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中国战国中期，亚历山大20岁继位，21岁一统希腊，22岁率军东征，十年之内先后灭掉古埃及、古波斯、古印度，打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时年32岁，33岁时突然暴毙，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

以蒙古帝国西征看，蒙古分三次共计三代人耗时40年，整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战斗，包括一些失败的战斗，才有后来西征的成就。比蒙古帝国早了1000多年的亚历山大，只用区区十年就从马其顿打到印度，难免让人产生怀疑。

那么，如此传奇的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其带来的“希腊化时代”，到底存不存在呢？其实，这个问题还真不能轻易质疑，因为一旦质疑了，就会被一大群言必称古希腊的人嘲讽、鄙视，但问题在于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时代”的确存在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无法不让人质疑，比如中国史书记载带来的下述一个问题。

西方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东方，让被征服的国家都沐浴在了希腊文明之下，古希腊文明成为这些地区的主导文化，这一阶段被称之为“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其中一个独立出来的小国，在汉朝时与中国有过往来，而中国使者张骞的记载却与“希腊化时代”极不相符。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征服阿富汗东北部，该地被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地区”。由于该地是古代中亚、南亚、西亚和东亚的交通枢纽，所以他就以此为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

亚历山大去世后，庞大的帝国分裂为以马其顿—希腊为中心的卡山德王朝、亚洲的塞琉古帝国、占据埃及和叙利亚的托勒密王朝，其中“巴克特里亚地区”成为塞琉古王朝的一部分，之后更有大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移居此地。其中，塞琉古帝国版图最大，西至叙利亚、小亚细亚，东至中国新疆，南至印度河一带。

公元前255年，安息人反叛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趁机独立，于是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在巴克特里亚最强盛时，疆域东起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恒河中游流域，西达波斯东部沙漠，南抵孟买湾，北达中亚的锡尔河，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公元前145年，受到匈奴压迫的大月氏西逃，随后与部分塞种人联手征服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中所谓的“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

六年之后，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被匈奴拘留十年，逃脱之后穿过西域，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后来到达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最后在康居护送下到达大月氏国。

张骞在大夏逗留了1年多，游览了很多地方，在大夏蓝氏城见到过从印度运过来的邛竹杖、蜀布（反映出四川与印度早有贸易往来），但他描述大夏时说“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即与大宛风俗相同，没有大君长，城镇往往设有小君长，士兵畏战，但当地人善于做买卖。从张骞描述来说，大夏并没有什么希腊化城市的痕迹。

大夏本是古希腊人统治，自然会有很多古希腊风格的文化遗存，应与大宛（被大夏统治的时间极为短暂）差别较大，而从大月氏征服大夏到张骞到来，中间不到20年，因此张骞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古希腊文化存在，但为何张骞却说“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

凿空西域之后，汉朝与西域往来愈发频繁，对中西亚了解越来越多，这时有这么一段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波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就是说，大宛到安息的国家，风俗习惯都大差不差，但不懂铸造钱器，汉人教会他们铸造兵器，另外他们得到汉朝的黄金白银之后，不是用作钱币，而是“辄以为器”。

西方历史告诉我们，古希腊科技非常先进，早已懂得铸造各种钱器。但经过“古希腊文明”沐浴数百年的地区，为何还“不知铸钱器”？显然，《大宛列传》的这段记载不太符合“希腊化时代”的逻辑。

总之，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来看，似乎大夏、以及“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地区并未“希腊化”。

笔者做一个正常推理：如果亚历山大东征时，真的征服并统治了大夏等庞大地区，那么当地必然存在一些征服与被征服的记忆，不可能集体遗忘。

但张骞前后2次出使西域，之后数百年中汉军多次到达西域，丝绸之路上汉人与西部外族又往来频繁，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消息为何没有一点传到中国？

要知道，尤其是张骞出使西域，对异域的一切都很好奇，收集了很多西部势力的消息，引进了很多蔬菜水果种子，如果他知道亚历山大东征事迹，或知道大夏统治者的特别来历，不太可能不将之记录在案。

总而言之，虽然不能因为《大宛列传》的记载，就武断地否定“希腊化时代”、以及亚历山大东征，但张骞等汉军的考察实录，的确让人有理由怀疑“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的真实性。