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部小成本电影在国内上映。

它的档期夹在主旋律大片《建国伟业》和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

可想而知，票房惨淡，仅有区区五百多万，算上其它成本和票房分账，这部电影可以说亏得底掉。

但它却凭借口碑发酵，在十年间不断被人提及，在2010到2012年间拿到了海内外多个电影奖项。

戴锦华称这部电影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吴晓波则专门写了篇文章向这部电影的主创致意。

它讲述了90年代末的一群下岗工人，在废弃工厂内制造了一架钢琴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钢的琴》

1.工人的挽歌

《钢的琴》看上去像是一出荒诞喜剧。

一群工人被迫下岗之后，生活困窘，妻离子散，却还嫌弃民营工作“磕碜”，不愿为了谋生“解放思想”，竟要请愿保留工厂烟囱，一起为了挽留陈桂林的女儿去造一架钢琴。

这种不切实际的举动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似乎完全无法想象，甚至可笑，荒谬。

就像一个中年程序员突然跑去说相声一样不可理喻，当然，除非他说成了相声界太子郭麒麟的搭档。

而这群普通下岗工人，他们是90年代末东北工人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大多数是50后或60后，大半辈子都在工厂里工作，有着一手基础的工业技能。

他们思想淳朴，服从安排，像一颗颗螺丝钉一样嵌入在国家的工业机器之中。他们是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信仰，乃至生命都献给了工厂和国家。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东北老工业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为国家整体的经济转型和自身经营效益不佳，大量曾创造出巨大财富和价值的工厂倒闭，还在坚持的工厂也要裁掉一大批工人。

在世纪之交的前夜，下岗潮瞬间席卷了整个东北，无数的工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铁饭碗，那些他们最亲切的工厂也人去楼空，只剩下东北大地上一副副锈迹斑斑的厂房躯壳。

《钢的琴》中，爬满枯藤的老墙，塌陷的厂房屋顶，堆满废料的建筑角落和颓败杂乱的工厂车间，描绘的正是那个旧工业时代没落的全景。

下岗工人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人身份和价值观念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像是被突然捞上岸的鱼，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呼吸。

《钢的琴》中陈桂林被人偷走了一块肉，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下岗职工的儿子偷了一块肉，被抓之后全家羞愧难当，这个工人一家在大年夜里包了顿毒饺子，一家子全部中毒身亡。

可见这些下岗工人们大多数仍保留着工人的心气和尊严。

他们瞧不上做生意的人，也看不起卖艺卖唱的，但最终还是向贫困的现实生活低下了头。他们有的成了个体户，做起了小本买卖，有的凭自己的手艺到处找活干，有的成了二人转演员…

《钢的琴》生动地刻画了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工人们：

拉不下脸的二姐夫，还端着工人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只能待业在家，无处可去；

留俄的知识分子工程师汪工，始终以工人自居，想尽办法保留工厂的烟囱；

陈桂林还能弹得一手好琴，淑娴还有一幅好嗓子，他们组建了一支演出乐队，四处卖唱。

可以看到，相对于其它工人，陈桂林其实已经接受了工厂没落，经商为道的市场经济现实，他为了谋生可以卖艺，也可以卖盒饭，他还堂而皇之地告诉二姐“解放思想才能挣到钱”。

然而，当他被一个“思想解放”到道德沦丧的扒手偷走了一块肉之后，才意识到社会转型的影响早已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妻子跟卖假药的人跑了，女儿则提出谁买钢琴她就跟谁。

从平均分配、集体生活，到如今的各谋出路、各安天命，社会的变化已经不是让陈桂林换一种方式谋生那么简单，而是已经改写了所有人看待生活和价值的观念。

那个在工厂体制内团结合作，把荣誉看得比金钱更重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与其说陈桂林的妻子不忠，女儿不孝，倒不如说是社会的变迁夺走了传统工人们的家庭和生活。

摆在陈桂林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答应女儿的需求，给她买一架钢琴。

这是以放弃工人阶级姿态，认同于现代价值观念为代价的。

然而，工人们的普遍贫穷让他彻底放弃买钢琴的想法，偷钢琴也遇到了阻力。他只能依靠工人的生产本能，联合一群人制造一架钢琴出来。

在陈桂林七武士般的召集过程中，他串联起了既彼此独特而又相互团结的工人群像。

淑娴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在她身上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女工的精神面貌。

她热情爽朗，向往爱情，在她面前陈桂林显得窝囊和无能。

她有着工人的仗义和团结，在陈桂林四处借钱时主动施予援手。

同时，她又是克制的，孤独的。在陈桂林被家庭所困时，她说二人的暧昧关系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她从不说爱，却在一次次行动和付出中表达了爱。

淑娴就像是她房间里细长试管里的金鱼，和不见天日的盆栽一样，在压抑和逼仄的空间中努力绽放出生命的能量。

季哥显然是一个善于主持公道的老大哥形象，影片在他出场时便效仿香港黑帮片的配置来衬托他的大哥地位。

但与港片中的黑帮老大不同，他将自己视为工人群体的一份子，因此他体恤工人朋友，也富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到底。

胖头可以说是其中最游手好闲的一个，他打麻将偷牌，陪人跳舞，不务正业。

只有在女儿受人欺负时，他才终于显现出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和担当。

工人作为一个国家曾经的领导阶层，一个名义上的父亲，在国企改制和社会转型中，面临着失业和社会地位骤降的困境。

影片正是通过女儿的危机提示着父亲的焦虑，将其作为工人身份危机的隐喻，指涉着那段工人阶级没落的历史现实。

于是，在胖头和快手放下了个人恩怨，工人们集体出动，找欺负胖头女儿的人算帐时，影片第一次正面展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和气势。

