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鹏
寺庙建筑的盛衰，最能说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正所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清王朝出于政治需要崇奉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喇嘛寺院，琳宫梵刹遍布京城、承德、内外蒙古。
这些寺院由理藩院直接管理，则例中记载有以下寺院：弘仁寺、篙祝寺、福佑寺、妙应寺、梵香寺、大隆善护国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刹(即察罕喇嘛庙)、资福院、清净化城(即西黄寺)、汇宗梵宇(即达赖喇嘛庙)、普静禅林(即东黄寺)、普度寺、普胜寺、慧照寺、化城寺、隆福寺、净住寺、三宝寺(即新寺)、三佛寺、圣化寺、慈佑寺、永慕寺、大正觉寺(即正觉寺)、阐福寺、同福寺、雍和宫、宝谛寺(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正觉寺(即新正觉寺)、功德寺(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寺、普宁寺、殊像寺、溥仁寺、普善寺。其中京城32座，承德6座。这只是较大较重要的寺院，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这些寺的修建目的主要有几个。一是“绥靖荒服，柔怀远人”，承德诸寺，即为蒙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到承德朝觐礼佛而建。
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初定准噶尔，宴赏厄鲁特四部首领，“依西藏三摩庙之式”建普宁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为纪念土尔扈特返回祖国，仿布达拉宫建造普陀宗乘之庙。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二是为帝后庆寿。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太皇太后祝寿在南苑建永慕寺。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十六年)建大报恩延寿寺。
三是皇帝故居如雍和宫、福佑寺，改为喇嘛寺，以昭崇敬。这些寺院喇嘛多为蒙藏族，讽诵藏文经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几座寺院全部由满洲族人当喇嘛，念满文经，这些寺院全为乾隆皇帝倡建，建寺目的与上述各寺不同，本文仅就有关满洲族喇嘛寺问题略作探讨。
一
理藩院对各喇嘛寺管理严格，规定了各寺各级喇嘛员额、所食钱粮、服色等。关于满族寺院，《钦定理藩部则例》卷58有明确记载：
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等五庙诵满洲经卷。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缺出应于五庙德木齐内按年陈公同透选陞用。
热河各庙达喇嘛等选补专条：殊像寺一庙自达喇嘛至德木齐俱系专习满洲经之人。
热河满洲兵丁子嗣挑补喇嘛，殊像寺讽诵清字经卷。
东陵隆福寺满洲喇嘛由包衣人内挑取。隆福寺额设喇嘛二十缺，派满洲达喇嘛一人，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一名，教习喇嘛二名教训管辖，遇有缺出，由京包衣佐领下人内挑补，若陵寝居住之包衣人等有可挑取者亦准拣补。西陵永福寺……(按：西陵永福寺同东陵隆福寺，略)。
从上述记载可知，载于理藩院则例的满族喇嘛寺共有六处：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承德殊像寺。各寺喇嘛从地位最高的达喇嘛到最低的德木齐、格斯贵全部是满族人。他们是从包衣人和满洲兵丁子嗣内选取的。诵清字经卷。《钦定理藩部则例》卷56规定了包衣喇嘛定额：
包衣三旗额设达喇嘛三缺，副达喇嘛一缺，苏拉喇嘛三缺，系宝谛寺、功德寺、新正觉寺达喇嘛各一缺，苏拉喇嘛各一缺。副达喇嘛一缺系在宝讳寺。
东陵隆福寺，额设达喇嘛一缺，德木齐、格斯贵各一缺，教习三缺，班第二十缺。西陵永福寺……(按：同东陵隆福寺，略)。
