致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我强烈反对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它暗示着我们中美关系问题是无解的。

我反对的第二种观点是，许多评论员——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在中国的，都指手画脚，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我想再次表明的是，这种行为对于处理当前的问题是多么无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同事向我保证，即使在平常时期，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保持静止。当然，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不对它所处环境的根本变化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必然会对非常时期做出反应。在这里我特别要对在座的各位出色的学生说——他们在组织论坛方面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无论是前期在应对新冠病毒时，还是现在我们再次愉快地回到哈佛校园生活时——哈佛中国论坛未来25年的挑战是适应双边关系的这个新阶段。

如何（面对变化进行）调整？下一步工作是什么？下一个20年的周期中，哈佛中国论坛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是我想得最多的事情。就像史蒂芬·欧伦斯刚才说的，这是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会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也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且在许多方面，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我是非常幸运的。正如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迄今为止我的职业生活恰好是在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周期中展开，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正如我经常告诉我的中国朋友，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长大和成年的。“我都是跟着改革开放长大的”。当我回看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的经历时，我刚刚进入中年，理所当然的，也有着一些其他的因素让我思考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但无论如何，这是你们大多数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不需要担心的事情。我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不能为后面的阶段提供经验。而且我认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这样的，哈佛中国论坛同样如此。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在短期内，不需要由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让这个时代变得不寻常——当然是新冠病毒。而在适应这些短期的非常时期方面，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哈佛中国论坛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非常非常高兴今晚向在座的五六百名学生做演讲，去年我向两百万学生讲话更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这说明了学生们的灵活性。我认为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即使疫情结束以后——从我们迅速的反应中可以肯定会结束——这个时代仍将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暂时还不能清楚地看视到疫情结束后的新常态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它绝对不会回归普通时代的秩序。当我读到同事们的著作时，比如艾利森、陆克文，以及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思想者王缉思。在当下领先的国际关系专家的近期著作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共识——现在中美关系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暴力冲突，甚至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共识，但我认为这非常现实，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因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双边关系的恶化趋势，从而减少两国社会发生可怕冲突的可能性？在这个会议厅里的人，以及那些在网上参与此次论坛的人，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不想再回到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评论，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改变这个系统的架构。对所有人来说，除了极少数人——当然，这个房间里都是哈佛学院的本科生，我不能一概而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寄希望于塑造我们两个社会的领导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影响我们两国人民的观点。在这个非常时期，我经常想起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傅高义老师。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傅高义见证了我刚才谈到的（中美关系）多个周期中的每个周期，甚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考虑到他充足的经验，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说、他会对处理目前的情况提出哪些建议。如果傅高义还在这里给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的话，我非常肯定他会说，尽管这些时代是不寻常的，但有一些核心价值和核心原则，超越了短期和中期，甚至几十年的周期，可以继续指引我们的个体努力和长期的双边关系。

在这里，我再次寻求（实现这些价值的）渠道——傅高义的思想。这将包括：促进和鼓励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价值，如哈佛中国论坛；诚实和坦率地交流的价值；谦逊和尊重对方观点的价值；最后，赞赏的价值。尽管可能有一些关于对方社会的事情是我们不同意的，甚至认为是不正常的，我们也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接纳这些方面来定义中美关系，并要超越（升华）那些确实有共同点的问题。

我认为傅高义甚至无法想象，今时不同往日，对会议厅里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坚持这些价值观，坚持这些原则将是一种挑战，这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许在20~30年前，在以前的体制下并不是这样的。（如今）我们这些寻求维护此类原则并支持继续交流和对话的人，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来自双方的怀疑。我们会被对方国家的人指责为别有用心；也会被自己社会中的人指责为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下定决心，但是代价远远超过收益。而最好的办法是退一步，不要参与这种关系。

我希望你们从本周末的论坛中得到一个信息，在做出这种忠实的选择之前要非常仔细地思考。我认为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坚持这些原则，支持（中美）继续交流可能不会像哈佛中国论坛的前25年那样得到同样的回报。为我们两国间长期健康的关系打下基础，不像签署大笔的商业交易那样光鲜亮丽，当然也不那么有利可图，但它可能更加重要。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事业，可能不会像普及杰出的投资机会、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或平台那样获得相同的媒体关注，但如果它有助于减缓或扭转中美关系里的公众舆论状况恶化，对我们个体、职业和全球都更有意义。

我想重申一下，上次在2019年参加哈佛中国论坛时，我在现场活动的发言中表达的一个观点。那一次我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媒体一直要求我对中美关系进行评论。我想请大家不要把中美关系想象成单一的抽象关系，而想象成体现在人际交往中的多重真实关系。我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思想传递给大家——中美关系就是你们。几年前我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第一次说这句话时，我的意思是，重要的在于考虑你的对话中包括谁，并确保那些不总是被听到的声音同样成为中美关系的一部分。在这个崭新的、不同寻常的时代，对双边关系做出贡献的含义必须改变。我们都必须思考，本周末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建立的个人关系，如何既能有助于你们个人和职业发展，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最后，让我向哈佛中国论坛的学生和所有参与者及组织者表示祝贺，祝贺哈佛中国论坛成立25周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论坛和它的校友们已经取得了许多非凡的成就，做出了许多巨大的贡献。但是根据任务，根据我刚才给你们留的“作业”，我想知道，哈佛中国论坛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否在未来实现。最后，我再次代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全哈佛师生欢迎大家来到波士顿，来到哈佛。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