这是工人们在下岗之后，重新在集体的氛围中认同彼此，认同一个共同的目标，最终重新体认工人身份的时刻。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群人可以暂时放下谋生的工作，重新投入到工厂式的劳动中，去生产一架钢琴。

当我们不再以现代人的观念去审视这群人的执拗，而是回到那个变革时代的语境中体验工人们的执着，这个故事也就不再是一出荒诞喜剧，而更像是一首悲哀的挽歌。

就像胖头面对那几个青少年时无处发泄的无奈一般，一架钢琴也无法挽回决意出走的女儿。

重温旧时工人生活的愿景终究会像那两根轰然倒塌的烟囱一样，沉没为一段心有不甘的记忆。

2.历史的荒诞

尽管集体造钢琴的故事十分“现实主义”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工人们的处境和心理，但《钢的琴》看上去仍然是一出荒诞喜剧。

当陈桂林发现王抗美和淑娴有染时，影片不强调《罗生门》或《罗拉快跑》所突出的影像动态和紧张感，反而让镜头远远地看着三个人物相互追逐，他们的动作因此看起来十分滑稽可笑。

《钢的琴》充斥着这样的喜剧性处理手法。

摄影机总是在一个固定机位冷冷地看着角色们的对峙，追赶和打闹。

我将这种处理方式比喻为你十分嫌弃地看一个戴着耳机的人唱歌跳舞。

角色不自知的尴尬和滑稽被摄影机完整的捕捉下来，在一种舞台式的调度中，影片强化了旁观视角所带来的距离感。

距离防止你过度认同于人物，于是也就产生了喜剧效果。

旁观的摄影机视角也是一种基于一定历史距离的视角，这是来自于导演有意为之的风格化处理。

让我们回看片头那段荒诞的葬礼。

镜头缓慢地向左横移，陈桂林和淑娴带领的小乐队在雨中穿着黑色的雨披，唱着俄罗斯歌曲《三套车》。

突然，画外传来葬礼家属叫停的声音，让陈桂林改为更欢快的曲目《步步高》。

这一段落的最后，影片呈现出了这个葬礼的全景：

两根巨大的工厂烟囱前，一座肃穆的灵堂，一曲欢快的民乐。

这种坟头蹦迪式的场面在影片开场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一种以荒谬的方式讲述悲剧的基调。

同时，它也隐喻了《钢的琴》影片自身。

它无疑提示着，这是一出关于传统国有工业和没落工人阶级的葬礼。

而那个叫停的声音也可以被理解为导演有意为之的介入，他不想让这出葬礼显得如此沉重，他要为工人阶级的挽歌披上喜剧的外衣。

让这个在当代人眼里看起来很荒谬，但本质上十分真实的工人记忆，以滑稽的手法叙述出来。

从而使故事文本所指涉的那段转折期的历史，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特质。

影片正是以一种后现代式的叙事，消费着历史距离的同时消解着历史的权威。

也许，关于工人的故事看起来是荒诞的，但它却指向真实的记忆；历史看起来虽然是真实的，但它却十分荒诞。

3.“钢”与“琴”

《钢的琴》最令人费解的地方恐怕是那个突然高潮的结局：

陈桂林解散了制造钢琴的队伍，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集体请愿保留的烟囱也在爆破中灰飞烟灭，滚滚烟尘逐渐湮没了工人们的身影。

而在一曲《山楂树》之后，工人阶级的忧伤突然转为一场西班牙斗牛舞的张扬，陈桂林和他的工友们又开始在昂扬的氛围中铸成了那架钢的琴。

影片在这一段落中，将气势磅礴的西班牙歌舞表演和制造钢琴的过程交叉剪辑在一起。

斗牛舞以一种进行曲的姿态，体现出了工人们在制造钢琴时浪漫与激情的一面。

正如片名《钢的琴》所提示的那样，象征物质和工业属性的“钢”和象征着精神文化的“琴”，立于两端又统一在一个词之中。

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独属于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产。

的确，就像片中陈桂林在偷钢琴之后，独自于雪中弹奏《致爱丽丝》的场景一样，影片以浪漫化的超现实场面刻画了工人们跃然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和生命力量。

这一次，制造钢琴不再是为了挽留女儿，因此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上的诉求。

而是工人们在面对一个时代的逝去，一种人生的巨大转折时，竭尽全力地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以及身为工人阶级的尊严。

那架钢的琴，笨重，粗粝，在毛糙的工业金属质感下，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都不甚准确，但仍能流淌出温润的和谐。

它象征着那个时代下岗工人的坚硬和柔软。

一种基于物质，却超越物质的精神浪漫。

他们以这种浪漫，演绎时代更迭之际最后的激情。

也以这种激情，张扬地反抗着社会的颠覆与裹挟。

如果说《钢的琴》所讲述的故事，是在国企改制的十年之后，为工人阶级唱响的一次挽歌，那么导演也正是以影片本身荒诞而浪漫的风格化处理，践行着工人阶级的精神和信仰。

而在《钢的琴》上映的十年之后，面对“996”和“中年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和人生问题，面对一直未能改变的工薪阶层事实，

我们或许可以在《钢的琴》所揭示的那个尚未泯灭的工人记忆中寻求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钢的琴》，及其所表达的那种对抗生活庸碌和人生挫折的精神，

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