热河殊像寺专习清字经文，设喇嘛五十缺，由妙应寺清字经喇嘛内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二缺，教习喇嘛五缺，专令教授清字经卷。
有关喇嘛的生活待遇，《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卷二记载：三十九年三月奏准，正觉寺首领喇嘛二名，每月各行给公费银七钱二分；小喇嘛四十名，每月各行给公费银六钱六分。是年九月呈准，正觉寺喇嘛等照太监例，初次每名行给细布二匹，三线粗布一匹，老羊皮七张，棉花八两。每逾五年一次，除羊皮、棉花不行外，每名各行给细布二匹，三线粗布一匹。
清政府规定的喇嘛职衔为：扎萨克达喇嘛、副扎萨克达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德木齐、格斯贵。其徒众曰格隆、班第。满族喇嘛寺的住持为达喇嘛，位列第四级，地位不高，待遇与太监差不多。喇嘛来源于满族下层人士。
有关满族喇嘛寺，《内务府奏销档》中记录了一条重要材料：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奴才福隆安、英廉谨奏：为遵旨奏办事，查得宝谛寺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设立喇嘛二百名，于内府闲散内挑补，令其习学经卷。又于二十四年奉旨，大报恩延寿寺添喇嘛四十名。二十八年宝相寺添喇嘛六十名。今除大报恩延寿寺喇嘛四十名外，宝谛寺、宝相寺、常龄寺、方圆庙、梵香寺、实胜寺等六庙现分住喇嘛二百六十名。
此内遵旨拨给新建正觉寺喇嘛四十名，仍挑补四十名。钦此。除应拨正觉寺之喇嘛四十名业已选熟于经艺者如数拨注外，其应补挑四十名喇嘛之缺，奴才等请交管理宝讳寺事务大臣四格和尔经额会同内务府大臣等照例于内府幼丁内挑补。至六庙现有僧房尽可足用，仍令照常居住。谨此奏闻等因缮片于初六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上述材料证明除理藩院则例中提到的宝谛寺、正觉寺外，还有宝相寺、常龄寺、方圆庙、梵香寺、实胜寺、大报恩延寿寺，均为满族喇嘛寺。其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宝谛寺，专设管理宝谛寺事务大臣一职。从文字分析宝谛寺事务大臣是专管满族喇嘛寺事务的。可能在乾隆十五年前后随宝谛寺建立而设。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设“中正殿管理王大臣”，与“雍和宫管理事务王大臣”共同负责，未见“管理宝谛寺事务大臣”记载。估计此职后来取消了。未能连续设立，所以会典不载。
上述六庙，除大报恩延寿寺在清漪园外，都在香山演武厅附近。《钦定日下旧闻考》卷103，记载了各寺概况。“演武厅西南里许有梵香寺、长龄寺。梵香寺为新寺遗址，乾隆十四年改建。……长龄寺西南为宝谛寺。
宝谛寺，乾隆十六年建，其制仿五台之菩萨顶。寺前为台，台上建石牌坊，额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人。凡十三字。正殿檐额曰：金轮宝界。殿内额曰：天东鹫岭。联曰：地即清凉，白马贝书开震旦；山乃天竺，青鸳兰若近离宫。后殿额曰：法云慈荫。殿内联曰：国满柄香，古枝分鹿苑；天高空梵，晴呗接鱼山。佛楼额曰：万法圆融。皆皇上御书。
……宝谛寺西为宝相寺。宝相寺乾隆二十七年建。先是岁在辛已，驾幸五台，回蛮后御写殊相寺文殊像而系以赞，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殿制外方内圆，皆甃甓而成，不施木植，四面设甕门。殿前恭悬皇上御书额曰：旭华之阁。
香林室稍西有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宝相寺旭华之阁从其外方内圆、四面设门的形式分析，是藏传佛教汉字殊菩萨立体坛城(图一、二、三)。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承德普乐寺东半部亦建有“旭光阁”，为上乐王佛坛城。其建筑形式与名称都相近，是同一种藏传佛教建筑。圆庙、方庙的平顶有堞的碉房之式，无疑也是藏式建筑。这六座寺院，以宝谛寺为首，集中于香山附近，形成一京城满族喇嘛寺院建筑群。此地有正红旗上营，正黄旗南营、北营，正黄旗小营驻地，在此建满族喇嘛寺院与此地为满族聚居区有密切关系。
