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的时候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的大意是：“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同时，也最后成功约见了一位相较而言级别并不太高的人。 前者指的是张学良，后面这个人则是罗青长。 罗青长担任过中共中央联络部长助理， 中央调查部部长兼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2014年4月15日去世。 周恩来嘱罗青长：“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12月20日：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724页)。 据罗青长口述，“危在旦夕的周总理提出要见我， 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 急了。这个时候了， 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我赶到医院时， 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中午， 总理苏醒过来， 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 按照公开说法，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情况怎么样， 蒋经国情况怎么样。在罗青长简单做了汇报之后， 周恩来说， 台湾问题最好是我们的老一代来解决， 国共合作嘛， 我们都亲自经历过的， 不然将来可能夜长梦多。同时他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则另有一番回忆，“12月20日晨5时，总理让我请罗青长来医院，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核准后，我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我回到病房准备向总理报告已通知到罗青长。但当我靠近病床时，总理已经睡着了，所以只好等他醒来。我站在床边，一直等到他醒来，他睁开眼便问我：‘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我说已告诉他本人，总理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谈话进行近二十分钟，罗青长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总理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2页) 罗青长则回忆：“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 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 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接着， 总理吃力地用颤抖的手， 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我接过来一看， 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 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显然是总理批示时因手的颤抖而留下的笔迹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 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弄清真相， 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 托， 托，托。”(李立：《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载《两岸关系》2003年第2期，第43-44页。) 不过，这段回忆恐有偏差。 1998 年3月5日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日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8集是《总理与两岸关系》，最后部分说到：1975年9月4 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 1975年的两岸背景是蒋介石去世， 蒋经国上台。周恩来对蒋经国不太了解。此时，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了《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 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和理解， 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 一) 不会出卖台湾， 向外国卖身求荣； ( 二) 不会投降大陆； ( 三)不会把台湾搞乱， 而能有一番作为。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这些言论， 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于是才有了1975年9月4日，周恩来请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周恩来外事秘书钱嘉东及对蔡省三谈话内容的批示。 罗青长：“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王朝柱写作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罗青长出任顾问。在一次交谈中，罗青长说“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周恩来轶事二则，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59-60页) 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 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八年抗战期间， 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 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 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要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 罗老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 “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人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周恩来轶事二则，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60页) 其实，1950年2月，张镇已经在台北病故。 对周恩来临终所托贡献如何 对于周恩来所说的“在台老朋友”，罗青长认为其中一人是张学良。他是根据一段往事作出的判断：1960年，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罗青长陪同周恩来出席宴会。周恩来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32年后的1992年，罗青长手书“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托人交给张学良。1996年，罗青长委托阎明光再次转交，时居美国的张学良问阎明光：“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 罗青长对周恩来的遗言理解未免过于片面，他做的重大付诸行动的事情是给张学良捎信，1996年才收到。 这里不妨回顾下当时的两岸现状，借此可以管窥周恩来此语颇有所指。 1960年代初，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各位给台湾军政负责人写信。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 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四句话： “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 不归何待？ ”周恩来在张治中致陈诚的信中提出： “只要台湾归回祖国， 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蒋介石)与兄(陈诚) 意见妥善处理”。这次大规模的致信行动，涉及多为在台对大陆友好人士，而身陷幽禁的张学良当然不在此列。 周恩来健在时，有段罗青长参与的轶事显示周没有忘记在台老朋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素与中共关系不薄。1949年11月， 他去台湾后， 经常通过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同大陆家属联系。1961年3月， 他写信给吴季玉， 说今年是他在陕北的原配夫人高仲林的80寿辰，可惜自己不在大陆， 怕她的生日很冷落， 颇为担心。当时， 章士钊正巧在香港，得知此事后， 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青长给屈武打电话，请他以女婿的名义专程赴西安为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祝寿， 并叮嘱他绝不能让这件小事使于老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给于右任写信时， 特别提到了周恩来的关照， 并将周恩来隐称为“濂溪先生”。于右任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