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传教士马礼逊是第一个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的人，但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敏教授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一批档案，发现传教士马士曼于1822年出版了完整的中文版《圣经》，早马礼逊一年。马敏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商会史取得丰硕成果后，又将兴趣转向博览会史、教会大学史、基督教与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他是如何做到研究转向的？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下文访谈中将一一揭示。
马敏教授
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后，您为什么会转向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马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位名叫林蔚的学者，从美国给章先生捎来了刘子健先生的口信，他建议我们去研究一下教会大学。因为业师章开沅曾经是金陵大学的学生，而金陵大学和我们学校（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一样都是教会大学，所以刘先生建议我们搞一下教会大学相关研究。章先生欣然同意了，他让我也参与，说我虽然是搞商会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也要研究一下教育和文化，于是我就转向研究教会大学。
有时候做研究是真的需要一些运气的。首先一开始我们对教会大学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之前章先生做了一件非常英明的事情——在他当校长的时候，他把华中大学的档案全部从省档案馆要回来，保存在我们学校的档案馆了，正好可以做研究。此外，美国鲁斯基金会愿意提供一笔经费资助我们的研究。一方面是资料的契机，另一方面有资金的支持，就这样开始做了。
我们在一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兴趣，发现很多学校都在做这个方向。教会大学史成了一个研究热门，当时在世界各地连开十几次学术会议。记得我们当初在川大开会时，条件很差，没有暖气，三月份还很冷，但是会议讨论的十分热烈。后来大家把主要教会大学档案作了整理和收集，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只是出版了相关目录，档案还没有完全出版，然后再不断地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领域。
就这样做了十年，大成。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缘，我们就不应该放弃，那个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找到我们，如果我们不做，那不就很可惜嘛！所以做研究一方面我们要固守一些领域，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去开拓新的领域，一步步让这个领域发展起来。我转向教会大学研究，能取得成果，也是这个道理。
2019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
您和章开沅先生研究教会大学取得了什么成果？
马敏：
我们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1996年，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就是我的文章《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的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我统计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到1996年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主题取得的成果：分别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召开了9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工作会议，编辑出版了7本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初步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1994年初，以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还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在美国鲁斯基金会和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等基金会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致力于联系和推动国内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1996年开始。1996年之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联络国内学者，出版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专著图书出版了，比如由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牵头，联合大陆学者出版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不比第一阶段少，最大的亮点就是出版了更加系统的丛书。
您之前提到了华中大学的档案，这对于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是否有很大的帮助？
马敏：
是的，我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就是从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来入手的，所以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开始研究的时候，我负责整理华中大学的档案，所以后来校史这一部分也是我写的。2003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与汪文汉先生主编的《百年校史：1903—2003》，就是我们对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献礼。那本书仍然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一部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分上中下三编，追根溯源地叙述了华中师范大学自创办至今整整一百年的沧桑变化和曲折又辉煌的发展。此外，在整个近代史学界和教育学界关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史也都研究出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
但我们对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研究还没有结束。2012年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刘家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发现了大量华中大学的新的档案，包括韦卓民的很多档案，也包括章先生想看的档案，他都找到了，正在整理。为什么耶鲁大学有大量华中大学的档案呢，这就不得不提雅礼协会了。雅礼协会就是Yale-China Association，在过去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每年派三名学生过来教英语，我们派两名老师过去，我当初去耶鲁就是因为得到这个项目的资助，在那待了一年多。但后来华师跟耶鲁的关系断了，我们也想把它恢复起来。现在这么多新的档案的问世，我们华师近代史研究所肯定又要掀起一股研究华中大学与韦卓民先生、雅礼协会的热潮。
我们关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以后就需要华师校内的青年学者们来继此大任。
您在研究教会大学不久就开始着手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您是怎么走到这上面去的呢？
马敏：