京外已知的满族喇嘛寺有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承德殊像寺。乾隆《重修葛山隆福寺碎记》说明建寺缘起：
葛山隆福寺当昌瑞山之坤方，或曰龙福或曰隆福，其传不一，而今以隆福称亦已久矣。寺始于唐，葺于辽，修于金明，其兴废见于前人碑碣而特详于乙丑汪由敦之记，然不过穴居缁流栖处而已，非大刹也。癸卯秋往盛京瞻谒福陵、昭陵，见实胜寺在前，处以喇嘛。默思其义，盖以国家定制，中蒙古国诸王公凡过陵者无不瞻拜，而蒙古敬佛用以起敬延福奠安洪基意深远矣。而命内府就此寺用盛京实胜寺之例拓而新之，以为昌瑞山前屏。而喜峰口赴京诸蒙古视若盛京之实胜寺，以之阐黄教绥远人何一非勉继绳卜永基之为哉。……甲辰(乾隆四十九年)春鸠工庀材，丙午(乾隆五十一年)秋竣事。……
隆福寺建成后，于乾隆五十二年又建永福寺于西陵。承德殊像寺，位于普陀宗乘之庙以西，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仿香山宝相寺。已知京内外满族喇嘛寺院总计12座，详见表一。
寺名 建筑时间 地点 建筑形式特点 额缺
宝谤寺 乾隆十五年 香山 仿五台山菩萨顶 205
长龄寺 香山
梵香寺 乾隆十五年 香山 45
实胜寺 乾隆十四年 香山
大报恩延寿寺 乾隆十五年 清漪园 40
宝相寺 乾隆二十七年 香山 仿五台山殊像寺
方圆庙 乾隆二十七年 香山
正觉寺 乾隆三十八年 圆明园
功德寺 圆明园 30
殊像寺 乾隆三十九年 承德 32
隆福寺 乾隆四十九年 东陵 仿香山宝相寺 59
仿盛京实胜寺 20
永福寺 乾隆五十二年 西陵 20
二
满族喇嘛寺的宗教活动，从文献中可见零星记载。《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正殿卷记：
每年四月初八日除派宝谛寺学满洲经喇嘛五十四名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唪无量寺佛经一日。
每月朔望。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放乌卜藏唪经，每次用黑炭三斤四两、木柴三斤。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十三、三十日，每次派喇嘛十名念经，豫日做巴苓派喇嘛一名按日前往含经堂、梵香楼念经放乌卜藏。
掌仪司卷二，各寺庙事宜条记曰：
大报恩延寿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二十碗，每碗银二钱。……宝谛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三十碗，每碗银一钱。……宝谤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二十碗，每碗银一钱。
功德寺、宝谛寺首领喇嘛二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喇嘛四十三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六钱六分。正觉寺达喇嘛二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七钱二分；喇嘛三十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六钱六分。
圆明园卷二，安设寺庙喇嘛条载：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奏请新建正觉寺安设喇嘛住持焚修，奉旨著由香山宝谤寺拨达喇嘛一名、小喇嘛四十名，即于此内委署副达喇嘛二名，住持焚修念经，即著伊等就近前往在含经堂，梵香楼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十三、三十日念经五次。钦此。
有关宝谛寺情况，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十五年记：
宝讳寺每月朔望二次放乌卜藏，每一次用面十斤，粳米仓升二升。饽饽果子各一盘，白米二合，蒸面供食六份，攒香三钱，红罗炭四两，奶油四两，羊腰油八两，木柴十斤，黑炭二斤，松柏五斤，宝石末二钱，白布二丈五寸，箭竿一枝……。念经应用器皿：把鼓一面连锤，架鼓一面连锤，经袱二个，手鼓十个，放乌卜藏铁炉一个。以上物件向中正殿现存内取用。钹一副，铙一副，铜铃杵十个，连经袱哨呐一对，白螺丝喇叭一对，铜喇叭一对，钢洞一对，花手帕二个，铜噶不拉碗连座一分，铜把钟一个，铜碗一个连盖，铜水钟七个，铜海灯一盏，大磁冰盘一个，镜二面，铜锣一面，宝瓶一对随衣，吉祥草十枝，孔雀翎十根，铜九寸盘五个，铜七寸盘十个，磁七寸盘三十个，磁碗四十五个，五色杭细十块，每块长二尺五寸。以上物件交各该处备办。旨：方式庙、圆式庙，长龄寺每逢朔望上香，各点蜡一对，余依议，钦此。
