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地区的寺院中，常能见到标挂古树铭牌的银杏树，每到深秋时节，它们便成为全市古树中的“颜值担当”。近日，据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张文大反映，在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处寺庙遗址，生长着两棵体量硕大的银杏树，是当地龙泉寺遗址幸存下来的“活文物”，均已达到一级古树标准却并未挂牌保护。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两棵银杏树的存在，并正按照流程开展挂牌保护工作。
两棵银杏树胸径均已“超标”
七王坟村位于海淀区西北部的阳台山。近日，北青报记者跟随张文大，沿村西小径攀爬约5分钟后，林中两棵体量硕大的银杏树出现在眼前。这两棵树生长在西高东低的山坡上，仿佛两位携手相伴的老者，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
这两棵大树虽同为银杏，树形却截然不同。西侧银杏树主干粗壮，两名成年人难以将其合抱，其主干在2米到3米处开始分枝，4根大枝蜿蜒曲折，延展成庞大的树冠，在其树阴下能捡到银杏果实，证明其雌株身份。
东侧银杏树没有鲜明的主干，而是由5根树干聚在一起，各自笔直生长，5根树干没有主次之分，只是粗细有别，从高约5米处开始陆续分枝，其树冠与西侧银杏相互叠压。张文大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棵银杏树的5根树干通直探天，当地群众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五炷香”。
张文大目测，如此大体量的银杏树，已经达到北京市一级古树标准。但北青报记者在现场并未找到市园林绿化局制发的古树铭牌。为掌握这两棵银杏树的体量数据，北青报记者进行了实地测量。
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评价标准》，古树的确认和分级以树龄为依据，暂不能确定树龄的，按树木胸径确认并分级。胸径，即树木根茎以上离地面1.3米处的主干带皮直径。银杏树胸径≥100厘米为一级古树。
经测量，西侧银杏树胸围425厘米，换算成胸径约135厘米，超出北京市银杏一级古树标准35厘米。而测量东侧的“五炷香”则相对复杂，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评价标准》，古树名木胸径以下分枝或从基部萌生出幼树的，其胸径或地径为各主枝或各萌生幼树与主干胸径或地径之和。经测量“五炷香”的胸围分别是250厘米、200厘米、170厘米、115厘米、112厘米，其胸径之和约270厘米。
从胸径数据上来看，这两棵银杏树均已超出北京市一级古树标准。
园林部门正在进行挂牌保护申报
北京市最近一轮古树普查开展于2017年，这也是本市第四次开展全市范围的古树名木资源调查。2018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全市4万余株古树名木换发新版树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挂红牌，树龄100年至300年的二级古树挂绿牌。树牌显示编号、树种、年代等内容，用微信扫描树牌上的二维码，还能获得古树的高度、冠幅、胸围及其相关的历史信息。
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对行政辖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登记、建立档案、卫星定位，制定保护措施并确定管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标挂统一的标识，并将上述事项完成情况报市园林绿化局备案。那么七王坟村西的两棵银杏树，为何没能标挂古树铭牌？
昨天下午，北青报记者从苏家坨镇林业工作站了解到，该单位负责镇域内的古树巡查，但七王坟村西的两棵大银杏树，并未在其古树台账上。
随后，北青报记者致电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绿化管理科，一位负责古树名木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公众对于古树名木的关注，今年已有市民通过12345热线，向他们反映这两棵树的情况，他们已与当地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并发现其中一棵树上有生虫的情况，随后他们对其死杈等问题进行了处理。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虽然这两棵银杏树尚未挂牌，但他们已按相关流程进行挂牌保护的申报工作，后续会加强管护。
北青报记者也注意到，虽然这两棵银杏树尚未挂牌，但已有人为养护迹象，例如，树枝上有修剪痕迹，还垒砌了两座树池。
两棵银杏树或为龙泉寺幸存遗迹
据《中国银杏志》记载，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有银杏古树分布，其中以湖北、四川、陕西、湖南、浙江、贵州、北京银杏古树较多。北京各区均有银杏古树分布，按生长地点大体可分为4类：即生长在寺庙内外、公园内栽植用作观赏的、路边栽为行道树的、历史文化名人住宅和私人庭院零星栽植的。
七王坟村西的两棵古银杏树属于哪一类？据张文大走访调查，两棵古银杏树的生长地原为龙泉寺，寺院房屋毁于1947年，现仅存部分建筑遗迹。“这两棵大银杏是龙泉寺最显著的历史物证，能幸存下来实属不易，希望相关部门能保护好这样珍贵的植物地标。”
而在海淀区政府网站2023年6月公布的《海淀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北青报记者并未找到七王坟村西龙泉寺遗迹，查阅《北京郊区古树名木志》也未见这两棵银杏树的记载。但北青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寻找到四方面的证据，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龙泉寺的存在。
首先，在银杏树附近至今仍有山泉流淌，上山打水的附近村民络绎不绝，其自然条件与龙泉寺之名基本吻合。
其次，从文献资料的角度，可以证明银杏树与龙泉寺的密切关系。《海淀区地名志》中有确切记载，七王坟村西原龙泉寺，有古银杏树，其中一棵被称为“五炷香”。
此外，北青报记者在张文大的指引下，还找到多处建筑遗迹。在银杏树北侧有一块台地，东面为阶梯状护坡，每阶高约两米，由厚重的毛石垒砌；沿护坡旁的石阶小道登上台地，能发现疑为龙泉寺的建筑基石和排水设施；在台地西侧有一小山洞，仅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蹲坐其中，洞口处垒有青砖券门、外包石墙，看上去古香古色，洞外还有一块碾盘；台地北侧有一天然泄水沟涧，沟谷上方立跨涧石平桥一座，桥面由三块长方形条石拼砌而成，石材表面有规整古朴的斧剁痕。