教会大学是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因此它不是孤立的，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东西方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研究教会大学，我对教会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
1997年我去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我的博览会史研究去收集资料。有一天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中文名叫科大卫，说牛津有一个小的图书馆发现了英国浸礼会的全部历史档案，里面有一批中文资料，他们都看不懂，想请一个中文专家去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他太忙，一天到晚上课和写书，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帮忙看一下。我当时就是抱着试试的想法去的，到了瑞津帕格学院，在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安格斯图书馆，我下去看了半天，吃惊地发现它藏有英国浸礼会的全部历史档案，包括他们在中国、印度传教的档案，很珍贵。另外，它还藏有一批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中文书籍，是那些传教士用中文写的书，有自然科学的、有宗教的，全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料。其中还有很多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化学、物理、数学等等，我们近代很多教科书都是从这里起源的。
但最宝贵的是一批中文《圣经》译本，当时我看到后非常震惊。因为它是1810年前后用中文写的。近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是1807年到达澳门的，而他翻译的《圣经》是在1820年以后出版的，这里出现大量1810年前后的中文《圣经》译书让我感觉很奇怪。后来去查档案发现有另一个传教士，我翻译成马士曼——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在印度传教时将英文圣经翻译成中文。这些版本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因为我们国内之前认为第一部中文《圣经》是澳门的马礼逊翻译的，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我看到那些材料后就发觉印度的马士曼这个人一点也不逊于马礼逊，他虽然不在中国，但在印度将《圣经》译成了中文。
后来研究得出，他们两个同时于1810年左右开始翻译圣经，马礼逊在澳门，马士曼在加尔各答旁边的塞兰坡翻译了《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章。1811年马士曼和他的朋友拉沙又译了《马可福音》。我看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原版，翻译得看不懂，翻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想传教，所以就用中文硬译。1813年马士曼又翻译了《新约》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这个就不得了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的翻译水平猛涨，一下高了一大截；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活版铅印的，不是木刻的，这个发现是一个颠覆性的成果。马士曼在1822年出版了完整的中文版《圣经》，而马礼逊的《圣经》是1823年在澳门出版的，晚了一年。这个成果发现之后，整个圣经的翻译史就这样被向前移了整整一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打破了之前学术界的认知。我做的这项研究，只是初步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马士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但是还没有成书。
关于马士曼，您有什么想法和创新性的结论呢？
马敏：
这本书我已经在写了，通过研究马士曼和他的中文《圣经》翻译事业，会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成果：
第一，1822年马士曼等人在印度出版的全套中文《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比马礼逊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圣经》（时译为《神天圣书》），要早一年，说明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是出自印度，是在1822年，这项发现可以用来修正以往学术界的一些观点。
第二，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颠覆性的成果就是1813年的活版铅印《若翰所书之福音》，之所以说颠覆性的，是因为这本书比其他所有中文铅印书都早。我查了很多资料，可查到的最早铅印的中文书籍是1815年在澳门出版的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但是1813年的《若翰所书之福音》比《华英字典》还早两年！我把这本铅印的《若翰所书之福音》鉴定出来后，牛津大学在拿出来公开展览时，就专门在这本书上面标注了一条“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铅字印刷的中文书籍”。目前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这本书应该就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当然如果谁还能找到比这更早的，我的结论就被推翻了。这个研究我们也还在做，梳理中国铅印技术的整个过程，不仅对中文圣经翻译史意义重大，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也是一个突破。
第三，就是关于中国的语法书。中国的语法书，尤其是英文版本的中国语法书，过去认为最早的是马礼逊于1815年出版的《通用汉言之法》，但是马士曼于1814年出版的《中国言法》一书又比马礼逊早了一年。它是最早运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系统研究汉语的英文著作之一。所以现在很多研究中国语法的人都去找这本书来看，包括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老师指导的博士，就是根据这本书来写博士论文的。只有把《中国言法》弄清楚了，才能弄明白中国现代语法的起源。
仅仅这三项结论，或者说三项学术意义，这个研究就非常重要，目前我们正在准备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言法》很厚，我们没办法弄回来，但是研究中国语法问题非要研究这本书不可。有意思的是，学术研究中有许多很偶然的东西，我看到这些书是偶然的，科大卫如果不告诉我，或者我偷个懒不去看，也许就错过这个机会了，也许就不会得到这么多让历史界震惊的发现。
《中国言法》（1814）样张
关于马士曼和英国浸礼会的情况，您有进一步研究吗？
马敏：
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士曼和英国浸礼会，2007年我们到印度去了一趟，主要是想参观一下塞兰坡这个地方。塞兰坡就在加尔各答旁边，当时印度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经历颠簸，去那个地方我们也是颠了近两个小时，抱着试一试的目的，看能不能找到传教士当年翻译圣经的地方。
去了之后，旅行社的人到处给我们打听，有没有这样一个学校，叫塞兰坡大学，是传教士办的。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个学校——进入了校长室里，校长坐在那儿，我们对他说来找一个叫马士曼的传教士曾经创办的学校，他打量了我们几眼，指着后面墙上的历代校长名牌，说第二个人就是马士曼，就是翻译《圣经》的那个人，也是他们学校的第二任校长，然后他介绍自己是第二十任校长。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马士曼当年翻译圣经、印刷圣经的地方。那位校长的名字叫拉尔·钟奴嘉，我还曾把他请到过我们学校做过讲座，专门讲那段历史。
马士曼像（Joshua Marshman，1768-1837）
随着钟奴嘉校长给我们不断介绍情况并亲自带领我们参观校园，历史的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开了，英国浸礼会和马士曼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
