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国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祖籍福建惠安县。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儿。
1867年，10岁时，辜鸿铭随其义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布朗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得到时任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托马斯·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同校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他遇到《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正是此人使辜鸿铭“再一次成为一个中国人”。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其在晚清的西式学校里掌英语教职，包括武昌自强学堂英语教习、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亦是张之洞在教育事务的幕僚。因其学博中西，故人称“清末怪杰”、“清末狂儒”，为当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据传，当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博通欧洲诸种语言、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还假装懂英文。”辜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拿正著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辜鸿铭与外国人见面时，正好在准备供品，叩头祭祖，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给辜送去一张便条纸，请他来。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来。毛姆后来知道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邀请辜，就自己写了一封非常谦逊的信交送，询问是否可去拜访。两小时后，辜就回信答应。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称“辜疯子”。他总是梳着辫子，走进教室，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辜鸿铭曾一度是坚决的保皇派，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仍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辩称“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于清室，非仅效忠于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于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
辜鸿铭爱吃外国菜，也爱看外国电影。曾经在戏院里看到一幕女妇人赴宴的场面说“看看这些外国女人！上半身，有了身体不穿什么，下半身，身体之外，反拖着衣裙来，上无袄，下无裤！”，因此和在场的外国人士吵了起来。
辜鸿铭喜爱中国姑娘淑姑的小脚，酷嗜嗅女人小脚，讲究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对于清代文化如缠足、长袍、马褂、辫子、纳妾，辜鸿铭坚持终身。他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纳日本大阪心斋桥人吉田贞子为妾。他主张“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出名的比喻是认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壶配几只茶杯。但当时诗人徐志摩结婚时，他的妻子陆小曼曾对他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
辜鸿铭对严复翻译《天演论》及林纾翻译《茶花女》批评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
在清末民初之时的中国，人人都在学西方，都以为近代西方文明优于传统中国文明，将中华传统文化弃如敝履，作为一个中国人，辜鸿铭深感忧虑。他体察到中国人身上特有的气质，温良文雅，让人容易亲近，这一点与欧洲人身上那种暴虐、粗野、蛮横迥然有别，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辜鸿铭看到了传统中国文明的优长，并希望用中国文明之长补西方文明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