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首诗恰如其分的形容张五常的自信与骄傲。

张五常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屡屡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为内地改革开放开出药方。他出生于中国香港，幼年时期遇抗日战争，随母亲前往广西避难，成年之后先后求学加拿大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世界名校执教，并担任华盛顿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讲座教授。张五常主要代表作品有《佃农理论》、《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解释》、《蜜蜂的神话》、《卖桔者言》等。

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1991年，他曾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2008年，他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出版后得到广泛关注。在序语中，他骄傲地写到：“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1967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2008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名气与争议往往如影相随。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张五常，很多同行经济学家对他的狂傲不羁颇有微词。在2008年前后，张五常的“惊人之语”风靡一时，有11名教授联名批评张五常，要对“张五常热”“降温”，“扑火”，《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等批判见诸报端。

张五常的狂傲不羁、喜出狂言，让他在经济学圈获得“狂生”之称。其实“狂生”一词，是张五常在二〇〇〇年的一篇题为《狂生傲语》的文章（后以此名结集成书）里自封的，跟着传了开去。

论语有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1935年出生的张五常今年已经83岁，时光流逝，他并没有变得与世无争，依然犀利如初。

这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凤凰网财经原创视频节目《封面》的深度专访。

谈经济：市场经济的鼻祖不是西方，而是中国

张五常：我在1982年回来的时候，科斯叫我回来，我在美国做得很好，很多大公司找我做顾问，学校方面，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对我非常好。（作者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五常：别人是一人一间办公室，我有四间。美国也给了我不少研究金，我请了四五个助手，我做得很好。看到国家有机会开放，科斯叫我回来，他说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懂得最多，又懂得中文，你回去吧。

封面：感谢科斯吗？

张五常：他感谢我，他很关心中国，他看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很开心，他老是跟别人说，幸亏当年叫张五常回去。其实我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做了什么呢？

封面：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认为是实践得最好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学美国。

张五常：（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春秋战国时就普及了，你读过老子，读过韩非子，就会知道这是中国发明的。科斯最清楚，中国很繁荣的汉唐时代，欧洲游牧民族还在打家劫舍。科斯有很大的感慨，在中国雄视地球的时候，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第二个奇迹，就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文化衰落下去，再也不能上来了。唯独中国是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封面：为什么呢？

张五常：他们也搞不清楚，我的解释，中国的文化很纯很厚，天下独有，他们打不死这个文化，他们的文化没有中国的厚度。

封面：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中国的制度应该多自己去研究，而不要抄美国的。

张五常：当然不要抄美国了，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是不蠢的，我都不明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中国的文章是受到注意的，但这十几年没有人理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封面：失落吗？会不会觉得很失落？

张五常：没有问题的，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可以帮到多少就帮多少，我是担心中国青年的教育，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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