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6年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陆陆续续已经打了4个年头，英法联军从南至北沿着中国的海岸线畅行无阻。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天津，集当时顶尖科技于一身的风帆战舰在海上鲜逢敌手，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1860年英法联军攻克大沽口，洋人开始登陆天津，自此以后通向北京的门户洞开，咸丰皇帝在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之前唯一的指望就是满人赖以起家的骑兵能够遏止英法联军的步伐。

被皇帝授命阻击的僧格林沁眼看敌军一步步逼进京师，无限惆怅之余不免露出几分喜色，愁的是洋人大军压境，喜的是他们终于上岸了。对于满族和蒙古的弓马骑射，僧格林沁始终充满着自信，当年满蒙联手入主中原靠的就是令汉人闻风丧胆的骏马弯刀。在僧格眼里，这些使用鸟铳的洋夷顶多也就放个烟火，在陆上与蒙古铁骑真刀真枪地硬拼，洋人还不够格。无知导致无畏，盲目自信的僧格不会想到对面的英法联军早已淘汰了骑兵集团冲锋那种古老的战术，经过欧洲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洗礼的欧陆军队此刻装备的是最新的燧发枪和套筒刺刀，使用的是简单高效的线列步兵和空心方阵。

线列步兵又称“排队枪毙”，是以士兵密集排列成横队射杀敌人的战术队形，这在交战双方都采用这种战术的欧陆争霸战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由于此时的燧发枪精度很低，单个士兵很难打中目标，为了提高命中率，士兵们只能排成密集横队。而且前膛装弹的过程极为繁琐，要求装填者必须立姿操作，那么战争的胜负就决定于互相对射的双方谁能在单位时间内打出更多的弹丸。上述情况体现在两方旗鼓相当的前提下，如果是面对蒙古骑兵这种封建军队就是一边倒的屠杀了。

英法远道而来，经增兵后也不超过8千人，线列步兵以三层横队的形式位于最前方。步兵后面是炮兵，为步兵提供远程火力，一旦被敌方骑兵突破，线列步兵就会迅速组成枪口朝外的空心方阵。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保护大炮，掩护其持续射击；二是步兵面向四方，没有后顾之忧，射击不存在死角。从印度和北非殖民地调来的骑兵则分列两侧，随时准备包抄和袭扰敌后，当然此时的英法骑兵仍然是以冷兵器为主，他们不作为战场的主力使用。

为打赢这场仗，僧格林沁几乎调集了帝国境内所有的精锐骑兵，共计3万余人，驻扎在北京至通州间的八里桥严阵以待。在装备上，这些来自草原的铁骑仍然以弯刀、弓箭和长矛为主；在战术上，骑兵乘马冲锋至敌前近战，或手持刀剑对砍，或使用弓箭射杀。此时的八旗和绿营也装备了少量的火器，但性能低劣、武器老旧，有限的鸟铳、抬枪和抬炮不仅在数量上无法影响战局，而且在射速和射程上也无法与欧洲新式枪支抗衡。

联军抵达之后，以逸待劳的清军率先发起冲锋，但此时的蒙古铁骑已不是成吉思汗驰骋天下时的军队了。与他们的祖先相比，这群马背上的后裔除了勇气依旧之外，无论是战术还是技能都已经退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拔都西征时的骑兵可以拉开150斤的强弓，满人入关后的骑兵能拉开80斤的硬弓，到鸦片战争时的骑兵只能拉开20到30斤的弱弓。可以想象这样的箭能有多远的射程？又能给敌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对面的联军士兵则是装备燧发枪的密集横队，蒙古马队根本来不及贴近敌人，就已经进入对方的射程范围。之后随着一排排的持续开火，僧格溃不成军。

早在火炮还以实心铅弹为主力弹种的时候，炮兵就已经成为决定战场的关键性力量。拿破仑之所以能够横扫欧洲，与其对火炮的熟练运用是分不开的，此时榴散弹已经取代实心弹，这就意味着蒙古人在迎接联军步枪的密集射击时还要防备某一瞬间飞来的炮弹在马队中间爆炸。仅仅一天时间，3万骑兵损失殆尽，而联军仅仅死亡5人（其中英军2人，法军3人）。当技术形成代差，为痛苦埋单的永远是落后一方，而代价可能是成千上万条人命，也可能是整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