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民主败象毕呈，失去了其原来的光彩。今天，众多美国的政治学者，特别是自由派学者对美国民主的现状和前景深感忧虑，并不断思考如何重振或重塑美国民主。美国能够重塑美式民主吗？本文将通过梳理多位学者眼中美国民主的现状、败落根源，分析其对美国社会、国际关系的冲击与影响。

美式民主渐显败落的征象

美国民主的败落严重挫伤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令其难以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美式民主」，更让其以民主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言行变得虚妄和伪善。过去十年来，随著美国右翼势力冒起，甚至逐渐出现一些威权主义的迹象，因而其将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单化为「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斗争」的口号也变得幼稚可笑。美国哈佛大学管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卢肯．梅（Lucan May）今年2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直言美国已经走上威权主义的道路，主要理由是重新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总统正在不断把行政权力和法律法规「武器化」来对付异己分子和拉拢支持者。他们指出：「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民主可能会崩溃，因为它将不再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成年人的充分选举权、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对公民自由的广泛保护。」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开始认为美国民主的崩塌与美国宪法的缺失有莫大关系。他们认为，要挽救美国民主，必须要对美国宪法动大手术。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宪法难乎其难。

如此一来，美国民主的未来确实令人担忧。不过，2021年3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的中美会晤开幕词中仍然满怀自信地指出：「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身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密武器。」他强调，美国是「一个不断重塑（re-invent）自我的国家」。可是，美国民主的不断败落显然证明了沙利文对美国民主的过度自信。

历史上，美式民主经历过多次危机，但最后都化险为夷。美国学者、康奈尔大学美国制度学教授苏珊娜．梅特勒（Suzanne Mettler）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C. 利伯曼（Robert C. Lieberman）在合著的《四大威胁：美国民主不断重演的危机》（2020）（Four Threats: The Recurring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书中指出：「从建国之初到现在，美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国家对民选政府的承诺岌岌可危。在每一个紧急关头，政治斗争都会升级到让美国人担心政府可能垮台、联邦可能解体，或者到达爆发动乱、暴力甚至内战的地步。」「民主危机并非随机发生的；相反，它们是在四种具体威胁下发展起来的：政治两极分化、不同政治群体的冲突、逐渐严重的不平等和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今天，我们首次同时面临这四种威胁。」

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们的《民主如何死亡》（2018）（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中则认为，验证民主已经死亡的征象是民主政治的两个不成文的基本规范不再得到普遍支持。它们分别是「相互宽容」（mutual toleration），即竞争党派之间相互接受对方为合法竞争对手的理解与忍让（forbearance）、政治家在行使其制度特权时应当保持克制（the idea that politicians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deploying their i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他们同时指出，当四种政治情况出现时，人们便应该真正担忧民主的死亡。 它们是：「当政客（1）在言语或行动上拒绝民主游戏规则，（2）否认对手的合法性，（3）容忍或鼓励暴力，（4）表示愿意限制对手（包括媒体）的公民自由时。」这两位美国学者相信，所有上述情况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美国宪法乃至美国法律法规不受政府和政客尊重甚至被违反和践踏。

在众多美国学者眼中，美式民主败落的征象繁多，不胜枚举。它们包括政治不平等、政治领袖的代表性不断流失、金钱政治泛滥、财阀的政治力量不断膨胀、民主共和两党斗争激烈、国会内部党同伐异、参议院运作备受「拉布」（filibuster，指以不断发言方式拖延法案表决时间）所累、行政权力不受约制、最高法院越来越脱离主流民意、管治能力持续下降、公共政策与主流民意脱节或对立、政治制度越来越失去公信力、社会严重分化对立、仇恨情绪弥漫、政治暴力横行等。2025年，特朗普再度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已经出现「不管治」（ungoverning）的危机。达特茅斯学院政治与政府学教授拉塞尔．缪尔黑德 （Russell Muirhead）和哈佛大学政治与政府伦理学教授南希．罗森布鲁姆 （Nancy L. Rosenblum）将「失控治理」定义为「国家能力的退化，以及以不受约束的个人意志取代制定、执行和评估国家政策这一艰难但必要的工作。政府将会把专家排除在外，并绕过正常的资讯收集和咨询程序。此举将削弱国家机器的能力。特朗普对个人忠诚的重视将严重影响他的执政能力。」