从这些念经活动所用材料中，可见佛事概况。每月二次放乌卜藏，大约是用铁炉燃烧木柴、黑炭、松柏枝、奶油、粮食等物祭神以息灾求福的宗教活动。在西藏佛教各派中都很盛行，称为烧施，亦译火祭、护摩。是修持密宗必需的仪轨。念经器皿齐全，包括了藏传佛教念经仪轨中必备的礼敬、称赞、供养、供献、持验等各种法器。
图齐教授在《西藏的宗教》一书中详细介绍分析了藏传佛教仪轨中所用祭品、祭器、法器及使用方法、宗教含义。如：“供品所必须的成份是供奉清水、鲜花、食物，油灯和神香味，这些供物要分别盛在为此目的而特制的放在圣像前的祭坛上的容器中。在规定为神举行的宗教仪式中，这一切是在念诵宗教赞歌和在特定的乐器伴奏下完成的。
在这些乐器中，应特别强调以下一些：铙钹(或小碰铃)、白海螺号、长笛(唢呐)和鼓(大鼓用于寺院，小鼓用于崇拜教派护法神的小僧伽蓝或具体寺院中)。”“乐器(供养乐器)种类一方面取决于所使用的仪轨之特点，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在具体情况下所崇拜的神。在按照低级三宝仪轨而举行的仪式中，应在轨范师对面的祭坛上盛放为赞美主人所必要的各种物品，如盛放各种粮食的容器、盛放为圣像洗脸所需要的水的容器(净瓶)、上面放有孔雀翎的容器(瓶)、为了把司祭和盛放仪轨所必须的水容器联系起来的细纱带(系绳金刚杵)、藏香、插有神香的海螺(螺碗)、带有金刚的小铃等。”
“最常用的仪轨法器是作为视觉象征的铜镜和听觉象征的碰铃，一只装满作为嗅觉象征的芳香物的海螺，象征性地代表味觉世界的各种食物、作为触觉譬喻性代表物的一块丝绸”。两相对照比较，宝谛寺佛事用品一应俱备，是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而办的。只是喇嘛全部是满族，诵满文经。仅是语言文字形式的改变，内容完全一致。这些满族喇嘛寺是皇室御用寺庙，佛事活动的开销全由内务府负责，所以我们能在《内务府奏销档》中见到这份很有价值的宝谛寺佛事用品清单。
三
满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十六世纪末倔起于白山黑水间，传统的民族宗教信仰是萨满教。方拱乾著《绝域纪略》记载：“满人初时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合掌以拱立矣。西达于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喇嘛教同，与西土异。不祀神，惟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反映出满族在关外时尚未接受佛教信仰，而与之比邻的蒙古族则普遍信仰喇嘛教了。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建庙，“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七大庙”，是满族最早的建寺庙记录。以建寺表示对蒙古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尊崇，结盟蒙古来发展后金势力争夺辽东。
祟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为供奉元代护法神像嘛哈噶喇，显示征服林丹汗部的胜利，在盛京建实胜寺。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制定的方针，以藏传佛教的保护者的姿态争取蒙古各部的拥戴，为战胜明朝的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又施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不准私自出家当喇嘛，私建喇嘛庙。甚至勒令一些喇嘛还俗。“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除徒弟外多畜人何为”。由此看来，在关外基业初创之时，清帝是不允许满族人出家当喇嘛、建满族喇嘛寺的。如不然，大量的百姓流入喇嘛寺，以区区几十万人的满洲，何以与掌握全国人力物力的明朝抗衡呢?