值得一提的是，北青报记者在附近的山石上，还能看到龙泉寺的摩崖界石，上刻繁体字“龍泉寺北界”。“界石上的刻字，不仅证明龙泉寺的存在，还标定了龙泉寺的用地范围。”张文大介绍，他已找到龙泉寺的北界石、东界石和南界石，龙泉寺西侧是高山，有无界石还需进一步走访查证。
延伸
“五炷香”曾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秘密联络点
在古刹繁多的北京地区，七王坟村西龙泉寺仅存遗迹且位置偏僻隐蔽，因此逐渐被公众所遗忘。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龙泉寺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联络点。
时间回到1937年12月，英国学者林迈可（原名麦克尔·林赛）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从温哥华乘船出发与白求恩同路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迈可多次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通讯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等稀缺物资，使晋察冀根据地的电台、临时武器库和战地医院保持了正常运转。
据《京彩苏家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阳台山麓》一书记载，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宣战。林迈可从电台广播中得知消息后，立即携夫人和同事威廉夫妇，转移至七王坟山脚下的龙泉寺联络点（俗称“五炷香”），等待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接应。当晚，林迈可夫妇、威廉夫妇和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接头，合住在龙泉寺附近的房屋内。次日，在八路军特派员肖方陪同下，他们从龙泉寺出发，沿秘密交通线翻过现在门头沟与海淀交界的小黑山，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到达晋察冀边区腹地，进而转往延安。
201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位于海淀区管家岭、车耳营、凤凰岭至门头沟这条“秘密交通线”，还得名“林迈可小道”。张文大认为，龙泉寺“五炷香”作为林迈可小道的真实节点，不该被历史所遗忘。
对话
公众参与已成为文物普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话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
北青报：古银杏树与龙泉寺存在怎样的关联？
刘卫东：古树名木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珍贵的生态、文化、景观和生物学价值，是“会呼吸的活文物”。北京很多寺庙中生长有古银杏树，如五塔寺、大觉寺、潭柘寺等。从照片上来看，七王坟村西的两棵银杏树，很可能是当地龙泉寺的植物地标，与佛教存在着密切关系，有可能栽植于明代。这两棵树生长在山坡上，立地条件一般，不像是在寺庙山门前、殿宇前所栽，有可能是龙泉寺香道旁的树。这座龙泉寺被毁所剩无几，古树却幸存下来，其珍贵独特且不可复制。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龙泉寺遗址的现状？
刘卫东：从现场照片来看，龙泉寺并非仅存遗址，而是有迹可循。张文大在龙泉寺地界内发现了古树、古道、护坡、券洞、石桥、刻石等遗迹，尤其是发现南、北、东三个方向的摩崖刻石，使其寺界四至有三，将这些零散遗迹连缀起来，就能勾勒出龙泉寺的用地规模。在龙泉寺遗址范围内，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庙碑存在，例如龙泉寺的西侧界碑等，其中或许蕴藏着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更让人赞叹的是，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的银杏树附近，至今还有泉水流淌，可见龙泉寺绝非徒有虚名。
北青报：在北京地区似乎有好几座龙泉寺？
刘卫东：在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密云区都有龙泉寺，昌平区有龙泉禅寺，门头沟区还曾有座龙泉庵。在海淀区，除七王坟村西的龙泉寺遗迹，凤凰岭下也有一座龙泉寺，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座距离相近的龙泉寺，有可能存在上下寺的关系。分布于本市各地的龙泉寺，反映出古人对水的追求，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北青报：对于龙泉寺遗址应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刘卫东：1949年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建议文物部门、园林绿化部门将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纳入调查范围，组织各自领域专家开展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古树也是文物之一，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历史。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群众在文物普查中发挥的作用？
刘卫东：我们常见的文保志愿者，主要在博物馆中提供讲解服务，但还有一些文保志愿者，默默奔走于田间地头或山野之中，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张文大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口述史调查，相互比对、相互印证，大致还原出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的遗迹、规模，以及消失时间，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因此，文物普查不能仅靠官方力量，还需要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拾遗补阙。近年来，包括张文大在内的一些文保志愿者，已通过向文物部门提交“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的途径，为诸多历史遗迹争取到法定文物身份，他们已成为文物普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文/本报记者崔毅飞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