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如今还有必要吗？何况它还是1970年代前的研究成果。《读杜札记》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吉川幸次郎的书，是多年前我在网上买的旧书。这本书，吉川只写到杜甫遭遇安史之乱，后来杜甫到成都及以后的诗作，都没有涉及。我读的很不过瘾，还想找吉川的其他书来读，却发现国内几乎没有。等到读库这两年推出吉川幸次郎系列丛书，我终于尽享吉川的饕餮盛宴。
这里我想谈谈《中国诗史》。它是吉川幸次郎系列丛书中目前最厚的一本，是吉川有关中国诗歌及诗人的部分成果的合著。编者是吉川的学生，他把老师研究的很多精华荟萃在这本书里，从中可以大体窥见吉川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诗史》
[日]吉川幸次郎|著
[日]高桥和巳|编
蔡靖泉 陈顺智 徐少舟|译
读库|新星出版社
2022年9月
先做普通读者，然后才是文学评论家
当下一些文学评论的书，有一种现象：作者对各种文学理论很熟，给人以知识渊博、纵横中西的感觉，但实际上却是为理论而理论，无病呻吟，人云亦云；翻遍全书，作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感悟谈得很少。或者谈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甚至让人产生他并没有读作品的狐疑。
吉川幸次郎不一样。隔着几十年时间的长河，读他的《中国诗史》，仍然能强烈地体会到他首先作为阅读者那种强烈的感受力。读完，让人信服，而且被他独特的创见所吸引。
试举曹植为例。在曹植那么多作品中，选择哪一首诗歌是颇费思量的事情。到底哪首，才最能代表曹植的精神气质，每个阅读者乃至专家恐怕都有自己的答案。而吉川幸次郎说：“曹植的诗歌有着热烈充沛的思想感情，若要了解曹植诗歌的特色，则先读这首《野田黄雀行》大概较为合适。”原诗如下：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吉川幸次郎阐释说，“这首诗首先描绘了两种剧烈动荡的自然景象。‘高树多悲风’，是写高耸的树木招致暴风的吹打，‘海水扬其波’，是写辽阔的大海翻扬着汹涌的波涛，诗正是以这些震撼人心的景象描写作为发端，用以提示隐寓诗中的激切之情。诗在后面所描绘的情景：少年用利剑挑破罗网，放出投入罗网的黄雀，黄雀逃离罗网而飞向高空，又如石子一样落下来向少年致谢，这些情景也都是动人心弦的，并且也隐寓了深沉激切的感情”。
就像《野田黄雀行》是深沉激切的一样，吉川幸次郎的阐释，也完美地还原了曹植的那份深沉激切。这真是好的作品碰到了一个一流的读者。这是作者的幸事，也是我们今天读者的幸事。
曹植的那份深沉激切，也曾被一些文学批评家注意到了。而吉川幸次郎提到曹植对友情的抒写，却是对研究曹植领域独特的贡献。他是这么说的，“曹植这样的抒写和赞美深厚炽热的友情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他之前的时代，即产生《诗经》的先秦时代以及汉代，抒写类似炽烈友情的诗歌，虽然也有传说是汉代苏武与李陵的赠答之作，但它们毕竟不足为信。抒写友情，是曹植之后中国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抒写友情的诗歌，在中国诗歌里的地位，则与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在西方诗歌中所占的地位相同。曹植，则正是中国文学史上书写炽烈友情诗歌的开创者。换言之，曹植乃是友情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的发现者”。
读完吉川幸次郎的这段话，我有想重读曹植的冲动。文学需要新的感受力，而吉川幸次郎的文字帮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文字、对文学的感受力。
而吉川幸次郎作为文学阅读者的感受，在《中国诗史》里还可以看到很多。他甚至不避讳自己的“浅薄”。比如在539页，他提到自己读王士祯的《秋柳四首·其一》“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时的感受，“这两个词（‘黄骢曲’和‘乌夜村’——笔者注），包含有如前所述很不好理解的两个典故。像我这样学识浅薄的人，对这两个典故固然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而与山人同时的，钦佩他这几首诗的人，也不见得全部都清楚。然而，即便是对我这个浅薄无学的人来讲，这两个词也有它的魅力，使我产生了好奇心理。并且，在这两个陌生、洗练、美丽的词语中，我想象到了伴随着的某种传奇性的故事。即使对那些传奇故事的内容并不全部清楚，但想象它们也已经很甜蜜甘美了。再说，这两个词是分别紧连在‘陌上’和‘江南’这两个单词后面，所以，益发令人觉其甘美。‘江南’不用说是一个带有甘美情调的词语，而‘陌上’则可以使人联想到《陌上桑》这一古老的恋歌。因此，它们也是甜美的。”
吉川幸次郎不是不知道清朝已有学者做出解释，指出《黄骢曲》是唐太宗为悼念他的爱驹之死而做的乐曲，而“乌夜村”，则是晋穆帝皇后出生的村子。但吉川仍想尝试，带着自己阅读体验去理解这首诗。因为他认为，提倡“神韵说”的王士祯写这首诗，托寓不是最重要的，语言才是。
作为评论家的吉川：跳出圈外的眼光
吉川幸次郎不仅是一个普通读者，也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学者、文学评论家。他的评论不受政治、国别的裹挟，这也是我读《中国诗史》如沐春风的原因。
在《中国诗史》里，收录了吉川的一篇演讲稿《中国的古典和日本人》，放在最末尾，不注意就略过了，却非常值得一读。从这里，我们也许能找到吉川为何不受政治影响的蛛丝马迹。
在这篇演讲稿里，吉川谈到中国现代作家巴金的一部小说《第四病室》，是讲抗日战争末期，在重庆，一个学生和一个工人同处在一个医院的第四病室。看病的女大夫非常热情，看到这个学生对于做手术很害怕，很紧张，就送了两本书给他，其中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女大夫告诉男学生，“诗歌可以镇定安抚人的神经”。