1799年5月，应浸礼会在印度第一位传教士威廉·凯瑞的邀请，马士曼夫妇一行人从英格兰朴次茅斯港出发，远渡重洋，前往印度传教。经过在海上五个月的艰苦航行之后，他们一行人于当年10月9日终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但受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传教令的影响，不能在此登岸。他们只能改变事先准备的预案，选择到加尔各答以北十六英里的丹麦殖民地塞兰坡落脚。10月13日凌晨四点顺利在塞兰坡登岸，平安到达。随后不久，经沃德亲往联络，凯瑞一家也于1800年1月从加尔各答举家迁来塞兰坡，正式开始了浸礼会在塞兰坡的传教事业。而威廉·凯瑞正是塞兰坡学院的第一任校长。
由于英国浸礼会总部所提供的生活费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为了维持生计和顺利传教，一方面组成联合家庭，合租居住；一方面开办出版社、印刷社，承接丹麦殖民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业务，翻译孟加拉文的圣经；另外就是开办教会寄宿学校，专门招收塞兰坡的欧洲侨民的子女。这些浸礼会的传教士们就这样在印度塞兰坡站住了脚跟，开始了传教事业。在传教的事业上面他们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塞兰坡的这些传教士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圣经》翻译计划，他们计划将《圣经》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并进而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并为此奋斗了三十年，虽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成，但是也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他们的计划主要有两个重点：其一是由凯瑞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梵文、印地语等几十种印度的土著语言，另一个是由马士曼和拉沙主持的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翻译和出版工作历时约十八年，于1822年在塞兰坡正式出版。此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塞兰坡的印刷工匠们不仅探讨出铅字活版印刷印度文的方法，而且成功地采用铅活字来印刷中文版本的《圣经》，这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汉字铅活字印刷中文的尝试。
通过这次赴印度的访问，不仅我们的研究收获非常大，华中师范大学与塞兰坡学院也正式建立了校际的交流关系。可以说是马士曼两百多年前的中文翻译与研究，为今天的中印教育和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我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和全球的意识，经济与文化是相同的，历史与现在都是相通的。历史学科归根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一样，应该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必须深入实地，进行跨区域、跨国别、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用原生态的史料还原原生态的历史，尽可能接近历史原貌，才能得出可靠可信的结论，书写出真实的历史。
2019年马敏在尼赫鲁大学的《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的讲座
对于教会大学的这些研究对您的办学是否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马敏：
我在一开始研究教会大学的时候就注重教会大学对我们今天办学的启发作用以及经验和教训。
第一个就是教会大学的国际化交流特色，这是最为突出的。教会大学的办学式体现了多渠道的国际联系，因此才能成为中西文化交融汇聚之所。我有一篇很早的文章，就是关于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的，写这个的时候我既不是校长也不是院长，但是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大学好与不好重点在于是否与国际接轨，是否是在多元文化中培养学生、塑造人才。所以当我做副校长负责外事的时候，就很重视国际化，主动推动对外交流。当我开始做副校长的时候学校里只有30多个留学生，为了开辟国际学生留学华师的渠道，我带着一批领导班子到处跑——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等，这样才一步一步做起来，将华师留学生的队伍发展到三千人。这在当时是非常瞩目的，当时华师的留学生人数被不少武汉高校所羡慕。在我当校长的八年时间里，我也在继续推动华师的国际化进程，比如现在华师西区的国际交流园区，是我们当初规划建立起来的。国际交流园区一开始主要是接纳国际留学生，但是后来觉得缺少文化交流，因此我们就把华师最好的三个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所、语言所、政治学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了政治学研究院），以及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都迁移到这，便于和留学生进行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绝不是单向的、封闭的，而应该是互相的、流动的。这都是从教会大学学来的经验。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园区
第二个从教会大学学来的经验就是办学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质量和教资队伍建设。中国近代的教会大学高度重视质量这是非常出名的，近代早期武汉有两所著名大学，一所是武汉大学，一所是华中大学。两所大学各有特点，武汉大学是公立的，很大气，学生人数多；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私立的，学生人数只有几百人，但是质量非常高。那如何提高学生的质量呢？重点就是师资队伍建设。教会大学为了同中国的公私立高等学校竞争，夺取中国的高等教育阵地，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采取了从外国聘请教师等方法，这是办好学校的极重要的环节。华中大学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往往学生进入华中大学，能毕业出去的不到一半，因为它会有非常多的考试和层层筛选。当时华中大学学生的论文质量非常高，说是相当于现如今的研究生水平也不为过，书写字体也非常漂亮，现在我校图书馆保存了很多本华中大学毕业生的论文集。
第三个就是注重学生的全面培养。当时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还有例如信仰宗教化、教育社会化、校园家庭化，我们吸收了他们社会化的教育和家庭化的校园建设，我任校长时秉持的“以生为本，以师为先”的教育理念也是从这里学习来的。教会大学的一大特色就是社团活动十分丰富，最早的童子军、管弦乐团都是发源自华中大学。这些社团活动不仅可以调动学生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也能激发学生们对学习的乐趣，有利于培养学生们开放的思想和活跃的性格。基于此，我们致力于将学校营造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注重发展社团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例如华师每年一届的“百团大战”和两年一届的“国际文化节”；并且设置先进性和实用性的教学课程，与教育改革和社会转型相适应，注重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学生和老师增强归属感。
此外，我在国外的一些由教会大学演变而来的名校——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待过一些时间，我发觉在这些学校的演变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以前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教会大学的办学凸显了先进文明的魅力，冲击了落后的教育理念，我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对我的办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