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隆．阿西莫格鲁（Daren Acemoglu）也认同说，特朗普政府会让美国的制度进一步崩塌和美国人失去对制度的信任，美国的经济活力也会因此而丧失。人们会更加不信任美式民主和公共机构。在不信任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作为民主要素的「妥协」精神也将荡然无存。

美式民主走向败落的原因

关于美式民主之所以走向败落，美国学者提出过不同的理论和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美国的两大政党都不愿意遵守民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其中共和党的蜕变和行为尤其关键，原因是共和党越来越被那些反美国民主的右翼政治和社会力量所操控。这些势力包括中下阶层的美国白人，落后地区的居民，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观方面较保守人士，激进种族主义分子，宗教狂热人士等。过去，尽管共和党在美国只是少数派政治势力，但它可以通过赢得总统选举、控制国会的一院或两院、在最高法院内得到大多数法官的支持等办法而阻挠政府施政、瘫痪国会运作乃至取得执政权力。在特朗普的再度执政下，这些少数政治势力甚至一跃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多数政治势力，从而全面控制美国总统、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目前我们不能确定共和党所代表的势力能否成为长期的多数派，不过就算日后他们再次成为少数派，他们仍然可以左右和破坏美国政局并不断动摇美国民主的根基。

反美国民主的少数或多数势力的冒起，与美国剧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去工业化、产业结构走向金融化和虚拟化、愈趋庞大的收入差距、中下阶层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年轻人发展机会短缺、价值观（性别、宗教、堕胎、移民、枪械等）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社会构成愈趋复杂化、种族冲突激化，白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共和民主两党都有牢不可破和力量相等的政治支持基础、精英阶层脱离一般群众、那些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缓冲和调解作用的力量（地方势力、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向没落或向其中一边势力靠拢。保守宗教势力扩大、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犯罪和吸毒问题恶化等都是美国社会经历的重大变迁。这些变迁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其他极端思潮的温床。

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采取各种政策，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少侵蚀美式民主根基的后果。同时，美国穷尽气力以中国为敌，企图永续美国全球霸权也对美国民主的运作不利。在与中国为敌的同时，美国国内因为对华立场不同而引发分化和冲突。国内歧视、排斥和袭击华人乃至亚洲人的情况会愈趋普遍。美国政府因为担心被中国渗透和策反而在国内实施严厉控制，从而削弱人权和自由。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范．杰克森（Van Jackson）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讲师迈克尔．布雷内斯（Michael Brenes）在其合著的《竞争：大国竞争如何威胁和平和削弱民主》（2025）（The Rivalry: How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hreatens Peace and Weakens Democracy ）一书中指出：「在与中国竞争的时代，美国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和尖刻。中国是加剧这种两极分化的因素，而不是缓解它的因素。」「把中国当替罪羔羊会让政客们把时间花在逃避民主问责上。这也鼓励他们忽视中国威胁之外的美国人和地球面临的真正问题。」「竞争会激起人们对『其他』敌人的恐惧。冷战期间，对颠覆、间谍和不忠的恐惧导致公民们互相反对。对中国颠覆活动的恐慌在美国再次蔓延。」「关于『第五纵队』（泛指隐藏在对方内部的间谍——编者注）和颠覆的言论的普遍利用加剧了种族恐惧和怨恨的气氛，这种恐惧和怨恨不仅针对中国公民，而且针对那些长得像亚洲人的人，剥夺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享受政治平等的能力。」「（大国竞争）助长了社会反民主的倾向，降低了公民民主的品质。」尤其严重的是， 与中国为敌将会牺牲美国国内的平等并激化极端主义。