顺治时期，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国势初定，朝廷方允许满族人建庙出家。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有如下记载：
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奉旨：先前曾禁止满、蒙、汉军私自修建寺庙，或住寺庙上香，送孩童入教，随喇嘛斋戒受戒等。现天下一统，满、蒙、汉军、汉人皆如一家，法律怎可有异?现满、蒙、汉军、诸官民等，若欲兴建寺庙，修复破旧寺庙，往寺庙上香，送孩童入教，随喇嘛斋戎受戒等，无论男女，皆可随意。钦此。我部钦遵圣旨，传布于众。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柔远清吏左司下记曰：
后黄寺。顺治八年创造后黄寺，剃度番僧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
从以上记载可知，顺治八年后，就有满族人出家当喇嘛了，有民间自发之举，有按照清廷规定的寺庙、名额，披剃为僧的。后黄寺(即西黄寺)是顺治为接待五世达赖朝觐特建的驻锡之所。
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年)到京，受到隆重的接待。第二年返藏，得到顺治帝册封的金册金印。从此之后“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正式确立。五世达赖朝额，意义重大，清廷极为重视，顺治九年谕旨：“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争取达赖喇嘛，控制收服蒙古各部，在五世达赖驻锡的西黄寺令满人出家做喇嘛，意在表示清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皈依。西黄寺虽有满族喇嘛，但并不是满族喇嘛庙。
乾隆朝是清代修建喇嘛寺院的最盛时期。乾隆在众多的喇嘛寺院中特建满族寺，目的何在呢?在宝相、宝谛、殊像等寺的碑文中没有提及满人出家之事。在藏文材料中则有明确的说明。《章嘉国师若必多言传》第十三章“在北京建寺庙”中记：
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皇太极)居住莫顿(盛京)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之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团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失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当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之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圣上闻言，龙颜大悦。于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给他们传授居士戒和中间戒(即沙弥戒)。
皇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并因为西藏诵经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于是专门为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音调。
上述记载证明了满族喇嘛寺确是在乾隆本人的倡议下，由章嘉若必多吉指导兴建的。首建的寺院在“京城西面的山脚下”，联系对照前述内务府奏销档材料分析，此寺即是宝谤寺。时间在乾隆十五年左右。《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未明确交待时间，但在前一章即第十二章“莅临佑宁寺弘法”中说明“当时他刚到三十三岁”。章嘉若必多吉圆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70岁。33岁时是乾隆十四年，正与档案所记时间吻合。从这段藏文材料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乾隆修满族喇嘛庙的原因，满族人虽信佛教(即藏传佛教)，但没有出家人，也没有满族人的寺庙。佛教信仰强调皈依佛、法、僧。既信佛，但无僧无寺，自然是一种缺陷。
与建满族喇嘛寺密切相关的是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论疏译成了满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说：
文殊大皇帝(乾隆)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对佛教获得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为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从学府中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其中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
《啸亭杂录》记录此事也很清楚：
乾隆壬辰(1772年)，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文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蕆，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
满文《大藏经》的译刻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才全部完成，历时18年，是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是满族文化史，以至整个肩代文化史中的大事。乾隆把此视为与订《四库全书》、完备十全武功一样重大之事业，他在《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中说明译经目的：“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原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除此而外不便明说的就是满族本身信奉佛教之需，尤其是出家当喇嘛的满族人学习念诵清字经文的需要。
综上所述，乾隆创建满族喇嘛寺，令满族人出家当喇嘛，译刻满文《大藏经》，这样寺院、僧人、经典就齐备了。由此可见乾隆试图把藏传佛教推行于满族中，作为满族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宫廷中萨满祭祀虽然仍是重要的祀典，但萨满教毕竟是粗陋的原始宗教，远远不能适应已经迅速封建化了的满洲贵族与平民的精神需求。
其宗教信仰逐步由萨满教演变为佛教，主要为藏传佛教。乾隆创建满族喇嘛寺，表明在满族统治阶层中宗教信仰的转变。清代的汉地佛教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在内地的影响仍远比藏传佛教大得多。而清统治者却选择了蒙藏等少数民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其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