但年轻的学生充满着对手术的恐惧不安，并没有看这两本书，只是放在一旁。一天醒来，他看到那个在汽车库工作折断右腕的工人在看那本《唐诗三百首》，并且哭了。这个工人在读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吉川幸次郎因此产生很多的感慨，他说：“人类不单是个人的事，‘人’经常作为‘人们’，即经常作为复数的人而存在，在这个基础上，人为众人而生，据此而成为完整的人，因此，作为单数的人而生存，即作为遁隐之人而生活，不是人的本来面目。人的面目本来是，而且应该是向人行善，并且，个人又从他人那里领受善意而生存，这些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精神，经常表现在文学之中，成为对人的广泛的关心，我想，这也是杜甫这首诗的魅力的根本所在。”
在这篇演讲稿中，吉川幸次郎还对日本社会认为“日本人过分现代化，想通过读中国书籍，把它们作为一种反向的力量，将日本人从现代化中拉回来”这种观点提出批评。他说，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中国的书籍当作我们真正接近现代化的力量和营养，来多读一些”。
中国的古代经典、古代诗词文学作品，也是塑造一个人成为现代人的心灵养料，这话是吉川幸次郎讲给同为同胞的日本人听的，但对于我们中国人何尝没有启示呢。相比邻国，我们更应该珍视我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中国诗史》里，吉川还说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话，虽然有些值得商榷。
比如，吉川很早发现了陆游写乡村生活的独特性，“自陶渊明以来，歌咏农村的‘田园诗人’并不少，但像陆游这样，凭感觉来多方面、多角度捕捉农村生活的诗人则没有”。
比如，吉川还单列一章写《金国诗人元好问》，说他是十三世纪首屈一指的诗人，而他“不单是这个世纪首屈一指的诗人，也是中国第一流诗人中的一员”“在厚重这一点上，他也许是继杜甫之后的第一人”。吉川对元好问是不吝赞美之词。
吉川还把司马相如看作“揭开中国文学史序幕的天才人物”，认为其赋表现出极高的艺术修辞性。他也指出，我们要重视司马相如所处的武帝时代，因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国文学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很多学者非常重视魏晋，这是受鲁迅影响，认为这个时期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对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了显著的发展。那么，汉代之于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深究。
在司马相如一章，吉川幸次郎对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也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吉川说：“如实记叙他们那种方式的恋爱故事，在中国文献里可以说是最早的。”这种私通和情爱本来不为儒家所认可，但为什么包括《史记》等在内的书籍都以肯定的态度来记叙，吉川找出的理由是，“这只能说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又一种表现和象征”。
当代学者欧丽娟和吉川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她认为，这不是贵族的行为，只是富有之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不属于当时的上流阶级。
而在《中国诗史》中，吉川非常偏爱阮籍，他说：“若问在中国诗歌里格调最高的作品是什么，笔者将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是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一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吉川一方面是被阮籍诗歌中广阔的视野所吸引，而另一方面是被那种深刻的孤独感所打动。吉川说：“阮籍诗里所抒写的，已经不是以往五言诗里个人的悲欢之情，而是扩大为整个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吉川对中国诗在内的中国文学，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比如他认为，中国文学缺少“积极虚构”的愿望，导致小说和戏曲发展很缓慢。他还说，由于中国人对语言表现技巧的过度注重，使得文学创作不接受新的题材，过分看重过去的、古老的题材，只以追求新的表现技巧为目的……
然而，哪怕这些批评，也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吉川的赞美还是批评，他都不是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出发，将文学变成政治和权力的附庸，而是让文学首先回到阅读，回到人。
吉川个人的故事和他留给我们的书籍一样精彩。他在1928年留学中国，与很多著名的中国学人过往甚密，结下友谊。回到日本后，他难忘中国，喜穿长袍，被人当成中国人，还以此为荣。在大学讲课，他说中国为“我国”，称日本为“贵国”。
也许，正是中国文化这样的深情，吉川才写就了包括《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宋诗概说》《陶渊明传》等一系列的书籍。从吉川的这些书籍开始，我们可以带着各自的思考和阅读体验，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