美国的反美国民主势力冒起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这与美国宪法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美国宪法让那些反民主的势力有机会和渠道取得政治权力，并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那些势力。事实上，不少美国学者早有提出美国宪法带有反民主本质的主张。十八世纪颁布的美国宪法是各方势力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因此在其诞生时已经有不少缺陷。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在其《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2002）（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一书中早已指出美国宪法内几个非民主（undemocratic）的元素，包括奴隶制（它既没有禁止奴隶制，也没有授权国会这样做）；选举权（宪法未能保障选举权，选举权的资格由各州决定）；总统选举（行政权力掌握在总统手中，根据制宪者的意图和设计，总统的选举不受民众多数和国会的控制）；参议员选举（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任期为六年）；参议院的平等代表权（每个州都被授予相同数量的参议员，不受人口限制）；司法权（宪法未能限制司法机构宣布国会正式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为违宪的法律的权力）；国会权力（国会的权力受到一些局限，令其可能甚至不能在法律上赋权联邦政府采用所有现代民主政府都采用的手段来监管或控制经济平等）。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宪法没有实现政治平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和埃里克．希克勒（Eric Schickler）在他们的新著《党派国家：国家化时代美国政治的危险新逻辑》（2024）（Partisan Nation: The Dangerous New Logic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 Nationalized Era）中感叹说：「今天我们需要问：在这种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宪法秩序还能有效发挥作用吗？它能存活下来吗？」「今天的两极化如此不同，它对我们的宪法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宪法根本不是为了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而设计的。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它放大了治理失调和民主倒退的脆弱性。」

两位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合著的《少数人的暴政：美国民主为何到达临界点》（2023）（Tyranny of the Minority: Why American Democracy Reached the Breaking Point）书中认为，美国宪法容许少数势力享有巨大的左右管治的力量。他们的分析是：「美国宪法是在前民主时代制定的，它允许党派中的少数派经常阻挠多数派，有时甚至统治他们。当他们落入极端主义或反民主党派少数派手中时，就特别危险。」「当今美式民主的弊端更接近相反的问题：选举中得胜的多数派往往无法赢得权力，而即使他们赢得权力，他们也往往无法治理国家。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更紧迫的威胁就是少数人的统治。」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律学教授埃尔温．切莫林斯基（Erwin Chermerinsky）在其《没有民主能永远持续下去：宪法如何威胁美国》（2024）（No Democracy Lasts Forever: How the Constitution Threatens the United States ）的书中更明确指控美国宪法是美国民主败落的元凶，指出要挽救美国民主，美国宪法必须作大幅改革。「拯救美国民主所必需的宪法改革并不难确定。它们必须包括总统的民选、根据人口分配参议院席位、废除或至少改革冗长辩论、限制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消除党派划分选区的弊端，更明确地赋予国会权力特别是在民权方面、限制竞选开支、进一步促进种族平等以及更好地保护投票权。」

无疑，美国宪法实施以来已经作了27次修正，但仍然远远未能彻底清除其反民主的条款。修正美国宪法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事，要修正美国宪法的条款，必须要国会两院都有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四分之三的州议会赞成。今天，美国政治高度对立分化，少数势力不愿意削减权力，在这种恶劣政治局面中修正美国宪法不啻是缘木求鱼，重开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制定新的美国宪法更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美国民主的败落与美国宪法的缺陷有密切关系，而美国宪法又不可能被彻底修改，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分化严重，对外又坚持与中国为敌，那么重振或重塑美国民主、让美国民主获得新生便绝对不可能。相反，美国民主走向进一步衰败便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

美国民主败落的影响

美国民主的败落不仅对美国影响重大，对国际政治的冲击更难以掌握和估计。不过，我们有理由预期，一个滑向威权主义的美国不会再愿意耗费国力来支撑那个它设计和领导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国际秩序」。为了美国自身利益，美国会奉行强权政治，以威迫利诱特别是威迫手段同时压迫盟友、伙伴和敌人，迫使他们向美国让利或屈服。「强权就是公理」和「丛林法则」将会成为国际政治的规则。国际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变成常态，国际组织难以维持国际秩序。美国会减少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不同国家会以自身的狭隘利益为重，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会此起彼伏，很多需要各国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便难以处理。

与此同时，一个走向威权主义的美国在国际上不会再以「民主理念」为号召，会减少输出美式民主，不那么热衷于在别国搞「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和策动「颜色革命」，不太愿意为拉拢盟友而付出代价。同时也会尽量避免卷入战争，反而会更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和利益交换。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变化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崛起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